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2010年间缅甸与中国关系
1988年9月，缅甸军队直接接管了国家政权，西方国家借此对缅甸不断施加严厉的制裁和封锁，对缅甸实施“民主”压力外交；中国则对缅甸内政采取了一贯的不干预政策；缅甸在国际环境恶化的情形下更加依托中国来争取国际活动空间，所以缅甸军政府很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虽然两国关系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波动，但在诸多领域的合作都深入、全面展开，[58]呈现出“政经双热”、全面深化的局面。
（一）缅甸与中国关系的发展
缅甸1988年上台的军政府一直执政到2011年新政府组建之后。由于缅甸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缅甸在战略上更加需要依托中国，通过依托中国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外交安全，也通过依托中国寻求国内政治变革和国际环境的改善。依托中国，对于缅甸来说成为一种基本的与中国关系的特征，但依托不是单一的外交目标，在发展与中国关系牢固依托作用的同时，以这种战略“依托”为基石逐步开拓地区和全球外交。所以，缅甸与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关系，在平稳中发生着一些重大的变化；[59]这种变化，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会让两国关系更加成熟。
1.双方关系在战略上得到提升
第一，共同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压力。
1988年以后，西方国家以缅甸军政府镇压民众的政治活动、不承认1990年大选等问题，持续对缅甸进行叠加的经济封锁和制裁，力图迫使缅甸军政府下台或进行政治让步、改革。在美国、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对缅甸进行严厉制裁的同时，东南亚诸国也对缅甸“敬而远之”，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缅甸加入东盟不但没有获得预期的经济合作、援助，没有得到东盟的政治支持，反而是东盟一些成员国因有求于西方的金融援助，而与西方国家一个调子向缅甸施加政治压力。在持续的国际制裁和封锁下，缅甸经济增长乏力，国际活动空间狭窄。但缅甸一直没有向西方国家退让，扛住了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也一直反对西方国家干涉缅甸内政，也特别需要国际上的力量支持以抗击西方国家的压力。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也一度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在中国周边加强了军事存在和演习等，妄图通过压力促使中国发生类似苏联的“和平演变”。中国在反击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的努力中，也需要国际合作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与缅甸关系特别注重在战略层面的合作，相互帮助共同应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压力。
第二，在重大问题上的相互支持。
相互支持国家领土主权上的核心利益。缅甸反复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与中国台湾在任何时候发生任何官方联系。[60]中国一直反对外来势力干涉缅甸内政，尊重缅甸的主权也包括政权稳定[61]。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中国与缅甸增大了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交流。[62]
中国尊重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思维，在中缅关系中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理解缅甸的安全担忧和顾虑，真诚同缅甸开展合作；中国作为平等合作的一方与缅甸发展关系，缅甸没有成为国际社会渲染的中国“卫星国”。缅甸尊重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理解中国对西南方向国际安全的重视，一直反对任何势力利用缅甸来进行针对中国的破坏活动。
第三，高层互动以推进各项合作发展。
从建交以来，中国与缅甸的高层互访不断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的周恩来总理9次访问缅甸，缅甸的吴努6次访问中国、奈温12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访问过缅甸，缅甸总统吴山友、总理吴貌貌卡也多次访问中国。在这一时期，中国与缅甸两国的高层同样重视高层间的互动，高层互动促进了双方的政治互信，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高层性。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2001年12月（首次）访问缅甸，2009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缅甸。1991年8月，“恢委会”主席苏貌率领53人的代表团访问中国；缅甸这一时期重要的领导人丹瑞[63]在1989年10月以缅甸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恢委会”）的副主席（兼任陆军司令）的身份访问中国，1996年1月、2003年1月、2010年9月，以“恢委会”主席身份访问中国，特别是丹瑞在2010年9月缅甸大选前夕对中国的访问中还特别访问了深圳，希冀借鉴中国经验推动缅甸的经济改革[64]。两国总理也持续互访。
