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针术在欧洲

中国针术在欧洲

刘郁周[8]

一九三四年法国苏列德摩郎原著,民国念六年社员刘郁周译于首都,法国学者与医家研究中国针灸之学。

在预备著述一部内容较完备,卷帙较浩繁,并拟附以中国原文之正确译述,再加以各种参考与注释之《中国针治学》全书以先,为酬答若干医者之关注起见,爰将中国针灸学之要点,与其治愈欧西医家所束手之疾病治疗方法,缕述于后,读者或能借此书以分辨各实行针术之医师,孰为有学识者,孰为无研究者,孰为忠于职务,而孰为不顾病者之生命者。著者于一九〇一年即已在中华开始研究针灸学术,彼时在白种人中,可谓习中国医学者,仅余一人而已。六年前,余始将中国医学介绍于法国,由斯欧美全部乃渐行试验与实行,其试验之成绩,颇获确证,故亦再不漠视此有价值之医学也。然而余之所获于中国者,苟非经列罗尔博士之襄赞,亦难臻此,而欧洲或至今尚不知有此种治疗方法也。著者系一介领事,中国语文学者,与文学家,因中国针灸所获惊人之成效,令人叹赏不已,遂不复思研究其他学术,而顿成一中国医家焉。返欧后,辄因人群怀疑之心理,使余缄口者屡矣,迨马尔赛与马地尼博士等,以科学方法作严正之试验而后,中国针灸学之研究,乃得以赓续,得以证实,亦不致使实验者妄蜚光阴,作盲从之试验,作无用或无聊之试验也。迄后,比沙医院佛阑丹博士,与其实习医师德雷比拉、嘉罗等,复因费列罗尔之介绍,将余之著作,在研究院中作深刻之研究,与严密之试验,并将试验结果介绍于社会,又蓝都史基、巴利撒、薄软、那危勒、索发所、博赛勒罗尔等医学博士,竟借此针术而获得惊人之研究成绩,复有无数医师且因研究余之著述,或其他有关针灸之书籍,而获得意外之治疗效果,更有仅知皮毛者,亦竟能治愈病家,恒矜为自所发明,足征中国医学实有宝贵之价值焉。

今若欲各尽职医师能获得一造福病者之妥善疗法,又若不欲沦没中国数千年经验所得之医学,更不因未识其原理,而将中国医学完全作筌蹄之弃,则搜集中国历代医学者之著述,而从事研究,殆属刻不容缓。然则如斯之良好中国医学,何以至今始得传播于欧洲,又何以须待一中国语文学者介绍,而不为业医者所介绍耶,其理可得而言者如下:初,天主教士,尤其是北平圣母会各具有科学知识之修道,在十七世纪之时,曾将大好之中国针学,作一种介绍,并绘有各穴道图表。惜人群固执之心理,而阻扰其进行,盖此种固执心理,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均存保守性,不思有以改变之。故巴斯德博士在未显达时,当被人公然侮辱,其所发明之镭锭疗病法,首先被否认,而其所倡言之以病疗病法,至今尚未列于学校教科中。职是之故,天主教士之一片热忱,乃为之所牵制。一八二五年,柏而尼欧博士、都而士先生,与巴黎大学教授克鲁阶博士,曾经用针治病,虽能引起研究者之兴趣,惟以渠等不谙针学之原理,故所实施者,非真正中国金针治疗术也。盖彼等刺激皮肤过深,且留待二三十小时之久,故屡伤及内部器官。惟其如斯,故病者恒苦其残酷焉,而克鲁阶数年所研究之结果,遂功亏一篑矣。一八六三年时,虽有达百利领事著述一部关于中国医学之极重要书籍,而中国针术,终因前者之错误介绍,而遭欧洲之遗弃,良可慨也。

今欲研究真正中国针灸学术,须先习中国语言,次则应识中国文字,盖中国语言与文字迥乎不同,其次则须备一部中法医学辞典,按此种辞典,至今坊间尚无刊印者,余则仅恃自所记录之钞本而已。更有最要者,须彻底了解中国礼仪与风俗习惯。否则,犹之未谙法语法文与法国之礼仪风俗人情者,拟就学于吾法学者之前,岂非盲从也耶。在中国之欧西医者,均不谙中国语言,遑论其他。况伊等之职务在教而非学,如之何肯“失面子”“失权势”,而虚心拜服中国学者耶?著者之能成一中国医学也,尤赖能深入其境,因参观天主堂医院,由教士等之介绍,乃得结识各中国针灸医家,并得亲聆中国医者临床诊治,与其所获之惊人成绩,于是更得亲聆各中国医者之教言。迄后,因拜会上海会审公廨某法官时,于该公廨卫生处,邂逅一著名中国金针医师,余固一中国语文学者,遂与之攀谈,乃得亲聆面授,竟能学成归国,并得以介绍于法国医学,而使法国医学能借未尝问津之中国学术,获得一重大变化之反射治疗法焉。然而在中华,则远在耶稣纪元前二十八世纪之时,似已彻底发明此种铜针治疗法矣。且中国早已明血液之运行,与脾之脏功用等。迄后,则世世代代继续发明,而世世代代名著迭出(著者搜集珍本甚多),日本在往古即已采纳中国医术,至一八八四年,始开始建设西医学院,由是西医乃渐膨胀,但一班民众因西医逐渐趋重于解剖一途。为保护伊等之身体,与顾虑经济问题种种起见,遂逐渐对西医之注射、血清、爱克斯光,以及各种解剖手术之实施,顿起怀疑之心,乃毅然返就中国针术疗法焉。彼业西医者,每见伊等所束手之疾病,恒为针医于俄顷间治愈,乃亦逐渐实用中国针术,一班曾留学西欧之学者,亦于是乎以科学原理而从事研究之,其研究之结果,亦渐证实。时至今日,中国针术之势力逐渐扩大,如泽田、中山、籐井,诸学者,继续执研究之牛耳,吾法学者,须急起直追,尤须援助日本学者,以求病者之福音为要。

(《针灸杂志》193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