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与日本关系
缅甸发生政治转型后，日本对缅甸的态度和其他西方国家大致相同，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却又有所不同，包括优先问题的不同。[127]一方面，日本在政经合一的同时更重视务实经济外交；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追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虽然也指责缅甸的政治民主问题，但是却不如其他西方国家那么激烈，甚至在有些问题上有所隐忍。因此，与美国、欧盟相比，日本与缅甸的关系较为缓和，保持了经贸往来。
（一）1988—2010年缅甸与日本关系
缅甸与日本在1954年9月签订了关于战争赔偿、经济合作的协定，11月缔结了和平条约，12月建交，扫除了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奈温时期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奈温4次访问日本，日本5 位在任首相访问缅甸。从建交到1988年缅甸军政府上台前，日本是对缅甸援助最多的国家。而1988年到2010年间日本与西方国家一样，对缅甸执行制裁政策，但其政策是西方国家中最为灵活的[128]。
1.日本与缅甸关系及特点
缅甸军政府1988年上台后，1989年1月，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对缅甸制裁，停止了对缅经济援助。1989年2月，日本又转而承认缅甸军政府，是西方阵营中第一个承认缅甸军政府的国家，日本恢复了对缅甸的部分经济、人道主义援助。日本这一政策的变化，主要是在缅甸有投资的大型企业、曾到过缅甸的旧军人势力对政府施压，以维护其在缅甸的经济和传统利益。1997年，日本又与缅甸增加了经济联系，承建了缅甸的一些项目，给缅甸提供一些援助。
1998年2月，美国公开批评日本，指责日本对缅甸军政府的援助。[129]日本在1998年初增加、恢复了影响对缅甸的援助和经济联系，在美国的批评和压力下，日本对缅甸的援助也停止了，向美国靠拢。但1999年，日本首相在东盟峰会期间与缅甸最高领导人会面，之后，两国保持了一些经济联系包括对缅甸的援助。2003年后，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批评缅甸国内的政治局势，增加了对缅甸的制裁。但日本对缅甸的援助和经济联系一直保持，日本是缅甸最大的援助国和债权国，[130]日本在1988—2007年间对缅甸的投资达2.13亿美元[131]。2007年后，日本增加了对缅甸的批评，但没有停止经济联系和援助。
这一时期，日本与缅甸关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日本对缅甸的外交政策和立场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对缅甸持批评、制裁的态度，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促进缅甸的民主改革，日本与缅甸关系在西方国家与缅甸关系的框架内，没有也不可能走得太近；二是，日本出于在缅甸的经济与传统利益考虑，在政经分离原则下维持与缅甸的经贸关系，在对缅甸制裁上比较温和，保持了人道主义援助和一些经济联系，但日本在缅甸对外经济关系中所占的份额并不高[132]。
2.日本对缅甸政策出发点
日本对缅甸政策，似乎是在西方国家的框架内尽可能多地维持与缅甸的联系。日本对缅甸的政策考虑是：
第一，保持作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紧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从以前对缅甸进行制裁到今天缅甸发生政治转型后的日本对缅政策，无不深刻镌刻着美国的痕迹。1998年日本遭到美国总统的点名批评后，日本就赶快在缅甸问题上向美国靠拢，与缅甸疏离了政治关系，[133]并在缅甸2003年、2007年等重大事件发生后与美国保持同步的对缅甸政策。2008年缅甸通过新宪法并筹备2010年大选，日本与西方国家依托美国向缅甸施压，要求缅甸允许昂山素季参选。
第二，保持在缅甸的经济与传统利益。
1988年前，在西方国家中日本与缅甸的联系最多。[134]日本为了维护其在缅甸的经济利益，在政经分离原则下，一直持续向缅甸提供各种经济援助，以保证在缅甸能获取日本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并维持同缅甸的贸易关系。日本在对缅外交中不断突出经济外交的作用，以便发挥自己在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地位，发展对缅关系。日本在二战中曾与缅甸一些政治精英建立联系，日本认为自己在缅甸具有传统的政治利益和某种政治优势资源，希望保持对缅甸的影响力。日本在2007年提出“日本—湄公河地区伙伴关系计划”，[135]希望以此加强与该地区国家包括与缅甸的联系。
因此，日本试图弱化日缅在政治上的分歧，希望通过向缅甸提供经济援助，在相互接触中促进缅甸民主化和人权状况的改善。
3.日本对缅甸制裁与美国的不同