持续性。两国的高层互访，一直保持频繁的来往。就总理互访来看，缅甸总理在2004年7月、2006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中国总理在1994年12月、2010年6月访问了缅甸。缅甸总理参加了2004年、2005年、2006年、2008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参加了2008年8月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参加了2009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互动性。1996年10月、2000年6月、2003年8月、2009年6月，“恢委会”副主席貌埃都访问了中国，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2000年7月（庆祝中国与缅甸建交50周年）、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09年12月，访问了缅甸。另外，中国政协主席在1995年12月访问了缅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09年3月访问了缅甸，会见了缅甸最高领导人丹瑞。而作为缅甸重要实力人物的“恢委会”第一秘书的钦纽（如1989年10月、1994年9月、1996年6月等）和“和发委”第一秘书长的吴登盛（2007年6月），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2009年3月访问了缅甸。
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2001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在访问缅甸时，双方签署了关于“经济技术”、“渔业合作”、“投资保护”等经济合作的协议，签署了关于“边防合作”、“动植物检疫”等边境合作的协定。2003年1月缅甸领导人丹瑞访问中国时，双方签署了3个经济合作协议，还有债务、援助等协议。中国总理和副主席访问缅甸时都免除了缅甸许多到期的债务。1993年7月，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访问缅甸时双方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包括向缅甸提供无息贷款。
2.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拓宽加深
第一，双方经济合作不断加深。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中国经济的高速、全面增长为中国与缅甸经济提高了互补性，为双方的经济合作创造了新的更为宽阔的环境。在遭受制裁等压力下，中国与缅甸的经济合作对缅甸的经济、政治都具有“依托”性的意义。两国经济合作在缅甸资源开发、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5]
中国对缅甸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成套设备、机电和化工产品、各种配件等，中国从缅甸进口的主要是原木、矿产品、农产品、油气等，合作的领域大大拓展。中国和缅甸在经济合作的多个领域签署了一些合作文件，[66]推动双边经贸不断提升。双方之间的贸易额从1991年的3.92亿美元，[67]增加到2010年的44.44亿美元，[68]增加了11 倍多。2007—2008 财年缅甸与中国贸易额达到24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60%。[69]中国几次单方面宣布缅甸对中国出口的几百种产品享有特惠关税待遇。
除了传统的边境贸易、渔业、农业合作等之外，2009年，习近平副主席访问缅甸期间，双方也开启了能源合作[70]。2009年6月，两国签署了“中缅原油管道”的备忘录，[71]2009年9月原油管道全面开工。中国在能源领域与缅甸的合作与中国的能源安全高度相关，成为中缅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向，也增强了缅甸经济外交的实力。[72]
第二，两国文化交流、合作的新发展。
两国跨界民族和历史文化交流的时间长、领域广，是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双方在文化交流领域建立了各种常态化（如“胞波”[73]文化节、交换留学生）和非常态化（如艺术演出、文化展览）的机制，并建立了包括官方和民间的相应的文化交流机构，推动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两国官方一开始就比较重视文化交流。缅甸的吴努总理在1960年中国的国庆期间，率领400多位文化界人士的友好代表团在北京举办“缅甸文化周”；中国总理在缅甸1961年的独立节期间，率530多位文化界人士代表团到缅甸举办“中国电影周”。两国在1996年1月签署了“文化合作”的议定书，在2004年签署了“教育合作”的协议，两国在众多领域内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合作。
两国人员往来的合作得到加强。两国在1998年1月签署了公务护照的签证协定。缅甸驻昆明总领馆在1993年9月，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在1994年8月，都得以重新开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跨界民族的文化习俗、人员流动等方面交流保持了稳定性，较少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和干扰。
第三，安全合作。
边境安全合作是两国关系中经常性的安全事务。除对出入境人员进行正常的管理外，禁毒合作也是重要的一个工作。1997年3月，中国与缅甸签署了“边境地区管理与合作”的协定，以人员和其他往来的边境管理带动地区禁毒合作。2006年5月，中国与缅甸签署了打击走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合作协议。两国在禁毒领域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在政府层面形成了常态化的禁毒机制，加强了在情报、工作人员培训等方面的禁毒合作。
两国国防领导人的互访和沟通也增加了。缅甸陆军司令在1989年10月，三军副总司令貌埃在1996年10月，陆军参谋长在1994年11月和2000年4月，三军总参谋长在2002年12月、2007年1月、2008年12月，访问了中国。中国的国防部长在1995年7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在1996年4月，中国的总参谋长在2001年4月、2006年10月、2009年3月，访问了缅甸。2010年8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首次访问缅甸。
