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后到1988年的双边关系
缅甸独立后到1988年，根据缅甸国内政权的变化，中国与缅甸关系大致分为两个主要的阶段，在此期间，因双边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缅甸政府及其外交政策与思维的变化、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与缅甸关系有一些起伏，两国关系经历了初期的怀疑冷淡，1960—1961年的一个友好高峰，1967年到1970年代初的曲折、中国改革开放的外交战略及其对缅甸外交地位的变化，1988年后两国进入新的关系密切阶段。但中国睦邻外交中一直很重视对缅甸的外交，[5]缅甸历届政府在当时的外交环境下都奉行积极友善的对华政策，[6]两国关系的总体方向是睦邻、合作、友好，长期的睦邻友好关系“被誉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合作的典范”[7]。
（一）1950—1962年间的中缅关系
中国与缅甸，在中国汉朝时期两国就有中、缅、印三地间的陆路通道，[8]云南、四川等地当时就与缅甸有较多的跨境联系通道了[9]。在中国汉代永元六年（公元94年），中国与缅甸有了正式的邦交往来。[10]唐宋时期，缅甸与中国有国家使节、有经贸上的很多往来，缅甸骠国时期缅甸的音乐人员到过中国唐朝的长安，[11]对中国西南地区的音乐发展也有重要影响[12]。
元明清时期两国之间有数次大的战事，但同样保持民间和经贸的交往，并对国家间关系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13]。缅甸与英国的战争期间，缅甸还派出使节到中国。中国的民主革命与缅甸的民主、民族革命相互支持。[14]二战时期，中国和缅甸也相互援助。
由于两国间的历史和地缘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国在获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后，在1950年6月8日实现正式建交，[15]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为中缅两国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16]。缅甸是第一个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国家。
1.中国与缅甸关系及特点
中缅建交后的一段时间内，中缅两国政府虽然着力关注国内发展与安全事务，但顺利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了民间“胞波”友谊的交往，奠定了政治互信。
第一，中缅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为两国建立互信友好关系扫清了基本的障碍。
在历史上，中国与缅甸两国按照传统的控制线对双方的领土进行管辖，两国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近代以来，英国单方面抛出的“麦克马洪线”在中国与缅甸、与印度之间制造矛盾[17]。中国对两国边界问题非常谨慎，想逐步稳健地解决，[18]但很快在两国边境上就发生了武装冲突，即1955年11月的“黄果园事件”，中国军队在“一九四一年线”以西进行例行巡逻，偶遇缅军，因天气原因摩擦起衅，最终造成双方多人受伤。缅甸媒体指责中国，英国等大肆宣扬中国对缅甸的“侵略行为”，美国鼓动地区军事演习制造紧张局势，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外交压力，[19]也让中国认识到无法维持现状而必须尽快解决中缅边界问题[20]。在两国做了重大努力和相互让步的情况下，两国边界的北、中、南三段都进行了划定，两国在1960年1月签订了《中缅边界协定》，在1960年10月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中国与缅甸的边界问题得到全部解决。[21]中国与缅甸的边界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完全划定的邻国边界，[22]边界问题解决的方式、态度，增强了两国互信，[23]虽然仅凭这一边界划定还难以永久性地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安全怀疑，但为国民党残余势力等一系列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也展示了新中国的外交姿态。[24]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也为中国西南边境的稳定提供了一方保障，奠定了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基调。
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同提出。
为了解决国家间的现实问题、增加国家间的互信，中国与缅甸、印度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5]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和印度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是为了解决印度在西藏的特权问题，与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是为了解除缅甸对中国的疑虑。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缅甸是小国，缅甸政府的领导人对中国有着天然的恐惧情绪，缅甸在与中国的边界谈判中看到了中国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发展中缅关系展示出了十分高的热情，后来中国“文革”时期，中缅关系并未受到严重冲击，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缅两国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互动中体现出的诚意。2014年，三国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共同进行了纪念活动，缅甸积极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两国关系中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26]
第三，两国互信的逐步确立。
两国正式建交推动了双边关系的缓和与发展。缅甸独立后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新兴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外一些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虽然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牵制，新中国在“一边倒”的同时坚持和平外交，与周边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保持友好。缅甸也重视与中国发展关系，缅甸甚至“要求”印度比缅甸晚点承认中国，使自己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友好成为两国领导人的共识。
缅甸逐步消除了对中国的不信任。新中国成立初期，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安全担忧是一个重大的外交问题。[27]缅甸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独立以来一直坚持“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缅甸对中国的不信任缘于安全担忧。周恩来总理1954年6月访问缅甸时，缅甸总理说：“缅甸人口只及中国的云南省，缅甸政府一直怀疑中国对缅甸有领土野心，并为此感到恐惧”；[28]1954年年底，吴努总理回访中国，又说到“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羊羔提心吊胆”。[29]这发生在中缅边界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在两国边界问题解决后，缅甸领导人的安全担忧在逐步消除。
