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感受和体会
我是1951年从香港回来的，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在这八年当中，我眼看到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了生产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也看到了文艺事业的繁荣昌盛的景象，心中有无限的感慨。尤其是我对京剧界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具体，因此在这方面的感受和体会也就比较深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戏曲演员的关怀和帮助是无微不至的，从党和政府对老艺人的照顾和对第二代的培养这两方面，我深深地体会到党的正确和伟大。
旧社会戏班里有句话叫：“既不养老，又不养小。”这就是说，旧社会的戏班是拿演员赚钱的。年纪小不能唱戏的和年纪老唱不了戏的，都得不到任何照顾，生活问题就无法解决。据我所知，旧社会许多老艺人年轻的时候，都红极一时，台上艺术很不错，但到了人老珠黄不值钱的时候，落得穷困潦倒，贫病交加，不是靠亲友来照顾，就是向同业告帮（求借），苟延残喘，老景实在可怜。像唱旦角的姚佩秋，到老来，落得在天津大舞台后台跑腿、催戏，结果死在后台。唱旦角的朱幼芬，死的时候，简直一无所有，尸首停在一扇门板上，脸上盖的是一张旧报纸。再有当时红极一时的名小生朱素云死后，枕边只有二十四个铜板，最后由王瑶卿、尚小云和我凑钱埋葬。在旧社会，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解放以后，老艺人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普遍照顾。如侯喜瑞、筱翠花（于连泉）、钱宝森、徐兰沅等先生，都少登台演戏，但生活非常安定。在不影响他们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戏曲学校还聘请他们去教戏。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还派专人为他们拍摄脸谱照片和表演片断的电影，并把他们的表演艺术和戏曲理论整理成书，传之后世。他们今天有的是戏曲教员，有的是戏曲编导委员会的委员，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受到人们应有的尊重。
记得1956年年底，政府发下一笔救济金，由文化局的负责人和我一同进行访问调查，结果在椿树上三条发现了一位老艺人叫陆凤琴，过去是唱旦角的，也很有名，解放前因为年老无力登台，自己不能劳动，又无子女，穷困潦倒。当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住的是半间破房，衣着、用具也很缺少，当时政府立刻给他购买了床铺、家具，找了房，做了棉衣棉裤，发给了救济金，又根据他本人的要求，介绍他去保定教戏。这位老艺人感激地流下泪来，他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救活他一条命，使他得到梦想不到的人间温暖。新旧社会的老艺人不同的生活遭遇，可以说有天渊之别。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戏曲艺人不但做到了“老有所养”，而且做到了“幼有所教”。记得我回京后第一次到戏曲学校去讲话，站在台上看见那些穿得整整齐齐的孩子们，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一个个精神百倍，我鼻子一酸，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了下来，话也说不下去了。因为我看见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想起我幼年学戏时所受的痛苦，不由得难过起来。
我入“富连成”科班学戏时，就听说入科班叫“蹲大狱”，这就是说旧社会的科班生活跟坐监狱差不多。破旧校舍，阴暗无光，穿得破烂不堪的孩子们，挤在一条通铺上，身上长满了疥疮，根本谈不到卫生。早上要练功，晚上还要去戏院里演出，整个科班经费困难，要靠孩子唱戏挣钱才能维持。请不起教员，只好一个教员教几门功课。像我的老师萧长华先生，在科班里就是生、旦、净、末、丑，样样全教。孩子们整天忙于学戏唱戏，挨打受气，没有条件学文化，一直到出科，全都是文盲。如果有人嗓子坏了、身体不行，也无法转业，只好跑一辈子龙套。像“富连成”这样的正规科班，北京只有这么一个，后来办起来的小科班，各方面的条件就更差了。
比起我们“富连成”，今天的戏曲学校简直就是天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孩子们盖了高楼大厦，教室是教室，宿舍是宿舍，衣食住行，学校给学生们安排得非常舒适。所请的教员都是各个行当的名家。如萧长华老先生、王瑶卿（已故）、程砚秋（已故）、筱翠花、侯喜瑞、郝寿臣、孙毓堃、王少楼、贯大元等先生，都在戏曲学校担任课程，把他们的拿手好戏和丰富的表演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们。学生们并不天天演出，但也不脱离实践，每周都有彩排、实习演出和正式公演，借以锻炼演员台上的艺术。学生每天除了学戏，还学文化和戏曲理论，毕业的时候，不但艺术上能达到一定的水平，文化上也可达高中程度，文武全才。即使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演戏，也能担任别的工作。这样的戏曲学校，如今是各省市全有。
