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发展与中国关系的重点和政策
在中国与缅甸长期的双边关系中，缅甸一直具有某种“主动性”，缅甸是双边关系中“主动”的一方，常常是缅甸的某一政策变化引发双边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在国际事务中，与周边很多国家相比，缅甸的“独立性”很强，不接受大国的干预、不屈从大国的压力，[147]正是由于中国尊重缅甸的这种独立性，缅甸与中国的关系才长期保持稳健发展；正是缅甸坚持、保持了这种独立性，缅甸能够不受大国的牵制与压力，而与中国和平共处地发展关系。
虽然是国际社会压力的一种结果，但2010年大选和2011年以来国家重大发展政策的变化，都是缅甸的自主选择。缅甸军政府在处理其内政、外交问题时始终保持自主。
（一）对中国的整体外交定位：战略依托
缅甸政治转型后，其与中国的关系在经济上、政治上、缅甸整体外交的定位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缅甸对中国外交在2011年以来有一个基本的定位。这个定位是基本的，但又有一些模糊、摆动的特点。
中国在战略上发展同缅甸的关系，这种互锁关系不应仅仅表现在战略和两国领导人发表的宣言上，更应该体现在现实的利益上，因为只有在利益上的互锁关系，才会必然导致双方必须将这种利益互锁关系转化为两国政治上的合作和与协作，只有这样双方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1.迅即定位与中国的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1年5月，缅甸总统首次的国别国事活动是访问中国，在访问中国期间与中国发表了“联合声明”，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在2013年4月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强调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关系，2013年6月，两国签署了相关的“行动计划”，2014年11月，在中国总理访问缅甸期间，两国签署了深化“全面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显然，两国将双边关系界定为“战略”关系，并不断强化这一“战略”关系。
缅甸总统在2011年5月访问中国时说，与中国的关系是缅甸外交中最亲密、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等不断出访缅甸，中国在缅甸新政府刚组建后就有政协主席出访缅甸；而缅甸总统在2011—2014年间6次到中国，2014年11月间缅甸总统到访北京、中国总理到访内比都。缅甸对中国的基本外交定位是明确的。
2.缅甸对“伙伴”的战略依托需求
缅甸将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其外交的基本战略依托，满足其外交各层面的需求。
与中国的关系是缅甸当前整体外交的基本依托。缅甸与中国长期联系密切，到目前为止，与中国关系是缅甸对外关系中联系最密切、深入、广泛的双边外交。在转型之初，一旦缅甸轻易地舍弃与中国的关系，缅甸的整体外交将陷入混乱，很多问题都会无法解决；与中国关系，是缅甸外交的现实基础。与西方国家、印度、东盟关系的前景无论多么美好，但还没有实现，且其前景的实现也非一帆风顺。
与中国的关系是缅甸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基本依托。除了“民主化”缅甸之外，借重缅甸向中国施压、“平衡”中国也是西方国家对缅甸外交的重要目标。一旦完全“倒戈”到西方国家阵营，作为综合国力比较弱的缅甸在西方国家阵营中的重要性反而会降低，还可能陷入类似中亚一些国家的动乱之中。而且，没有与中国的密切联系，西方国家再次向缅甸施加民主压力时，不但中国难以在联合国等场合支持缅甸，缅甸周边的国家在追随西方国家向缅甸施压时，会更少有什么顾及。由于以上原因，如果缅甸放弃与中国长期的密切、友好联系，处于与中国敌对的状态，常常以最大的民主国家自称的印度，[148]对缅甸也会调整政策，可能会有一些不利于缅甸的因素。
与中国的关系是缅甸与东盟发展关系的基本依托。缅甸总统多次强调愿意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其基础是以缅甸与中国的长期积累的联系来做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一种“中介”，进而提升自身在东盟中的作用，[149]显示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能力与形象。放弃中国，会降低缅甸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与中国的关系是缅甸中立主义外交的基本依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尊重缅甸的内政、外交的政策和道路选择，幻想西方国家放弃对缅甸内政的干预，无异于是与虎谋皮般的天真。一旦失去中国，缅甸就等于倒向了大国集团，其中立主义就失去了依托，其平衡外交也就没有了空间。融入西方国家中甘做“小兄弟”绝非中立主义。
（二）国内需求及其对中国的政策
以外交来维护在国内政治的合法性，是缅甸现政权的一个突出外交任务。以国内政治改革来拓展国际活动空间，以外交活动来加强政权的合法性，是2011年以来缅甸外交的重要推动，也自然影响到了缅甸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1.缅甸现政府在国内政治的关注点
第一，争取民心顺应民意，与民主派争夺社会支持。大选上台的缅甸新政府，意图在内政和外交上体现更多的“民主”色彩，[150]特别注重政治民主和促进民生的改善。缅甸新政府在民主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这是新政府与以往缅甸历届政府不一样的地方；而执政的巩发党在大选的政治生态中必须更加重视选民的选票。缅甸长期处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贫困的面积很大，缅甸现政府若不能在发展经济方面迅速有成效，若不能尽快改善民生，将很难赢得老百姓的支持。
第二，注重与社会组织的活动，营造政治民主的社会氛围。随着缅甸政治转型，缅甸社会活动空间逐渐宽松，包括NGO组织（非政府组织）、INGO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CBO（社区组织）等各种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造成缅甸社会力量的多样化。这些组织非常活跃，发动了争取人身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和民主人权的运动，改变了原来军政府时期的社会生态。[151]缅甸现政府需要与这些在民众中发声很有影响的组织处理好关系，以争取这些社会团体、组织及其社会基础对现政权的支持。(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允许政治反对派活动与限制其活动。以昂山素季和全国民主联盟为代表的缅甸政治反对派在此次缅甸大选中不仅在法律上实现了合法化，更进一步扩展了其在缅甸政坛的影响力。缅甸军政府时期，昂山素季以一次次的政治抗争获得了数量庞大的缅甸民众的支持。在缅甸新政府成立过程中和成立后，缅甸新政府十分重视同昂山素季在各方面政策上的协调，以便能够获得昂山素季及其代表的民盟的支持、理解。但缅甸现政府又尽可能地限制民主派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和获得、控制政权的机会，如现政府顶住西方国家巨大的压力，拒绝在2015年大选前修改宪法，不给昂山素季参选总统以机会，在泰国邀请昂山素季访问的问题上向泰国施压等。
