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温时期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

二、奈温时期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

由于国内民族问题矛盾,缅甸国家领导层发生了分裂,奈温等军方人士认为吴努的民族政策过度“讨好”了少数民族而牺牲了联邦的整体利益,危及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因此,1962年在缅甸发生了一场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导致政权更迭,缅甸开始了奈温执政时期。由于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所以缅甸的外交继承性就非常明显;由于面临着不同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奈温时期缅甸外交政策的变化也很明显。

(一)缅甸重申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

奈温上台之初就宣布继续缅甸外交中的中立主义政策,重新总结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在和平与正义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坚持联合国宪章,兼顾缅甸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保持与友好国家的关系;后来奈温又进一步归纳几个外交原则,支持不结盟、坚持国家间友好与合作、支持国际和平与裁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联合国等。[97]

缅甸在1974年宪法中重申和平共处是缅甸外交的基础,[98]在缅甸“纲领党”的1973年“二大”和1977年“三大”上、在缅甸与其他国家的声明和公报中、在缅甸领导人的重要国际活动中,都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二)奈温时期缅甸中立外交的实践及其特点

与吴努时期相比,奈温时期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更加“消极”,即更加注重远离国际纷争,更加突出维护国家安全,更加注重国内事务,有以下一些表现:

1.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了原则性的中立主义

奈温政府一开始就坚持,中立主义是缅甸最适宜的外交政策。[99]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第六次会议1979年在哈瓦那举行,苏联影响一些与会国特别是东道主古巴,导致不结盟运动在三个根本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特别是不结盟运动是否要放弃、不结盟概念的本身含义以及该运动中的“反帝、反殖、反霸”宗旨。会议坚持了运动的“非集团”原则,重申不结盟国家不应该参加军事条约和联盟、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遭到越南侵略的柬埔寨被剥夺了参会的权利,缅甸代表中途退席,缅甸政府宣布退出不结盟运动。[100]缅甸在联合国也支持柬埔寨的民族解放力量。

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也体现在对冷战大国的态度上,1962年,奈温政府与苏联签署了帮助缅甸修建水坝的贷款协议(700万美元),1965年,奈温访问了苏联。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奈温多次拒绝苏联的访问邀请,到20世纪70年代末双方关系有所缓和后,奈温也没有再访问苏联。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后,苏联拼凑了“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围堵中国,邀请缅甸加入遭到缅甸政府拒绝,缅甸政府认为该体系不利于亚洲安全。1962年,奈温政府宣布不再接受美国的“和平队”和援助,但1966年9月奈温访问了美国,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但拒绝加入美国控制的“亚太理事会”。

2.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呈现出“消极”的中立主义

奈温政府时期,缅甸为了防止外部势力插手国内事务,在对外事务上逐渐退向闭关锁国的状态,呈现消极保守的中立主义特点。缅甸不仅反对不结盟运动中的错误路线,也退出了不结盟运动,而且多次拒绝了东盟邀请其入盟的要求[101],成为一直游离于东盟之外的另类[102]。缅甸对外交官的活动有严格限制,只允许外交官在首都活动。[103]

在经济合作与接受国际援助方面,从1962年至1972年期间,缅甸总共接受的外援不到3亿美元,[104]1968年只有100万美元,远低于泰国、老挝等邻国接受外援的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非常低的。缅甸与周边国家中国、印度的经济关系也出现倒退,很多中国、印度的投资被迫撤离。[105]但从1973年起,缅甸开始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接受外国和国际组织的援助有所增加。

奈温时期缅甸中立外交政策的“消极”主要表现在:对发展与外国关系没有积极性,对地区事务没有积极性,过于担心对外交往困难对缅甸安全的负面影响,导致缅甸外交越来越僵化和封闭;没有积极争取国际经济合作和援助,无法以国际交往推动国家经济发展。[106]

3.与大国关系的起伏中呈现出“平衡”的中立主义

奈温时期缅甸中立主义具有以“平衡”求安全的特点。在不同国家关系的“平衡”上,1962—1977年间在中—苏之间寻求平衡,1978—1988年间在中国—苏、越之间寻求平衡,[107]缅甸既利用苏联来平衡中国,也不完全倒向苏联,小心做到不冒犯中国。缅甸长期在美苏之间排斥“平衡”。1962—1971年,缅甸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保持“平衡”,1962—1966年,缅甸与苏联来往比较多,拒绝接受美国的“和平队”与援助;1966年缅甸与美国的关系有所缓和,与苏联关系则在1968年后恶化。

在双边国家间关系的起伏“平衡”上,奈温时期的外交政策随着国内环境变化经历了一个起伏的“时段”过程的“平衡”。缅甸与西方关系在1962—1967年间比较僵化,到1973年后又逐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在1967—1971年间进入一个困难时期,到1971年后又逐渐缓和。[108]在20世纪60年代,缅甸与美苏关系都有起伏,但从70年代开始,与美苏的关系都有所缓和、改善。(https://www.daowen.com)