我们那时候出科后叫“搭班”，搭班不容易，所谓“搭班如投胎”。而今天的戏校毕业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早就替他们安排好了就业和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如这次北京市戏校的毕业生，就是根据他的特长和爱好，分别分配到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三个剧团。这样一方面给这些剧团增加了新生力量，更主要的是使这些学员在这些名家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学习，更好地继承“梅派”“尚派”和“荀派”的艺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替学员想得多么周到！看到这些情况，想想我自己近五十年的经历，怎么能不感慨千万，悲喜交集呢！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但使京剧演员有了安定的幸福生活、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工作条件，而且帮助演员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使京剧艺术有了显著的提高和发展。京剧表演艺术是集体性的，它要求演员阵容要“红花绿叶，珠联璧合”，不但生、旦、净、末、丑要人人称职，势均力敌，就是旗、锣、伞、报、形，也要个个像样，整齐严肃，才能创造出一台完整的好戏。然而这在旧社会，也是无法办到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旧社会反动势力打击、敲诈和摧残戏曲团体，使剧团无法生存。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大部分演员唱戏为了“挣钱”“吃饭”，个人名利思想比较严重，稍有成就，马上就想“挑大梁”“挂头牌”“赚大钱”，而不愿和旁人合作。即使靠亲戚关系、朋友情面、师兄弟义气，勉强凑合在一起，也不能长久。往往为了“活头”（角色）、“牌位”（名次）、“戏码”（节目）、“包银”（薪金）等问题，闹得不欢而散。结果，很多剧团演员阵容不整齐、耍“光杆牡丹”，使戏的艺术质量受到损失，这对京剧艺术的发展非常不利。
解放后，经过不断学习，京剧演员认识了演戏不只是为了“挣钱”“吃饭”，而是通过娱乐来教育观众，用先进的思想和优美的情操来感染和影响观众的思想感情。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提高艺术质量，而提高艺术质量，首先就要加强演员阵容。于是，戏曲演员就在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根据“教育人者首先受教育”的精神，纷纷扔掉了个人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京剧团体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团结的新气象。像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和我合作组成的“北京京剧团”，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等组成的“中国京剧院一团”等，都是很好的例子。演员阵容加强了，就有了进一步提高艺术质量的条件。像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合作演出的《赤壁之战》，更是京剧界空前未有的盛举。只有在解放后的新社会，这些名演员才能这样密切合作。
京剧的表演艺术是综合性的。它要求剧本、导演、音乐、舞台美术能够密切协作，但在旧社会是没有这样条件的。解放以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促进了戏曲演员和新文艺工作者的密切合作，大大地提高了剧本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导演的艺术处理和表演的艺术水平。新创作的剧目和经过加工整理的剧目，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戏曲舞台上，在艺术上进行了大胆改革。如果今天演的新戏和经过整理加工的传统戏，同解放前的剧目比较一下，不论是剧本、演员、音乐、美术以及艺术处理，都要完整多了。像我们剧团今年新排的《赵氏孤儿》、京剧院演出的《野猪林》《生死牌》等，都以新的思想和艺术质量获得观众的好评。很多演员的表演艺术在这些剧目中，有了新的发挥，产生了感人至深的力量。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京剧艺术和从事京剧艺术的人们，才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今天，每一个京剧演员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满怀信心地向着更美好的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奋勇前进。
（原载：1959年19期《戏剧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