在对缅甸的制裁程度方面，美国最为严厉，欧盟次之，日本最弱。美国坚持对缅甸的全面制裁和封锁，涵盖了经济、人员、物资、技术转让等多方面，力图通过制裁和封锁颠覆缅甸军政府，把缅甸军政府看作是必须推翻的对象；在欧盟方面，则要求缅甸军政府进行改革，并未想推翻缅甸军政府，而且对缅甸军政府的制裁主要包括停止防务和安全合作、禁止缅甸高官及其亲属进入欧盟国家等措施，其经济制裁措施也没有美国严厉；日本在美国对缅甸进行制裁初期采取一些制裁措施，不久便取消了，保持同缅甸的经济关系。
4.日美轴心外交中日本亚洲（缅甸）独立外交的困境
缅甸丰富的资源和突出的战略位置在日本看来是十分重要的，这个有着六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待开发的市场，蕴藏无数商机和政治利益。从战后至今，日本凭借着对缅甸不断援助，日缅关系整体上在向前推进和发展。对缅甸实行的政策介于制裁与接触之间，日缅政策的这种特征，实际上是其在日美基轴外交与亚洲独立外交以及各种利益之间相互平衡的结果。
日本的这一政策，首先受到美国的压制。在对待昂山素季问题上，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态度，2010年11月7日缅甸大选当天，日本还敦促缅甸政府实施自由、公正而开放的选举，包括在昂山素季没能参选一事表示“遗憾”。在美国调整战略重心和宣布“重返东南亚”的背景下，日本一方面希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影响力，维护其利益，一方面又对基于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日缅关系始终谨慎，对缅甸坚持奉行“对美协调”政策。[136]在美国民主优先的前提下，2014年美国与日本在缅甸依然强化合作。[137]
其次，缅甸政府对日本的“模棱两可”不买账。
在缅甸2010年大选前，日本表示，如果缅甸大选是自由、公正的，日本将向缅甸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138]但缅甸没有屈从日本对其他西方国家的附和，依然按照自己设定的路线图进行了大选。[139]
（二）2011年以来缅甸与日本关系
2011年以来，日本对缅甸关系有了明显的发展，限制日本对缅甸政策的因素暂时被排除，日本能够积极实施与美国基轴外交中“一致”的对缅甸外交来满足其“特殊”目标。
1.日本强化与缅甸的经济关系
日本对缅甸政治转型的认知取决于美国对缅甸政治转型的认知，鉴于缅甸政治转型后，美国也主动改善了同缅甸的关系，日本政府在保持同缅甸的“特殊友好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和缅甸的关系。
缅甸政治转型后，日本更加注重对缅甸的经贸关系。日本十分重视本国企业对缅甸的投资，有统计推测，到2015年日本有可能会成为缅甸最大的外来投资者，[140]超越缅甸周边国家中国、印度等[141]。日本和缅甸在2013年12月签署了《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为日本企业在缅甸投资营造了一个更加透明、国际化的投资环境[142]。在日本首相访问缅甸期间，日本承诺提供500亿日元支持开发缅甸的迪洛瓦经济特区。
日本的经济组织积极为日本企业进驻缅甸提供各种便利。2013年4月成立“缅甸日本中心”，该中心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和技术。[143]2012年12月，日本金融企业（三菱东京UFJ 银行）同缅甸合作银行签订谅解备忘录，结成战略联盟。日本一些知名企业拟在缅甸建立销售公司。缅甸政府自2011年以来向9家国际银行（分属于6个国家）发放了营业许可，其中有3家银行来自日本，日本的金融业在缅甸获得巨大市场[144]。截至2014年4月，加入缅甸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日企有161家，是2011年的3 倍。[145]2014年7月，日本一家著名轮胎公司[146]宣布进军缅甸。
但由于长期的制裁，日本在缅甸的投资一时还难以迅速提升，在2013年缅甸的外来投资总额统计表中，[147]日本还排在第10名。
2.重视缅甸的基础设施领域
缅甸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大的潜力。在缅甸新政府上台后，日本政府和企业共同重视与缅甸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148]2013年5月，缅甸签署引进日本邮政系统协议。2014年9月，日本向缅甸提供低息贷款，用于缅甸农业灌溉工程建设。[149]2012年4月，日本在宣布免除缅甸债务的同时，宣布并计划向缅甸提供大量贷款，用于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150]
3.加深政治领域的交流
日本认为缅甸的政治转型是朝着民主化方向的进步，日本加强了和缅甸新政府直接对话和协调。2011年11月，日本首相和缅甸总统在印尼会晤，日本对缅甸新政府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举措予以积极肯定。[151]12月，日本外相专访了缅甸。2012年4月，缅甸总统访问日本，日本免除了缅甸3035亿日元（约合37.2亿美元）的债务，并重启对缅日元贷款项目。日本首相在昂山素季访问日本（2013年4月）后于2013年5月访问缅甸，此前日本首相在1977年访问缅甸。
