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他的革新精神

1961年的秋天到1962年的秋天，我们戏剧界接连失掉了好几位关系重大的同志，梅畹华、沙可夫、郝寿臣和欧阳予倩同志相继下世，给戏剧工作带来的损失是无法算计的。去年8月8日，“北梅”凋谢，不想就在为纪念他逝世一周年而举办的艺术生活展览会尚未闭幕的日子里，突然又得到“南欧”去世的不幸消息。这真是一桩极端使人感叹伤悲的事情。

欧阳先生不仅是一位热爱祖国的进步戏剧家，而且是一位勇于继承革新的表演艺术家。对于他的沉痛悼念，不由得使我回忆起40年前他和我在汉口合作演剧的情景。那时我才二十岁挂零，他长我一轮，那时我在北方已经经常演出，他则是南方的著名演员；这种合作所具的意义是深广的。

我记得第一天打炮的节目是我的《南阳关》，欧阳先生唱的是他的独有戏《珊瑚泪》，随后我们合作演出的剧目有《汾河湾》《打鱼杀家》和《长生殿》等。《长生殿》是他自编自导的戏，我扮演唐明皇，从“剑阁闻铃”开头，这对于我日后创排新戏是很有启发作用的。当时除去我自己单出的戏目以外，欧阳先生还单演一些他自己写或整理的剧目，如《人面桃花》《宝蟾送酒》等。

在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戏剧的发展道路还弄不清楚，不懂得欧阳先生在戏剧改革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正是为了推动戏剧事业向前迈进，只觉得他的做法都和大家不同。比如，当时培养艺术接班人的机构只有科班，或师父带徒弟，而他却偏偏创设学校，坚持吸收有文化基础以及真正爱好戏剧的“外行”进行培养；对于有些传统剧目进行推陈出新工作，这在当时是一个倾向鲜明而行动大胆的做法。因此当时他给我的最为突出的印象是一个有思想和有魄力的戏剧家。

另外他对戏剧严肃认真的态度也使我非常佩服。他和我在合作演出的一个月当中，总是把第二天所要演的戏在当天夜戏散场之后进行排练、对词，从来不是“台上见”。凡是他发现有文理不通或不合情理的台词，就随时润色修改，从来不马虎敷衍。这些事情搁在今天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在40年前，特别是在当时的戏剧界，却不是简单的。这当然和他的进步思想有直接关系，可是我总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他有勇气，有见识。过去戏曲演员大都出身旧式科班，“幼而失学”，连我也不例外。当时旧社会里，有条件读书的人是很少肯干被人凌辱和轻视的唱戏这一行业的。他唱上戏，还能坚持不随俗地搞革新工作，这种对戏剧事业的崇高理想和实践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正由于欧阳先生有这样的精神和毅力，才使得当时戏剧界在腐朽颓败的气氛中现出一片光彩，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并且起了不小的影响，使很多演员也陆续跟着排演起新戏来。

此外，值得提出来的是，他在主持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工作时，提倡话剧演员应向京剧等传统艺术学习，礼聘了许多戏曲和曲艺界的老专家、语言专家、表演教师参与培养训练工作，在教学和演出中已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也看出他有意识地用传统表演艺术来充实并提高话剧的表演艺术，加强话剧的表演力，为促进话剧民族化所做的努力。

欧阳先生不仅自己致力于戏剧革新，而且对任何人演的新戏和改革工作也都十分关心，总是予以大力的支持。记得我排演《赵氏孤儿》刚刚上演的时候，他看完戏就热情地给我提意见，认为程婴末几场换白胡子后的脚步走法似乎太显衰老一些。按程婴当时的年龄，也就是在60至70岁之间，他在15年中虽然含悲忍辱，到底还是生活在富贵窝里，比不得《三娘教子》里的老薛保是终年吃苦受穷的劳动者，所以走起路来不应该那么腰腿不直，老态龙钟。我觉得他这个意见非常好，分析得合情合理，有生活根据。以后演出，我就把白满改成白三，走路的脚步也不让他显出那么腿脚不利落的样子了。

欧阳先生对于我个人的关怀是我至为感激的。在1949年祖国大陆解放的初期，我俩都寄居香港，他在回首都之前，曾恳切地动员我提早归来，梅先生也从首都函电催促，使我得到很大的鼓舞力量。今天这两位老友都已先后离我而去，秋风秋雨越发增人无限的哀思。记得1955年欧阳先生曾在首都文化界举行的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0年纪念会上的报告里说过：“他（指梅先生）真正热爱艺术，力求进步，把经过长期的、高度的劳动而获得的艺术成就为人民服务。”我以为用这几句赞扬梅先生的话，放在今天作为我们纪念他自己，也是非常恰当的。

欧阳先生逝世了，对这位始终如一致力于戏剧改革，并把这个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事业看成对自己须臾不可或缺的戏剧艺术家，我们应该用勇于改革、力求进步、坚持学习的精神来继承他未完成的工作，以纪念他在戏剧战线上做出的卓越成就和勤奋严谨的钻研精神。

（原载：1962年10期《戏剧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