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词——谈艺余录之一

改词
——谈艺余录之一

我想在这儿谈叙有关京剧用词和改词的一些浅薄的体会。首先，应该肯定地说，自从开国以来，我们的传统戏曲在语言的运用上是有了较前大不相同的变化。不过，也应当指出，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所谓使用语言有着较前大不相同的变化，最主要的也是最明显的现象是演员们在思想上重视了舞台语言，而且一反过去的保守观点，认识到舞台语言不是一成不变、不能修改的。

事实上，我们的任何一个传统剧目恐怕在编写和演出的过程中，没有不是经过许许多多的大的修改和长时期的不断的加工的。不过改变的速度绝对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快，这当然是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因此，我们在这样优越的社会制度和毛主席指出的文艺方向的光辉指导之下，发觉某一个戏里的词句有不妥的地方，对它进行改动就成为当然而合理的行动，不会有人怀疑顾虑的了。

以我个人来说，尽管我不是语言学家，文化程度又不够，可是我仍旧把一些戏里的唱词和念白，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只要不够恰当，便做了一些或多或少的改动。这些改动，大致可以分作如下的几方面来谈。

在开国以前，我们在舞台上时常可以听到一些很低级庸俗的词儿，既谈不到艺术趣味，听上去又非常刺耳，甚至有人还认为这样才能刻画人物性格，才能取得观众的欣赏，并且直到现在还有个别的演员偶尔使用这种不纯洁、不健康的语言来讨台下的掌声。但是，我们绝大多数戏剧工作者已经认识到那是必须加以澄清的。例如《借赵云》里张飞被典韦战败回营时，对军士们说：“我把你们这些王八×的。”听着十分不堪，而且损伤了张飞的完美形象。因此在一次演出中，我告诉袁世海同志把它改成“我把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舞台效果也没有降低。以上一种是属于戏词“纯洁化”的部分。这个工作比较简单易举，因为毒素不难辨识，清除出去就完成了任务。

跟着来的是“正确化”的工作，这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项工作需要具备有关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以前我们的戏词里除了一些低级庸俗的词句用语之外，还大量使用生造的词儿，不适当地简化词儿，或者是误用词儿。有些是一直沿用成为习惯，竟至达到“见怪不怪”的程度。

例如，《苏武牧羊》里卫律有一句唱词，原来是“人来与爷带虎豹”，便很费解。到底他骑的是虎，还是豹呢？当然全不是。这就属于用词不当的范围，干脆改为“人来与爷前引道”。又如在《审头刺汤》里陆炳唱的两句［散板］：“大炮一响人头落，为人休犯律萧何。”“律萧何”这种倒装用法也很别扭，为了把它改得通顺，索性换一换辙口，改成“大炮一响人头掉，为人休犯法律条”。

与这个戏犯有同样毛病，可是因为关系到整段唱词的“辙口”，改一句就要牵动全局的例子，是《定军山》里黄忠接令后那一大段［二六］，“在黄罗宝帐领将令……”到最后一句“来来来带过爷的马能行”。这个“马能行”也非常可笑。这类的倒装构词方法，正如前面所说“相沿成为习惯”，谁都知道不通，可是谁也不愿意为一句唱词儿不通去动脑筋整段改动，也就是达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唱词存在这类问题的戏还是不在少数，我个人也准备尽可能地开动脑筋加以修改。

过去演员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学戏主要是采取口传心授的方法，因此常有讹读字音而发生的错误。例如《清官册》里，寇凖审潘洪的话白里有一句“……绑至在芭蕉树上……”《碰碑》里杨令公唱的［反二黄］里有一句“杨七郎被潘洪箭射芭蕉”。很久以来我就思索这档子事儿，北宋建都在开封汴梁，当地恐怕不会有芭蕉，假如有，这种热带和亚热带的植物在北方生长也不会高大茂盛，以七郎的勇武，被绑在芭蕉上，恐怕他略一挣扎就要连根拔起。我可以肯定这两个字不是“芭蕉”，而是“法标”。这是口耳相传发生的错误，于是把“芭蕉”改作“法标”。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唱词或话白里有违反历史事实的地方，我也尽所能地把它做了一些改正。例如，在《打严嵩》里，演员一直都把常宝童的府第叫作“开山府”，从来没有想到这里会发生问题。去年得到一位朋友的指教，才知道常遇春封的是开平王，《明史》上有记载，常宝童世袭王爵应当是“开平王”，不是“开山王”，因此我就在最近几次演出《打严嵩》时把“开山府”一律改成“开平府”，并且知会梅葆玥等一律照改。还有在《清官册》里，寇凖上，念引子，念诗后自报家门，说的是“山西柴华县人氏”。根据《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凖传》的记载，他是“华州下邽人”，于是我也就改念“华州下邽人氏”了。当然，在这方面也得斟酌情况，量力而为，“华州下邽”可改，而给潘仁美在这个戏里翻案就不容易。