3.两国关系在国际多边场合的合作(https://www.daowen.com)
第一，两国领导人在多边场合会晤交流。中国国家主席与缅甸最高领导人丹瑞1997年年底在马来西亚的东盟峰会上会晤交流，在东盟峰会的会晤交流为两国的交流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机会。
第二，中国在联合国支持缅甸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国际社会的团结。
2007年1月，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和英国提出缅甸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时，与俄罗斯、南非投了否决票，中国反对西方国家对缅甸的干涉，这事实上会导致局势恶化和地区安全局势紧张。
但中国在随后的联合国讨论中积极团结国际社会各方力量，促成缅甸问题的有力、有利的解决。中国联合东南亚地区的缅甸邻国老挝和泰国等国家一同阐明立场；中国总理还主动与英国首相通电话，商讨以和平方式实现缅甸的民主与发展；在2007年安理会讨论针对缅甸问题的主席声明时，中国促成国际社会相互妥协保持了一致。
第三，协调国际人权组织、推动缅甸问题的解决。
2004年10月，“人权观察”组织给中国国家主席写信，要求中国制裁缅甸。中国积极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的政策和态度，也介绍缅甸问题的本质。同时中国还向缅甸派出特使，推动联合国特使的斡旋工作。2008年12月，中国外交部长访问缅甸，也积极推动缅甸国内和解，推动联合国在缅甸的工作。
（二）中国对缅甸关系的政策
从中国国家外交战略来看，中国对缅甸外交在这一时期在延续中有新的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安全考虑
从中国周边整体地缘安全来考虑。缅甸是中国西南地区地缘安全上的重要环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日本、印度等中国周边国家在中国周边不断制造麻烦，在中国的东面出现了东海划界、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等问题，东北方向出现了朝鲜半岛核问题，东南方向出现了南海问题，西南方向出现了西藏问题、缅甸问题，西面有阿富汗问题，西北方向有中亚三股势力威胁。在西南方向与缅甸保持友好、合作，处理好缅甸方向的安全问题，自然有利于整个周边安全环境。
从两国边境安全考虑。双方在历史上长期交往，中缅双方存在着约240多万的跨界人口，约占缅甸总人口的4.4%。如此大量的跨界人口的存在，形成了深厚的“胞波”情谊，使得中缅关系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有现实的物质联系，也有人文、民族感情。但相关交往的安全管理，特别是非传统安全的管理，需要两国间持续、深入的合作。
2.中国的经济外交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重视经济外交。中国与缅甸间的经济合作，有传统的经济往来需要，如边境贸易，有各自的经济优势互补，如缅甸橡胶、大米对中国的出口；有相互帮助的考虑，如相互帮助打破国际制裁；有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如缅甸的经济改革开放和中国的能源安全需要等，也有双方经济结构升级的需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缅甸经济对外开放，两国经济合作的空间在扩大，经济合作出现新的机遇和挑战。2009年以来中国大力调整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之间关系，把发展高新技术行业和推动信息化作为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产业也出现了逐步转向东南亚的情形，中国在缅甸建设港口[74]等，都促使中缅经济关系深化。缅甸在港口、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潜力也十分巨大。[75]
在“10+1”、“10+3”等合作机制中，中国与缅甸在各方面的合作有了更多的制度与机制安排，两国的合作也被纳入到更加深刻的地区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这对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缅甸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缅甸在国际机构中的地位提高，这对中国利益的增长也是积极的。[76]
3.睦邻友好外交
睦邻友好是中国一贯的与时俱进的基本外交政策，[77]也具有文化传统，[78]这种传统成为新中国睦邻外交的基础[79]。中国国家主席在2013年4月与缅甸总统会谈时也强调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两国间1988年到2010年间的关系正是在睦邻友好政策的基础上展开的。[80]睦邻友好体现在具体的交往活动中，[81]两国漫长的边境线两侧的民众长期保持生活、经济、文化的交往；一国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可能对两国都带来威胁，2009年，中国国家副主席访问缅甸时，双方都强调重视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两国间在抗击自然灾害时常常相互帮助，缅甸2008年遭受风暴后，中国派出了医疗队到缅甸进行救援工作，中国向缅甸先后分几批提供了无偿援助。2009年，中国向缅甸无偿援助了一批挖掘机。
（三）缅甸对中国关系的重点及政策
1988年以来，缅甸长期遭受西方的严厉封锁与制裁，缅甸对外关系受到这种环境的制约，缅甸对外关系也注重打破国际制裁的压力环境。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国际环境这一组外交矛盾关系体现得非常深刻。在这一时期，缅甸政府似乎采取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外交理念，即“既要依赖中国，又要制衡中国的影响”，事实上，这一矛盾统一于缅甸的外交环境与外交追求的矛盾之中。