日本也同时积极关注缅甸国内局势的变化。在美国对缅甸政治转型进行表态后，日本也通过会见昂山素季等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来表明自己对缅甸政治转型的态度。昂山素季2013年4月访问日本时，表达了参加2015年缅甸大选的意愿。
4.日本恢复、发展与缅甸关系中与美国的差别
在恢复、发展与缅甸关系上，日本保持了与美国一样的基调，往往是在美国首肯后才积极行动。美国对缅政策的变化是日本调整对缅政策的现实基准。但日本对缅甸外交与美国有所不同。
第一，恢复关系的速度不同。
在“恢复”对缅甸关系上，美国最慢，欧盟次之，日本最迅速。美国对缅甸的民主要求较高，反复强调对缅甸政策改变必须是缅甸政府做出更多的民主变革，并以此作为全面解除对缅甸的制裁和封锁，这其中与美国一开始就对缅甸制裁最为严格有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国内已经通过了对缅甸制裁的法律，完全解除或者大幅度解除对缅甸的制裁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法律程序。
欧盟则在缅甸新政府建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与缅甸新政府的互动，取消了除武器禁运的全部制裁，几乎“全面”恢复了与缅甸的经济交往，并史无前例地在缅甸设立欧盟办事处，提升了与缅甸的政治关系。
日本则对缅甸的政治转型更加“轻描淡写”，不仅加强了和缅甸新政府的政治关系，而且大力鼓励本国企业投资缅甸，与缅甸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机构、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了深入和卓有成效的合作。
第二，政策取向不同。
美国改变了对缅甸的政策，但是仍有较大的保留；欧盟则表现出了与缅甸新政府发展良好关系的愿望，基本上认同缅甸局势的发展；而日本则几乎是“全方位”加强了与缅甸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合作与互动，并力图通过增强与缅甸的关系遏制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大国”梦想。
日美欧三方都强调缅甸必须要实现民主，但是关注点程度不一。美国不仅呐喊的声音最响亮，而且出台的民主标准也最为严苛；欧盟则是通过一些关切的声明，表明对缅甸民主和人权状况的态度；而日本基本上是采取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表面上对缅甸的民主状况指三道四，实际上这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指责，日本仍然保持着和缅甸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接触，甚至还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
第三，主攻与配合的不同。
政治转型后日本与缅甸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交流和沟通更加频繁，双方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深；日本也试图希望通过对缅政策的调整，达到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而美国总是以霸主的姿态作为对缅甸“民主改造”的主攻力量。
（三）影响缅甸与日本关系的因素
在日本对缅甸的外交政策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除了二战后一直存在的美国因素，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也影响到日本对缅外交。这些因素影响着日本对缅甸外交的走势。
1.日本的经济利益
日本与缅甸之间关系在二战后获得了较大发展，日本特别注重在缅甸的经济利益。
第一，缅甸的发展潜力吸引着日本。
日本深知缅甸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发展潜力，也认识到在缅甸已经展开的经济竞争。缅甸在发展中急需日本等西方国家的投资，尤其是供电、供水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日本在此方面大有可为。日本认为缅甸5500多万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劳动力人口，日本投资缅甸可以享受“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并实现国内产业的升级。
第二，日本具有与缅甸发展经济外交的外交优势。
自从1954年11月缅甸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和赔偿协定后，日缅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即使在军政府时期两国也保持经济联系，日本还曾在1989年2月承认了缅甸军政府。2007年日本宣布对缅甸加强制裁时，也继续保持紧急与人道救援。日本对缅甸民主进程更多的是劝诱而非施压。[152]日本领导人在多边场合也与缅甸高层保持接触，还曾邀请缅甸领导人出席裕仁天皇的国葬仪式。
第三，抢先外交。