另外还有一种改动的情形是由于语言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对于人物形象有着或多或少的损害。这种改动就超出前面所说的语言规范和历史知识的范围了。例如，《三娘教子》里的薛保，以老家人的身份向三主母说出下面的话就很不适当：“恨只恨张刘二氏把心肠改变，一个个反穿裙另嫁夫男；喜的是三主母发下誓愿，一心要教子男把名传。莫不是三主母也把心肠变，要学那张刘二氏另嫁夫男？”我就把后面二句改为“莫不是三主母把世厌，要追随老东人同赴黄泉？倘若是你真个行此短见，撇下我老的老，小的小，挨门乞讨，我也要抚养我家小东人啊”。这样一改就更增加了悲剧气氛，思想感情也符合人物性格的要求了。

还有两个戏里的词儿与此情况相类，而思想内容却又比《三娘教子》问题大些，必须整段都改，一个是《大红袍》里的海瑞，在公堂教训冯莲芳的那一大段［二黄］，原词是：“女儿家守规教拙即是巧，纵有那运筹才能也不高。古今的奇女子传名不少，有几个骂街巷掀裙扎腰。可叹你令椿萱去世又早，把一个千金体任意酕醄。既难学花木兰智勇节孝，从今后守窗下凤绣鸾描。”根据剧情，海瑞是通过讲道理直接教育冯莲芳收敛女光棍的气质，但是像唱词里的“拙即是巧”“能也不高”等鄙视妇女人格、宣扬封建礼教的话，即使海瑞当时很可能说得出，我想今天我们原样不动地照搬，对这个爱民的清官海瑞的人物形象，总是有些损害。末后“既难学花木兰智勇节孝，从今后守窗下凤绣鸾描”两句，似乎表现海瑞肯定冯莲芳学不了花木兰，因而劝她在家老老实实地勤习针绣，也不太合适。当然，木兰的忠勇事迹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可是，我想海瑞对一个失怙少教、泼辣成性的姑娘，不说几句打中肺腑的话来刺激她，鼓励她，而只是讲几句“拙即是巧”“能也不高”和“既难学……”等通常的话，非但不能使她改过自新，弄不巧恐怕倒许把这位蛮不讲理的姑娘惹翻了。在戏上虽然冯莲芳听到海瑞那段“训话”承认了错误，可是看上去实在勉强，唱词的说服力不够。我把这段唱词的内容做了整个的改动，并且为了唱腔的运用方便起见，仍照旧按原来的“萧豪”韵，给它来一个换义不换辙。这里把它抄出，以求证于关心戏剧改革的朋友们。“女孩儿学贞静恪遵圣道，言中矩行循礼风骨自高。既然是缙绅家诗书畅晓，却为何骂街巷掀裙扎腰；似这般泼辣性市井喧嚣，哪还见半点儿庄严窈窕。可惜你椿萱丧失怙少教，千金体任性情面露头抛。只惹得声狼藉邻里嘲笑，君子辈哪个敢钟鼓相邀。纵不学花木兰弓马踊跃，也应效黄崇嘏金榜名标。”倒数第二句把“既难学”改成“纵不学”，末句里的“黄崇嘏”是指后蜀时代的女状元，明徐文长在《四声猿》杂剧里曾对她进行过表扬。这样是说，纵不习武也应习文；文辞用对仗的方式。这一段从字义上说起来，教育意义就比老词儿确切真实，并且带有鼓励启发的作用，这样接下去冯莲芳的思想转变过程也就不显得那么生硬、突然了。