1.“中立主义”与外交平衡
面对西方的制裁和封锁，开展“借助”外交。缅甸侧重于对中国的“依赖”，借助中国摆脱国际孤立的状态。这点在缅甸新军政府上台后，迅速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可以管窥一二。通过密切与中国的关系，缅甸在战略上获得了中国的“默认”，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制裁，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靠山”，更通过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稳定了国内混乱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可谓一箭双雕。
面对西方“民主”压力的“中立主义”外交。缅甸以中立主义抗衡西方国家的压力，反对西方国家的干涉。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缅甸以“中立主义”平衡各个外交层面。2005年，缅甸国内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力量逐渐苏醒和强大，缅甸的“中立主义”呼声日益高涨，以昂山素季为首的政治反对派开始公开批评新军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内外强大的压力下，缅甸新军政府以“中立主义”发展多元的外交关系，倚重与中国友好关系所得到的政治、经济支持开拓各种外交空间。
围绕“中国威胁论”的多层次外交。一是，缅甸与中国长期交往中没有受到臆想中的安全威胁，反而从与中国的关系中保障了缅甸的核心安全包括国家主权的安全。二是，缅甸外交中对中国的“担忧”意识，中国没有主动“崛起”，当国际社会提出“中国崛起”的命题后中国在外交中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回应，但中国的邻国却不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有疑虑。[82]中国的发展和实力使缅甸产生了一种“恐惧”，而缅甸的“大缅族”民族主义思维十分强烈，这一民族主义的狭隘思维借助“中立主义”揣测中国的“威胁”。1988年至1992年，缅甸军政府上台后，遭受到了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缅甸被迫“依靠”中国。三是，积极拓展国际活动空间。吴登盛政府在上台后着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意图制衡中国的影响。[83]吴登盛在其总统就职演讲中指出：自缅甸独立以来，各届政府虽在政治、经济、政策方针、理论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但在外交政策方面却出奇的一致，奉行的是不偏不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方面一直坚持着“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不盲从于任何大国的影响，在国际关系中保持中立，不允许任何国家在缅甸领土设立军事基地，不挑衅或侵略任何国家，不干涉他国内政，从不威胁国际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84]
2.缅甸国内政治力量对比
缅甸不同政治、社会力量对发展与中国关系有不同的侧重、不同的声音。20世纪60、70年代，因缅甸国内政治利益集团的平衡需要和平衡政治矛盾的需要，缅甸政府以“缅甸共产党问题”煽动民众，导致缅甸出现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之后根据其实际需要修复了与中国关系。1988年缅甸军人接管政权后，主导国家权力的力量采取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形成了外交依托，缅甸国内的反华势力与情绪得到控制。
缅甸国内的政治斗争的变化，会严重影响缅甸的对外政策。随着缅甸政治民主派力量的崛起，缅甸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在变化。
3.解决问题的需要
经济问题。因受到西方国家的持续叠加制裁，缅甸需要在外交中解决经济交往与合作的问题，缅甸与周边的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经济交往明显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缅甸依托中国而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当缅甸的国际经济合作空间得到拓展后，缅甸又以新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深化、提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也以中国、缅甸经济合作的成果作为开拓国际经济合作的基础。
边境问题。两国边境地区有传统的来往；两国边境地区的毒品问题长期严峻，走私问题很突出，其他非传统问题也不断出现；边境地区的民族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需要两国进行交流合作。
安全心理问题。缅甸国内一直有着反华和仇外心理。[85]缅甸也担心成为中国的经济殖民地，[86]从而成为中国的“附庸”。缅甸在1988年后遭到西方的制裁，缅甸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如中缅公路上的人员来往就非常频繁；在缅甸北部，缅甸翡翠、柚木和食品等大量进入中国；中国的大量消费品进入缅甸。中国人的大量涌入在促进经济交往的同时，也出现了与缅甸人的关系紧张包括缅甸族群关系的紧张，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命脉，也有人认为“中国吐口水，缅甸被淹死”，忽隐忽现地出现“中国威胁”的安全意识和潜意识。这种意识，让“中立主义”依托中国抵御西方国家干涉、压力的同时，也出现不愿意过深地“依赖”中国的外交意识。这种安全心理，是个长期的影响因素，也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