后记

在十三四年前，为了撰写《我的祖父马连良》，曾经翻阅了大量有关祖父的史料，从中也接触到他的文章。那时我对他文章中提出的一些艺术理念未能深入理解，因此在我的脑海中尚且没有形成为他出版文集的概念。近些年来，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许多我们以前未曾发现的史料也不断涌现。特别是由上海李世强先生主编的《马连良艺事年谱》在2012年出版以后，为马派艺术研究开辟了一条有如“直道”般的必由之路。其中收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戏剧报道、艺术评论等文章，可以让读者清晰地看到马派艺术的发展轨迹以及祖父的艺术理念，令人叹为观止啧啧称赏。

譬如，祖父在1936年发表的《演剧近感》一文中指出：“我现在自忖天赋和工力，去古甚远。所以我抱定了主意，是戏剧要复古。因为古人研究的奥妙，我们还没有完全领会和表现。反过来，戏曲含义要取新，不要让他失去戏曲的原义，能辅社教，使他有存在的价值。”这篇文章对我的触动很大，他的意思简而言之就是：在艺术手段上，要尽最大可能继承传统的东西；在戏剧作品的创作寓意上，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距今八十多年前的日子里，作为从事传统艺术的祖父马连良，思想上绝无墨守成规的藩篱，能够提出这样高屋建瓴的艺术理念，果然不负一代宗师的大名。可以说，这一远见卓识的理念是他毕生的艺术指导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戏剧创作之中。反观今日之戏剧界，这种理念不也是正当其时吗？

于是，去年马连良艺术研究会决定由北京的青年编剧家丁嘉鹏先生及上海的京剧研究家李世强先生和我一起组成“马连良文集编委会”，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把祖父更多更好的文章挖掘整理出来，以期达到“奇文共欣赏”的目的。

这项工作最困难的地方是搜集，没有一定的文字量是无法结集出版的。但是，有关祖父的文章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各种报刊中，自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时间跨越四十余年。在没有任何线索和指引的前提下，要想搜集整理出一定量的文字资料，谈何容易。

我们决定从围绕着祖父马连良的署名文章、访谈自述以及信札诗词等方面来进行查找，但内容必须要紧紧扣住一个主题——艺术。在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按照上述的标准，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搜集到了近百篇相关文章。又经过进一步的筛查遴选，将其中七十篇左右的文章入选文集，按照思人忆事、谈剧论艺、传道授业、信札诗词、自报家门、管中窥豹、启事文告等多个专题板块组成全书。

查找资料的过程，也是我又一次学习马派艺术，进一步认识祖父马连良的过程。许多以前没能理解的事情，未能深究的问题，随着研读祖父的文章，也能够逐渐地豁然开朗了。特别是他艺术人生的几个重要结点，如早年如何实践自我、中年如何提升自我以及晚年如何超越自我等等，这些内容在文章都提供了详细的注解。

祖父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他的艺术已经被世人称之为“马派”。论述马派形成的文章不少，但还是他自己说起来比较直接质朴、一语中的。1953年，上海《新民晚报》对祖父的采访中这样写道：从贾洪林那里他学会了“做”，他喜欢贾洪林载歌载舞、淋漓尽致的演戏。他认为“做”应该要从内心到外形，但也不能像话剧那样做，还要有舞蹈美。他反对过火和过多的外形动作。接着他说，为了要这样演戏，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发生了。唱腔不能不脱离一定成规，随着剧情而有所变化，舞台面要干净美观，配角要整齐，而且不断要有新戏。

我想这就是马派艺术最初的本源动力。祖父向贾洪林先生直接面对面地学习艺术的时间并不长，但他能够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将贾先生的艺术手段、表演精髓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不但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而且也为沿着这条艺术道路走下去奠定了信心，为他日后的实践自我——形成马派艺术，打下了“独树一帜”的坚实基础。