日本对缅政策十分灵活，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日本积极开展对缅甸的外交。2011年12月，日本认为在美国缓和对缅甸的制裁后，日本决不能“误了公共汽车”，[153]日本积极考虑恢复对缅甸提供援助。日本经济界从2011年下半年就纷纷组团到缅甸进行商业机会的考察，日本地方政府也纷纷派遣代表团考察。日本还急剧增加了对缅甸的援助。[154]
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决定了日本与缅甸关系同美国与缅甸关系的差别，即使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关系紧张时，日本也有所不同。
2.美国因素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国际政治环境，日本在二战后的外交一直依靠美国，美国对日本保持着主导型的影响力。因此，缅甸在与日本发展关系时，也必须考虑美国因素。[155]总体上，日本的对缅政策仍然深刻受到美国的影响。
在1988—2010年间，日本一直将缅甸称为“亚洲最后的前线”，指日本与缅甸没有官方关系。在缅甸政治局势发生转型后，美国政府较为迅速地释放出同缅甸改善关系的信号；日本迅速出击，加强了同缅甸的外交关系。美国总统2012年11月访问缅甸后不久，日本首相在2013年5月访问了缅甸并强调“民主”，[156]这也体现了日本一贯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的思维。
对于缅甸的政治变化，美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美国向缅甸开出的条件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化，释放所有政治犯，并中断与朝鲜的军事合作，这样才能改善美缅关系。处于追随美国的日本在这一点上完全配合美国，日本接近缅甸是有条件的。日本要求缅甸进一步实施政治改革，要求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会谈、停战，要求缅甸政府释放政治犯，在昂山素季访问美国之后也邀请她访问日本，都是对美国政策的呼应。
3.日本的战略意图
缅甸，对于日本外交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日本会在西方国家对缅甸政策的框架内长期寻求对缅甸的“特殊关系”，达到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和实现自身外交战略在缅甸问题上的“平衡”。美国奥巴马政府隆重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日本积极支持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各种行为，制约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这种“平衡”特点可能是长期的。
第一，借助缅甸在东南亚展示日本“政治大国”形象。
日本力图从“经济大国”成为“政治大国”，日本希冀借助对缅政策反映其“大国外交”，在东南亚获得外交的突破口，提高日本在东南亚的发言权和政治地位。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日本妄图重新成为世界的政治大国，但是日本由于在历史问题等问题上和东亚地区的中国、韩国等国分歧严重，导致日本威信扫地，日本迫切希望通过增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来扭转在东亚的颓势，增强在东南亚的影响和发言权。2015年2月，日本解除对外军事援助的限制，明显加大对东南亚国家特别是缅甸的军援，提升日本在东南亚和缅甸的影响。
第二，维护日本经济交往的战略安全。
东南亚是日本的邻近地区，日本绝大部分的石油需求都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转到日本，对于日本来说，日本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加强同东南亚国家改善关系的契机。日本在缅甸的各种行为都增强了日本在缅甸的影响。日本代表团在2012年1月考察了缅甸发电站等基础设施、对缅甸投资的环境等，开拓日本在缅甸的经济活动空间。
第三，借助缅甸遏制日本认为的战略对手。
日本对缅甸政策的一个重要战略考虑是制衡中国。如果能够搞好和中国“后方”缅甸的关系，日本认为就会增加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
日本政府也十分重视“自由”等价值观在对缅外交中的作用，以便对抗中国“睦邻外交”和“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突出日本要以“海洋亚洲民主国家联盟”、“法律和规则”对抗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武力行径”，[157]中缅石油管道开工后，日本试图借助缅甸遏制中国的意愿更加迫切。遏制中国成为日本外交的一个基本思维。[158]为此，日本也通过“宣誓”在缅甸的“军事存在”来遏制中国，2013年5月，日本海上自卫队训练舰队还在远洋航海训练中停靠缅甸港口，这是战后日本军舰第一次访问缅甸。
【注释】
[1]Joseph Allchin，“Fears over floating currency”，Asia Times，Apr.6，2012.