第四，推进民族和解与国家政治统一。由于民族冲突，缅甸国内长期存在武装冲突，2011年到2015年缅甸政府与民族武装之间的冲突不断，有的冲突规模较大。这些武装冲突是一个长期遗留的国家问题，一时还难以得到解决。缅甸现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没有实际上的缓和，与民族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巨大。
2.国内问题及缅甸对中国外交的矛盾性
由于国内政治生态和政治问题，缅甸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表现出了一些矛盾的政策。
第一，吸引中国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与“顺应”民意搁置中国大项目之间的矛盾，是缅甸现政府在顺应民意与引导民意之间的矛盾。由于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原因，缅甸民众长期反对缅甸军政府吸引外资的做法，并通过抗议、集体抗议等活动阻止或者破坏外资项目的落实。缅甸总统“根据”当地民众的意见，[152]决定在其任期内搁置密松水电站项目，事实上是现政府没有也可能无力对民众进行深入的引导。
第二，自身的“民主”外交与对中国“保守”外交的矛盾。缅甸积极向西方国家和印度、泰国、新加坡等展示其国内民主的成就，放宽民主派的政治活动空间，包括昂山素季的国际活动空间。但到目前为止昂山素季与中国的沟通非常少，这应该是主要出于缅甸现政权对中国的外交要求，也有中国政策的惯性。在2010年缅甸大选前后，西方国家继续指责缅甸政府“专制独裁”、“镇压国内民主势力和少数民族”，也继续制裁和封锁缅甸；中国则积极支持和肯定缅甸大选的意义，认为是缅甸政治改革路线图中关键的一步。在缅甸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展示了重大的变化之后，对中国外交政策还延续某种僵化的思维，事实上可能是要中国为其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中国对昂山素季的“中国观”缺乏深刻了解，昂山素季对中国的缅甸政策也了解不够。昂山素季具有凭借其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来将自己观点转化为政治判断的能力，因而给中国的缅甸政策带来风险。[153]
第三，边境安全合作的深化与边境安全外溢不断的矛盾。缅甸新政府同民族武装积极谈判实现停火，但在中国与缅甸的边境上，自2011年以来到2015年初几次发生因缅甸武装冲突导致边境不稳定问题。
（三）国际活动的需求及其对中国的政策
缅甸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期和机遇期，在民主政治、现代经济、人民生活等建设方面处于新时期，对外关系也处于新时期。缅甸自身也十分清醒这种挑战与机遇，这种拓展和机遇，与西方国家对缅甸的政策态度有直接的联系，缅甸的中立主义和平衡外交有新的表现，对缅甸的中国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1.争取“认可”的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缅甸新政府的外交中，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承认、取消国际制裁，是其重要的部分。西方社会不会放弃对昂山素季和缅甸民主势力的支持，这也将长期影响缅甸的外交决策。
缅甸大选后，经过新政府的努力，西方国家认同了缅甸民主化进程，逐渐减轻了甚至在事实上取消了对缅甸的制裁、封锁和指责，[154]缅甸新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逐渐得到西方认可，[155]缅甸新政府面临的外部压力瞬间减轻不少。缅甸政府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逐渐从“敌对”走向正常。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在逐渐地、更凸显地转向某种“等距离”外交。2012年9月初，缅甸总统与加拿大政府官员会谈时说，缅甸奉行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不论东方国家或是西方国家。[156]
2.平衡外交与“再平衡战略”的交集对中国的影响
缅甸在与印度关系改善后逐步追求地区外交中的“平衡外交”，其目标是提升缅甸在地区事务中的行为空间；印度则借助缅甸的平衡外交实施“东向政策”。随着缅甸在国际社会活动空间的拓展，缅甸的平衡外交的范围也会扩展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美国则将缅甸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切口，在经济制裁、政治压力之后又以接触策略促使缅甸“民主化”，将缅甸作为“再平衡”中国力量的砝码。
无论缅甸以什么样的心态实施其“平衡”外交，其平衡外交与印度、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战略交集后，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重大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3.经济外交对中国的影响
在缅甸政治转型后，其外交中的经济成分大大增加，基本解除经济制裁也使得缅甸经济合作环境地位改善，西方国家与周边国家纷纷加大与缅甸进行经济合作的力度。经济合作环境与前景的改善，在增加缅甸对外经济合作自信的同时也可能会使得缅甸对经济合作的预期出现“膨胀”。[157]这种膨胀可能会让缅甸政府在考虑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更加自我“任性”，也影响中国对缅甸的投资活动，[158]这可能也是缅甸不断在中国与缅甸合作的大项目上“反悔”的一个原因。
缅甸现政府不乏对中国核心利益支持的言辞，在参加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前缅甸总统向中国大使重申了支持中国核心利益的表态。[159]但在事实与言辞上，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南辕北辙是无法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中国必须进行观察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