著名剧评家何卓然1931年3月31日曾于《大报》发表《马连良在平最近之戏》一文，节选部分内容如下：

观众都夸奖马连良的戏，唱的腔调怎样新颖，做工表情如何细腻，搭配整齐，穿插紧严，佳音妙奏，得未曾有。唯独我看马连良，在他艺术以外，定有远大的思想，隐寓着一种讽世励俗的意义。《四进士》，形容贪官朋比行贿，幸而有宋士杰，见义勇为，直有大无畏革命的精神，提掖民权，儆惕污吏。《白蟒台》，奸雄末路，拥兵自卫，终不可恃。今兹兴风作浪之野心军阀，虽失败而匿外国租界，终不免于成禽，作野心家之当头棒喝，用意至深。其《借东风》一剧，取材于有价值之稗史，使观众恍睹分鼎当代英雄，萃于一幕，启迪智慧不小。《要离刺庆忌》，哀壮动人，颇能鼓舞志士爱国、杀身成仁的志趣，且寓有柔可制刚、谋能败勇。综观此数出本戏，其高尚之点，何只具艺术上之价值，谓为含有“讽世励俗”的意义，谁曰不宜？

在20世纪30年代，祖父的扶风社成立以后，他几乎每年创作一部新戏，如《苏武牧羊》《串龙珠》《春秋笔》《十老安刘》等这些讴歌华夏英雄、弘扬民族正气的作品，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京剧界中的少壮派李万春、马最良、言少朋等争相效仿。究其成功的原因，与他个人的主观洞察力、舆论界的大声疾呼以及当年大背景下时代的需要息息相关。

翻看这一时期的民国报刊，时代大背景清晰可见。连篇累牍的头版内容都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步步逼近，民众抗议之声不绝于耳，民国政府穿梭调停，列强纷纷绥靖自保。平津危亡，华北危亡，中国危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人之中精神萎靡者有之，妄自菲薄者有之，苟且偷安者有之。灾难即将来临，身处灾难中心而不自知者大有人在。

有识之士不忍家破人亡、亡国灭种，纷纷在报刊中振臂疾呼，提倡振奋民族精神，讴歌中国的伟大历史，向世界宣告我们是不屈的民族。著名剧评家哈杀黄1934年初在《有含意之戏本刊行》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所刊行各本胥取含有意义者，旧剧如《托兆碰碑》，小调如《淞沪战》等，希于低级社会时尚娱乐中，灌输古代名臣壮烈事迹，勿忘侵我之敌人。勿将‘抗’的心性，消灭于‘参禅’‘跳舞’‘捧伶’诸麻木意境中。”

马派传人马最良在1935年《实报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国剧的检讨》的文章，他曾这样写道：“国剧欲图发扬，则需编写历史剧，虽不能按编年体裁，事无巨细，皆演成戏剧，而凡足以表现中国光荣历史者，均应搜集编演。以期对外国人士，使其由戏剧认识中国历史，对内则可提携国民，向善振刷精神，固不必专为一人艺术，因利就便，转置国家历史于末端，斯则最良亟亟欲图改善者耳。”作为马派艺术追随者的最良先生，他的这段文字与祖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理念互为印证。

祖父在1932年有一出做工极佳的《假金牌》上演，有人甚至高度评价该剧为马派艺术中期做工戏的代表作，每贴必满。但是祖父认为，张居正是明朝的中兴之臣，不该在剧中加以贬损。即便是该剧很能施展自己的艺术手段，表现个人的艺术魅力，但与时代需要讴歌民族英雄的大环境不合，于是毅然决然地将该剧“挂”了起来。这正是“不必专为一人艺术，因利就便，转置国家历史于末端”的具体体现。

他的戏剧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受到热烈的追捧，正是由于他这一份爱国的情怀，以及“技艺要复古，含义要取新”的艺术指导思想作为支撑，才创作出被媒体誉为“富有民族意识，描写人民痛受异族压迫，恨而抗争”的《串龙珠》和“舍生取义，共御外侮”的《春秋笔》。他明显不愿做只知唱戏谋生的戏匠，以他那“寓言托迹、警心惕俗”的戏剧，让一名具有正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活生生地伫立在我们面前。他凭着艺术家前瞻性的思维和他那极具震撼力度的戏剧作品，在时代的大潮中提升自我。