[2]《缅甸加速改善民生》，联合早报网，2013年8月13日，http://www.zaobao.com/sea/custom/story20130813-240136。
[3]姜桂石、刘会清：《50年代美国对东亚和东南亚政策的调整》，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1页。
[4]Dennis Merrill，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Vol.32，The emergence of an Asian Pacific Rim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Philippines，Indochina，Thailand，Burma，Malaya，and Indonesia，Bethesda，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2001，pp.17，45-46.
[5]郭朋弟：《杜鲁门政府的缅甸政策研究（1949—1952）》，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26页。
[6]姜桂石、刘会清：《50年代美国对东亚和东南亚政策的调整》，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1—3页。
[7]Dennis Merrill，The emergence of an Asian Pacific Rim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Philippines，Indochina，Thailand，Burma，Malaya，and Indonesia，Vol.32，Bethesda，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2001，pp.17，45-46.
[8]David I.Steinberg，“The United States and Myanmar: a ‘boutique issu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6，2010，pp.177-178.
[9]郭朋弟：《杜鲁门政府的缅甸政策研究（1949—1952）》，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38页。
[10]Josef Silverstein，Burma: Military Rule and the Politics of Stagnation，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168.
[11]贺圣达、李晨阳：《列国志：缅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56页。
[12]姜桂石、刘会清：《50年代美国对东亚和东南亚政策的调整》，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1—4页。
[13]贺圣达、李晨阳：《列国志：缅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24页。
[14]“Burma: Country Reader”，pp.89-98，http://adst.org/wp-content/uploads/2012/09/Burma-Myanmar.pdf.
[15]刘德会：《美缅关系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影响》，载《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1期，第40页。
[16]John Whiteclay Chambers ed.，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853.
[17]FAN Hongwei，“China-Burma Geopolitical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1/2012，p.15.
[18]David I Steinberg，“The United States and Myanmar: a ‘Boutique Issu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6，Issue 1，Jan.2010，pp.179，182.
[19]林锡星：《美国外交政策对缅甸缉毒行动的影响》，载《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5期，第16页。
[20]王聪：《1988年以来美国对缅甸政策研究》，外交学院论文，2013年，第9页。
[21]“Belgrade Declaration of Non-aligned Countries”，Belgrade，Sep.6，1961，http://pustakahpi.kemlu.go.id/dir_dok/01st%20Summit%20of%20the%20Non-Aligned%20Movement%20-%20 Final%20Document%20(Belgrade_Declaration).pdf.
[22]姚椿龄：《美国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载《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第117页。
[23]Nehginpao Kipgen，“US-Burma Relations: Change of Politics under the Bush and Obama Administrations”，Strategic Analysis，Vol.37，No.2，2013，p.206.
[24]徐思蓉：《美国对缅甸价值观外交及其转变》，外交学院硕士论文，2013年，第33页。
[25]Mya Saw Shin，Alison Krupnick，and Tom L.Wilson，“Burma or Myanmar? U.S.Policy at the Crossroads”，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1995，http://heartland.org/policydocuments/burma-or-myanmar-us-policy-crossroads.
[26]贺圣达、李晨阳：《列国志：缅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60—361页。
[27]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A Catalog of New U.S.Un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for Foreign Policy Purposes，1993-1996”，Washington: NAM，Mar.1997.
[28]Peter Baker，“U.S.to Impose Sanctions on Burma for Repression”，Washington Post，April 22，1997.Steven Erlanger，“Clinton Approves New U.S.Sanctions against Burmese”，New York Times，Apr.22，1997.