(三)奈温时期缅甸外交的目标

奈温时期的外交呈现出“闭关锁国”的特点,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外交利益目标。

1.着力解决国内的重大安全和政治议题,避免大国干预缅甸的国内事务

独立以来缅甸一直没有较好地解决民族问题,民族矛盾逐渐演化为武装冲突和政治对抗,到1962年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力量达到11万人,[109]并呈现强劲扩展的势头。很多少数民族要求获得《彬龙协议》中的自治权甚至要脱离联邦。吴努政府推进政治一体化,削弱少数民族权利、加强联邦权力、以佛教作为国教来打击民族文化,但相关举措难以被少数民族认可。奈温发动政变的重要出发点就是阻止联邦解体、少数民族独立。奈温政府上台后认为民族问题已经到了濒临国家分裂的地步,开始全面采取强硬手段,既取消少数民族自治邦的体制,又强调国家统一。奈温政府逮捕大批民族领导人,取消了民族邦在宪法中的自决权,取消了民族院,实行一党专制。1974年新宪法取消邦区民族自治,中央对民族邦实行统一管理。奈温政府集中国家力量对少数民族武装进行围剿。

缅甸的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边境地区,很多少数民族领导人遭到中央政府的打击后往往会在边境地区跨境活动,如泰国、孟加拉国、中国等。缅甸政府担心周边国家干预其民族冲突和矛盾,担心冷战时期各地代理人战争等现象在缅甸出现。因此,缅甸在不结盟运动中对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非常强烈,反对苏联与古巴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干预。对美国,缅甸不再接受“和平队”,与中国也一度因缅共等问题出现摩擦。20世纪70年代,缅甸与印度多次就联合打击边境的反政府武装达成协议。[110]

缅甸的这一外交目标在形式上似乎达到了,缅甸没有出现非洲地区一些国家发生的代理人战争,避免了外国势力大规模卷入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的武装冲突;但在实质上,缅甸的民族冲突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了缅甸国家安全的全面崩溃,在1988年发生了新的政变。

2.着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避免卷入冷战两大阵营的对立

缅甸长期遭受英国的殖民统治,对国家主权、独立的意识很敏感。缅甸独立后国际社会出现了冷战对峙的局面,缅甸对维护国家主权的认识进一步强化。缅甸认为,西南的泰国与美国走得比较近,印度与苏联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中国是地区性大国,所以缅甸需要十分谨慎地避免卷入冷战两大阵营的对立,避免卷入地区国家的对立之中。[111]保持与美苏的平衡,保持与中国及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平衡,避免与任何一方有直接的冲突,也不愿与任何一方走得太近;同时,缅甸极力避免外国势力对缅甸内务的干涉,为此在重大问题上维护缅甸的主权利益,都以“中立”为准则甚至宁肯“闭关锁国”。

缅甸的排外和仇外运动,是内心对国家安全忧虑的极度反映。缅甸在奈温时期依然谨慎地与大国保持联系。美国1962年派部队进驻缅泰边界,以泰国为基地向老挝出击并在巴特寮取得了军事胜利。面对这一事件,民众有倾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对缅甸形成的威胁和此次军事行动,但奈温政府制止了民众,以免被美国视为“非中立”行为而引起美国的反应。1967年后,在美国的邀请下缅甸到日本进行美式装备的军事采购,之后又接受美国飞机教练到缅甸训练缅甸飞行员。[112]缅甸与苏联在1968年后关系冷淡,但1971年双方就开始逐步恢复关系,缅甸接受苏联的援助,之后又签署了长期贸易协定,缅甸保持了与美国、苏联的外交关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缅共问题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与缅甸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但奈温政府在努力恢复两国关系的同时还要求民众克制,将1967年骚乱视为民族地区的行为而非中国的指使;1969年中国与缅甸发生了多次边界冲突,奈温政府依然寻求与中国恢复关系。[113]

缅甸避免卷入大规模战争的目标达到了,也避免了第三方对缅甸的干涉;[114]另一方面缅甸消极地处理国家对外事务甚至闭关锁国,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孤立和被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缅甸的国家形象。

3.着力独立自主发展经济,谨慎地进行国际合作和获取国际援助

发展经济是奈温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奈温在1964年针对工人的讲话中,所讲的五个问题四个与经济有关。[115]

奈温政府试图以行政手段和指令性措施来尽快发展经济。奈温政府颁布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国有化和计划经济,[116]这一纲领的思路符合军事化、行政化的方法、符合军政府的特征,奈温政府采取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初衷,是期望以军事化、行政化的手段来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对国家经济的有效控制。

为了配合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思路,缅甸采取当时世界上不少独立国家都曾采取过的没收外国资本等做法,1963年英国企业、印度人和华人的一些企业都被缅甸国有化。奈温政府快速推进国有化政策与清除外国在缅甸经济、文化影响政策是相互支持的,似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奈温政府以行政、军事推进的经济发展道路强调自力更生,也希望以“独立自主”政策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外经济依赖,减少国家间的联系,进而避免政治上的关联。

在国有化行政化的经济政策和“独立自主”的对外经济政策影响下,奈温时期缅甸经济发展迟滞并沦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规模一直很小,一度持续下降,由1962年的4.84亿美元降到了1972年的2.17亿美元。1973年缅甸政府调整了经济政策并加入了亚行,对外贸易逐步回升。奈温政府开始争取一些外援,条件是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起缅甸接受日本的援助逐年增加,从3000万美元增加到70年代末的1.78亿美元。[117]缅甸还向世行申请了31笔共804万美元的协议贷款,实际借款金额为752.8万美元。[118]由于基本的外交政策没有大的变化,到1988年前的一段时间对外贸易又在50亿—60亿美元间徘徊。

“独立自主”政策是冷战时期不少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像大多选择“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国家一样,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许多困难,并错失了很多国际合作机会。经济外交的孤立,是缅甸经济发展迟滞的几个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的原因包括国有化中的军事化、行政化特征,民族矛盾演化的长期武装对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