再有一种戏词需加以改动的是，过去在封建社会被歌颂的历史人物而今天却要重新进行估价的，处理起来就更加困难，因为这关系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古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是个小学生，不敢贸然从事，然而迫切要求学习。《宝莲灯》里的刘彦昌，因为两个孩子都承认是打死人的凶手，而无法断定到底谁是真假时，唱的一段［二黄三眼］（有时也唱［原板］）里，用伯夷和叔齐弟兄推王位的故事来启发沉香和秋儿。去年，我读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的《别了，司徒雷登》才认清了这两位“高人”的真正面目。联想到这出戏的唱词，就下定决心改掉不用。本来原词也不怎么样，它没有很好地讲出使沉香和秋儿能自动说出实话的道理来。及至采取具体行动，就又产生了实际困难，要改动还一定要引用类似弟兄推让的故事，还必须在群众中不太生疏的故事人物才行，因而一时之间想不出合适的题材。经过反复地思考，忽然想起来元代的大戏剧家关汉卿有一本大家熟悉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杂剧里面的王氏弟兄与沉香和秋儿的故事相似，用来代替伯夷和叔齐还算合适。不过又想到这个放在宋代的传说故事是否在《宝莲灯》的时代之后呢？经过仔细查阅各种有关同一题材文艺形式的资料，才知道关于《宝莲灯》故事年代的安排都不一样。《沉香宝卷》里是汉代刘向（刘彦昌）；弹词《华山救母全传》是唐代刘锡（刘彦昌）；南音《沉香太子》又是宋代刘锡。既然刘彦昌的时代是“虚无缥缈”的，那么把《三勘蝴蝶梦》的故事写在《宝莲灯》的唱词里，用王氏弟兄去启发沉香和秋儿，我想还是可以的。因此就加以全部修改，我把新的唱词也写在下面求教，等待搜集反应，征求意见之后，再决定去取，付诸舞台实践。“昔日里葛皇亲素行骄横，纵坐骑踏王老御街命倾。报冤仇除葛彪王氏昆仲，公堂上各争先取义舍生。多亏了待制包文正，蝴蝶梦三勘研剖断分明。为父的怎比得阎罗包老，二娇儿可比那王氏弟兄。效古人虽然有手足情分，难道说偿一命丧生二人。”

从以上戏词儿改动的情况看来，我虽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也确实费劲不小。不过由于我们的戏剧遗产异常丰富，类似以上提出的几种情形的戏和戏词儿是很多的，短时间不易把它全部改观，就以我个人常演的剧目来说，也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人说我在改词儿方面胆子很大，这点我并不否认，可是必须说明，我胆子虽大，却还相当慎重，绝不是随随便便地改。我的办法是，有把握的就改，不易改的就暂时不动。

例如，《定军山》里黄忠在旗牌下书一场唱几句［流水］，第三句“将身且坐莲花宝”（有唱“将身且坐宝帐道”的），本来是“莲花宝帐”的意思，为了合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帐”字不合理地“节约”了。以前我以为不只是“莲花宝”不合修辞规律，连“莲花宝帐”可能都与实际不符。哪有武将的宝帐用“莲花”命名的呢？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元代孔文卿的《秦太师东窗事犯》杂剧第一折里，岳飞唱［仙吕·点绛唇］套曲里有“下我在十恶死囚牢，再不坐九鼎莲花帐”的话，才知道“莲花宝”虽然省略得不对，而“莲花宝帐”则有根据。要改的话，也别动“莲花”二字。

再有，明代李开先的《宝剑记》传奇里，也就是《夜奔》第三场林冲上唱［折桂令］，第二、三两句原词“原指望封侯万里班超，生逼作叛国红巾，做了背主黄巢”，不能不说是对于农民起义领袖的歪曲，但是有人把它改为“为逼作叛国红巾，要学那好汉黄巢”，就不符合当时林冲的思想意识。咱们不能使古人说现代的话，不能忘掉当时的社会局限性、历史局限性和人物性格的局限性。我想反对这种改法并不是保守，换句话说，改得比原来的提高了思想性和艺术性，对观众起到了正确的教育作用，也不是粗暴。这个尺寸要拿准了。

（原载：1962年11月11日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