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针灸在法国

［法］德莫让^[9]（著）　刘郁周（译）

东方对于西方医学有一最大之贡献焉，亦可谓对于科学上之最要贡献，即对于一切仅属气运纷扰，并无内伤之各疾病所施之治疗法是也。此种治疗术，仅以针治二三厘深，即可奏效，无须注射毒物，并极稳妥，查吾人确受中国一部分之恩赐矣。例如麻黄精，此草剂系由麻黄提炼以成，而中国人发明麻黄，已远在耶稣纪元前第二世纪，然此次研究所得者，尤较麻黄为重要。溯自六年前，余介绍此针法于法国以来，凡已成治疗各种神经症之特效疗法。盖针治可于转瞬间，即将痛苦扫除，并可将内部运行逐渐恢复常态。此种治疗法，已在各医院试行，并有某医院已正式列为治疗专门，在吾人科学之中，亦势成必研究之问题，惜至今尚无研究相当之成绩。此种针治，实开治疗之新途径，因其在各地之成效，已引起全世界学者研究之兴趣，惟终如寻微菌之妄念，尚一无所获。此种治疗方法，对于气运，有极显明之成效，对于内伤，有先见之功能，并能预知其变化，确可在创言废止医学与解剖之外，另成一特殊治疗法术。或谓针治之目的有三：始而调和营卫，次则恢复精神与形体，再其次则能使身体足以抵抗微菌。因此许多人曾以此法治愈传染病，而未经针治之病者，凡尽垂毙。华人云，凡疾病并非痛苦之侵害，衰弱乃侵害也。中国先贤对于人生摄卫之方，有极早之发明，即所谓上工治未病也。然而吾人尚依解剖治病，在六十世纪之前，中国人曾研究有极精密之病症变化学理，谓人之受病，由外而之内，始则外感不适，次则气运纷扰，终则内部损伤。至于科学医，首先注重剖解，然华人则列内部伤损于第三步。又日本在旧习惯完全尚存之各地，以及有新建设而旧习惯未尽消灭之各区，并无结核病发现，因尚有一部分守旧医生，未弃绝旧日之灸法故也。在一八八四年输入欧西医术以前，当欧西第一世纪之时，日人已研究中国医学，并将中国医术采用，且加以发明，尤其对于针灸，发明更多，迄今各旧医仍悬汉医牌匾，仅一部分毕业欧西医校者，乃矜矜然独悬西医牌号。而社会人士，亦被务新奇趋时尚之心理所诱惑，逐渐趋就西医，继则汉医与西医并行，以后逐渐将西医变化，逐渐冶中西法术于一炉，引用西法种痘，清血，注射，与分析等，于汉医之中，逐渐将汉医科学化，亦逐渐将汉医变为更有价值。然日人云，亦可谓逐渐危险矣，何也？日人以为与其常就各种注射以期预防，反而获得危险，不如镇静自慎，或可避免传染，益以经济关系，辄感生活艰难，殊不愿倾囊往就西医诊治，遂反忆往时仅用中国针灸，于转瞬间即安然奏效，既经济而又无痛苦，乃信仰汉医益坚。此后日本之研究科学医者，渐视同道以中国医术安然治愈伊等所束手之病家，遂亦思研究汉医矣。乃将伊等所不信任之汉医，移以科学化验与研究，且亦逐渐珍视之，病家乃渐就诊于此等改良之西医焉，伊等亦渐将西医牌匾之上，更加以汉医字样矣。揆中国人之理想，觉吾人身体中之器官与组织，另有一种独立运行之能力而统帅精血，犹吾人所谓之神经网与血液，乃将人之生命，健康与疾病，安置于一极精微之图解。较吾人所认识之物质图说，尤觉精微，且此种图解，曾经十余年之探讨，尚未窥得其奥妙，日本学者，研究此种神效之针灸法，可谓不遗余力，虽时起时止，近则大谓此为有特效之避疫法也，并发明各种器械，测量此种能力，将统帅各一器官之十四经脉学说，加以注释，吾法学者，亦积极试验之，并由各医院、各医师实行，而吾所著之第一部《针学简要》，亦将出而问世焉，各学者亦皆知有此种良好学科，各病家亦均庆得重生，并赞美此神秘之治疗法焉。法国对于此点，可云为西方之领袖，但吾人须知崇拜中国医者，因渠等已于耶稣纪元前二十八世纪发明此铜针治疗，并将此有经验之学说，著述成书，吾人尤应尊敬中国学者，世世均有给予吾人良好之经验，俾吾人得利用之以作参考，更应感激日人二十年来对于针灸学之努力。否则，吾人之疾病，将无痊可之日矣，苟欲研究此种有经验之旧科学，须忆及克劳特白而蓝先生之言曰：“经验可以无解释而愈病。”慎勿谓“科学解释之为不能愈病也”。

（《针灸杂志》193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