第四，两国关系保持了友好发展的势头。
中缅建交后，在多个场合相互配合，维护了共同的利益。1951年，缅甸不仅投票反对联合国大会把中国视为朝鲜战争中“侵略者”的决议，[30]而且还反对对中国和北朝鲜进行战略物资禁运。随后，缅甸还第一个在朝鲜战争期间向中国出口了橡胶。1956年，缅甸内阁会议在通过的决议中宣布：“决议认为缅甸是一个完全独立和中立的国家，任何与缅甸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要价格相宜，都可以购买缅甸的橡胶，不受任何限制。”[31]
2.中国对缅甸政策及其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缅甸政策出发点受到当时条件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点。
受冷战影响，但没有冲击两国关系的基本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国际大环境的判断和中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阵营的活动，而缅甸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则致力于发展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由于历史和族群的原因，缅甸共产党的活动一度成为中缅关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32]但这个因素不久就得到解决。与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不同，冷战因素没有冲击到中国与缅甸国家的基本框架和长期稳定。
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和平外交的国策，“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33]中国坚定地表示，中国自己的事情“必须由中国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34]中国外交进入了崭新时期。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和平与国家间的友好合作。[35]中国处理与缅甸关系，是周恩来“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三原则的体现，[36]是和平外交政策原则的突出体现。
中国周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在解放战争追击国民党军队的过程中，缅甸政府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一九四一线”，进入缅甸境内追击残余的国民党军队，这对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开始和发展很有益。建国初期，中国国内百废待兴，西南地区百万之众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是中国安全的重大威胁；在东北地区，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十分巨大；一个较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对新中国十分必要。新中国“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来建设国家。[37]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同提出，让中国西南方向的压力得到缓解，为新中国争取了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3.缅甸发展与中国关系的重点和政策
缅甸与中国发展关系时也秉承“中立主义”外交思维，在这一外交政策下，缅甸与中国外交保持积极发展的态势。(https://www.daowen.com)
缅甸重视安全利益特别是领土安全，从中国获得了具体的领土利益。在中缅两国的领土谈判中，缅甸政府不仅要求超过传统线以外的领土，并在谈判初期十分强硬，甚至多次引用英国殖民者时期所谓的“边界划线”地图来混淆视听。另外，吴努和奈温政府为了获得国内的支持和政府的稳定，不断有意无意强化中国对缅甸领土的“侵犯”，意图通过“民族主义”的旗帜为缅甸在中缅领土谈判中获得更多的砝码。缅甸两届政府也力图通过解决与中国的边界争端问题，提高其在缅甸国内的政治威望。经过两国的磋商，在两国最终确定的边界中，还通过互谅互让，缅甸事实上实现了自己的部分要求。
缅甸坚持中立主义外交，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在外交思维方面，缅甸坚持“中立主义”的外交思维，强调以国家利益定义外交政策，与中国睦邻外交政策相一致。缅甸没有加入东南亚的“反共”组织，也没有参与针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结盟。
缅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和缅甸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相互依存关系，缅甸政府对中国的关系也十分重视[38]。中缅之间的边界线有2192千米，中缅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解决了中缅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后，中缅双方的边界就成了见证半个多世纪中缅友好关系的历史标记。中国与缅甸还有很多历史传统形成的跨境联系，如边境贸易、跨境民族的往来等。
（二）1962—1988年间的中缅关系
在这个时期，因缅甸对中国政策的一些变化，两国关系出现“针锋相对”的一些摩擦，[39]两国关系出现一些波折，但时间很短。经过一些波折后，两国关系得到深入的发展，其中中国总理与缅甸总理的多次互访成为两国关系史上的佳话[40]。
1.中国与缅甸关系的重大事件和关系特点
第一，1967年缅甸排华事件的外交波折。1967年6月，在缅甸当时的首都仰光发生了排华事件，中国立即提出了5 项处理事件的紧急要求，并在1967年10月宣布撤回在缅甸的全部专家和技术人员。[41]在排华事件发生后，中缅双方撤回大使。这次排华事件中，中国的商人和长期在缅甸居住的华人都遭受了缅族人的排挤，不仅家园受到严重损毁，甚至造成了大量华人的人员伤亡，中国抗日远征军的墓地也遭到毁坏，华人大量逃离缅甸，在缅甸的华人受到军人的监视，沦为持“绿色居民证”的二等公民。[42]该事件对中缅关系影响十分负面。
从缅甸方面来讲，事件是“大缅族主义”传统思维在作怪，[43]在这次排华事件中，缅甸警察非常消极，直到缅族暴乱分子开始袭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缅甸警察才开始采取措施，[44]这使得“排华”分子十分嚣张。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的“文革”刚刚开始，“输出革命”的一些过激做法如中国对缅甸共产党的公开支持引起了缅甸政府和缅甸民众的反感，中共中央一度对外交失控，[45]最终酿成了这一重大外交事件。当时，两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缅甸对中国是友好还是敌对。[46]