[29]Larry A.Niksch，“Burma-U.S.Relations”，in Alden T.Roycee ed.，Burma in Turmoil，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Inc.，2008，p.68
[30]Robert A.Manning，“U.S.Bullying Tactics Alienating Asian Allies”，Los Angeles Times，Jul.27，1997.Allan Wendt，“Futility of Sanctions against Burma”，Washington Times，Jun.29，1997.
[31]贺圣达、李晨阳：《列国志：缅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28—429页。
[32]李晨阳、瞿健文：《2003年的缅甸：内忧外患》，载《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2期，第78页。
[33]“Burmes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ct of 2003”，Public Law 108-61—JULY 28，2003，108th Congress，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Documents/bfda_2003.pdf.
[34]胡水娟：《“制裁加接触”：美国对缅政策调整》，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94页。
[35]“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Hall”，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Nov.14，2009，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suntory-hall.
[36]“Statement by President Obama on Burma’s November 7 Elections”，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Nov.07，2010，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0/11/07/statement-president-obama-burmas-november-7-elections.
[37]James Kelly，“The U.S.Continues to Recognize the 1990 Elections as a Valid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the Burmese People”，in Burma: Reconciliation in Myanmar and the Crisis of Change，Report of Conference held 21-23 Nov.2002，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 D.C.，p.21.
[38]Scot Marciel，“Burma: Policy Review”，Bangkok，Thailand: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Nov.r 5，2009，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9/11/131536.htm.
[39]由5 部议会法案和4 部总统令组成，5 部法案分别是：《1990年海关和贸易法案》、《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1997年对外行动、出口融资和相关项目拨款法案》、《2003年缅甸自由与民主法案》和《2008年汤姆·兰托斯冻结缅甸玉石法案》。4 部总统令分别出台于1997年、2003年、2007年和2008年。
[40]David I Ateingbeerg，“The United States and Myanmar: a ‘Boutique Issu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6，No.1，2010，p.12.
[41]Jeremi Suri，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the Cold War’s End to 9/11，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Fall 2009，p.622.
[42]赵天宝：《论缅甸政局的发展前景——从缅甸通过新宪法说起》，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年第4期，第105页。
[43]Michael F.Martin，“U.S.Sanctions on Burma”，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7-5700，Oct.19，2012，p.12.
[44]贺圣达、李晨阳：《列国志：缅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57页。(https://www.daowen.com)
[45]李晨阳、瞿健文：《2003年的缅甸：内忧外患》，载《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2期，第78页。
[46]“TOM LANTOS BLOCK BURMESE JADE (JUNTA’S ANTI-DEMOCRATIC EFFORTS) ACT OF 2008”，Public Law 10-286.110th Congress，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Documents/pl110_286_jade_act.pdf.An Overview of the Burmese Sanctions Regulations: Title 31 Part 537 of the U.S.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Washington，D.C.20220 202/622-2520).
[47]刘德会：《美缅关系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影响》，载《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1期，第41页。
[48]《缅甸外长教美国高官“说英语”》，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1-05/23/content_662194.htm，2015-01-28。
[49]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437—439页。
[50]Stephen Kaufman，“United States Will Directly Engage Burma，but Keep Sanctions”，Relief Web，Sep.24，2009，http://reliefweb.int/report/myanmar/united-states-will-directly-engage-burmakeep-sanctions.
[51]U.S.Policy Towards Burma: Issues for the 112th Congress，Congressional Researeh Serviee，Aug.，2011，http://www.hsdl.org/?view＆did=718905.
[52]Jürgen Haacke，Myanmar’s Foreign Policy-Domestic Influences and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Adelphi: Routledge，2006，p.32
[53]贺圣达、李晨阳：《列国志：缅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60页。
[54]刘务：《第三方因素对美国对缅甸制裁政策影响》，载《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7页。
[55]Peter Baker，“U.S.to Impose Sanctions On Burma for Repression”，Washington Post，Apr.22，1997.Steven Erlanger，“Clinton Approve New U.S.Sanctions against Burmese”，New York Times，Apr.22，1977.
[56]Wayne Bert，“Burma，China and the U.S.A.”，Pacific Affairs，Vol.77，Summer 2004，pp.263-282.
[57]Philip J.Cunningham，“Myanmar sanctions hurt more than help”，The Japan Times，May 3，2004，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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