1961年，他在《论师徒》一文中写道：老师并不一定要求徒弟“圣行颜随”地亦步亦趋。以我的弟子而论，言少朋就是属于“入迷”之列，但是他还是有自己发展的，他的唱、念、表演之中有“言家门儿”的成分，这是好现象。王金璐是我早期门徒，后来他因嗓子关系改习武生，继承“杨派”艺术很有造诣，可是，他在武戏中的人物创造上也有我的教学成绩，我并不以他不直接继承我而不愉快，相反地，我很高兴。李慕良在今天来说是杰出的琴师，他对于我的帮助很大，我也深以能够在音乐方面培养出这样一个弟子为满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年过花甲的祖父倍感艺术传承的重要，觉得自己身上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集中收徒十余人，传帮带亲力亲为。他那种“为祖师爷传道”的敬业精神，已经不局限于京剧马派的艺术畛域。他怀着一副大戏曲的胸襟，旨在为梨园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一句“我的徒弟未必一定要学马派”，感动了多少青年学子。戏剧大师不断超越自我的高尚情操，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凡此种种，在他的文章中不胜枚举。七十余篇文章，不仅记述了祖父几十年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是马派艺术从朝霞满天步入正午辉煌再到夕阳无限好的全程佐证，更是马派艺术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每次对祖父文章进行通读时，好像对他的艺术人生又多了一重新的感悟和认知，希望本书也能给读者带来同样的效果，也不枉我们编委会成员近一年来的努力。

另外，祖父一生当中结交过不少文人朋友，他们分别是邵飘萍、徐凌霄、王剑锋、何卓然、汪侠公、关仲莹、李亦青、吴幻荪、翁偶虹、郑子褒、丁悚、沈睦公、步林屋、余遥坤、陈蝶衣、吴玉如、沈苇窗、老舍、许姬传、吴晓铃、朱家溍、刘辛原等。祖父的一些署名文章是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捉刀代笔，但其中主旨内容是经过祖父的口述及首肯的。在此提及这些文化大家的名字，既是对他们所写文章表达感谢之意，又是对他们与祖父马连良之间深厚友谊的一种纪念。

欧阳中石先生研究马派艺术多年，并与马家三代人交情甚笃，我每次向他求助的时候，他都欣然应允，令我由衷敬佩。在我拜读了他的大作《马连良先生留给后人的启示》后，决定用此文作为本文集的序言，于是便与欧阳启名大姐商议，得到了一如既往的支持。我想，先生虽已离去，他在天堂之上亦当欣慰。

在编纂过程中，我的许多青年朋友们，出于他们对国粹艺术的热爱，为本书贡献良多，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他们分别是黄加佳、郭玮、申子尧、罗兰等，在此特别鸣谢。另外，还要感谢李玉书先生的弟子李金铭先生，细心保留了祖父与弟子李玉书的书信；感谢梅兰芳纪念馆，完好保存了马梅之间的通信记录；感谢文史鉴藏家方继孝先生，收集了大量的祖父艺术资料；感谢祖父的弟子迟金声先生，多年以前就将祖父文章的剪报合订成集并转赠予我，今天终于发挥了它真正的作用；感谢著名书法家、戏曲编导马铁汉先生为本书题签；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对祖父资料的不断收集，以及他们对我工作一如既往的支持与鼓励。我相信，有关祖父马连良的文章应该尚有一些未曾找到，定有不少的疏漏之处，在这里也只好用“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来安慰自己了。

最后，特别要感谢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对本书的大力支持，让我们能够在马连良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以出版其文集的形式，为他献上我们的一瓣心香。

“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落叶化为土，春来花满山。”1963年时，郭沫若先生曾手书上述诗句赠送祖父马连良。当时正是祖父一心整理总结马派艺术资料的时候，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完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抚今思昔，更觉郭老所书诗句意味深长。

马　龙
2020年11月12日
于京华古历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