第二，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与发展。中缅两国之间的波折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基于两国的关系，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逐渐恢复了友好的关系。1969年11月，缅甸总理表示两国关系能够得到恢复，1970年11月、1971年3月，缅甸和中国的大使都到任。1971年8月，缅甸总理访问中国，当面向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就1967年排华事件表示“非常遗憾”，两国关系恢复了正常化，中国恢复了对缅甸的援助。
中缅两国之间存在广泛而又深刻的交流。中缅之间的跨界民族不仅表现在跨界的“民族”数量众多，更表现在跨界的人数众多。因此，两国必须保持正常化的关系以处理相关事务。由于中国和缅甸两国对跨界民族的划分、民族成分的认定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双方对中缅的跨界民族的数量总体上存在争议，[47]但是中缅双方的学者都认为双方之间的跨界民族数量是十分巨大的。[48]人员与事务交流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弥合剂。
第三，双方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缅甸的自然条件不错，但由于发展政策的影响，也由于现代经济的基础薄弱，独立后，国内经济一直以农业为主，大量的日用品和工业品严重依赖进口，缅甸逐渐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新中国的工业基础也比较弱，加之急于求成，导致中国经济在20世纪60、70年代严重受挫。因此，中国与缅甸经济的互补性较弱，双方难以进行深层次的经济合作。但双方之间的经济合作仍然比较多，1979年，两国恢复了中断14年的边境小额贸易。[49]
中国与缅甸在地缘、人员、民族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联系较多，双方的文化交流有较多的基础。但因为政治关系的原因，双方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交流常被打断。
2.中国对缅甸关系的政策
在这个时期，中国对缅甸关系的政策及其出发点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
中国周边安全与稳定的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长期处于严峻的安全压力之下，中国的周边都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从朝鲜半岛、日本，到菲律宾、马六甲海峡，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形成包围圈；在北方，中国承受着苏联的巨大军事和政治压力；在西面，阿富汗持续的战乱让中国担忧；在中南半岛东部，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让中国被迫再次卷入了地区战争；苏联从中国的北方、西部、西南方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和遏制。缅甸曾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围堵新中国的重要棋子，但缅甸长期实行中立主义外交，不卷入冷战的对峙，中缅双方都未把对方视作战略上的对手，在“排华”事件后很快恢复了关系正常化，缅甸成为中国非常重视的一个安全保障。
冷战“大三角”的国际安全环境考虑。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中国需要反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国际政治中的“大三角”形成，[50]并可能对当前国际格局产生重大范式影响[51]。随着苏联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中国采取了团结亚非拉国家的“一条线”外交大战略，推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联合阵线。1978年1月31日，邓小平访问缅甸，在访问后，中国逐渐减少了对缅甸共产党的援助。[52]
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缅甸对中国有安全担忧，在缅甸和西方社会中，有一部分势力认为中国有侵略或者吞并缅甸的企图。由于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与缅甸的党际关系及国家关系一度出现矛盾，[53]引起了缅甸的顾虑。但随着中国对外交“左”倾的迅速纠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思维的转变，中国更加强调与缅甸的平等互利关系，[54]这与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思想和实践不谋而合。80年代，随着苏联收缩战略力量和中苏关系的缓和，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逐渐加强了与缅甸在经济方面的合作，中国政府和企业开始大量进入缅甸进行投资，中国与缅甸之间的人员交流也开始不断加深[55]。
3.缅甸发展与中国关系的政策重点
缅甸既是挑起1967年排华事件的一方，也是主动寻求与中国恢复关系正常化的一方。缅甸的反复现象和起伏政策，有其外交策略上的深层考虑。
缅甸有浓重的安全忧虑，也有浓重的渔利意识。缅甸在掀起排华事件中对华人很残忍，对中国援助缅甸的工作人员也有干扰。这之中，确有缅甸的一些安全担忧成分，但也确有乘机向中国施压的意识，以施压而从中国渔利。缅甸在边界划定上对中国的政策中也有同样的意识。
缅甸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缅甸逐步认识到，中国威胁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回事，而且，中国对缅甸的援助和帮助是实实在在的。所以，缅甸很快主动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从民族主义意识中清醒过来，逐渐加强了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这段时期，缅甸政局不稳，政府更迭比较快，但都强调与中国的友好关系。1979年7月，缅甸总理访问中国，与中国签订了经济与技术合作协议。在经济上，缅甸通过开放边境口岸和加大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来加深两国的经济联系。中国向缅方提供无息贷款、技术与设备、援建项目等。1979年两国签订新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后，中国又向缅甸提供无息贷款。[56]在这个时期，中国和缅甸相继“开放”，中国的丝织品、塑料制品、酒、自行车、石油以及家用器皿等商品开始进入缅甸市场，而缅甸的热带水果、矿物等原料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双方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深。中缅双方的合作，也促使中国减少了对缅甸共产党的支持，导致缅甸共产党发生了分裂。
缅甸国内局势对缅甸的中国政策影响很大。缅甸独立以来基本保持了“中立主义”，缅甸在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与美国、苏联、日本等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稳定。但政府的更迭与政策变化，却赋予“中立主义”外交不同的内涵和政策，国内局势的变化和政治势力的争夺，会对缅甸的中国政策有所影响，甚至是重大影响。1967年的排华事件也是缅甸军政府企图转嫁政权危机、利用极端民族主义来寻求政治合法性维持政权的一种策略。[57]国内政治因素会时隐时现地干扰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