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关系的历史遗产
自建交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过时代的变迁，中国与缅甸关系积累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遗产。
（一）形成了和平共处、相互友好、相互依托的关系
自建交以来，中国与缅甸关系整体平稳，在处理好两国间的急迫问题和长期性的问题后，两国关系逐步发展为一种相互依托的关系。
1.两国间关系的友好发展
两国长期和平相处。中国与缅甸自建交以来，两国高层领导人长期保持高层的互动往来，无论是建交初期吴努总理与中国总理的相互访问、交流，还是奈温总理与中国总理间的密切互动，抑或是1988年到2010年间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访问，都能够体现出高层的密切联系。在缅甸外交发展的各个时期，两国都能够保持友好交往的主旋律。吴努时期、奈温时期、1988—2010年时期，中国与缅甸的双边关系都非常密切，这是缅甸与其他国家关系所未有的，缅甸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曾由一开始的正常化状态到1988年后急剧降温，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平淡，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邻国关系起伏较大。由于在地缘上临近、战略上互有所求、人缘上的“胞波”情谊、经济上的互补性、长期友好的历史惯性等原因，中缅关系拥有友好的深厚基础，中缅关系一直保持良性发展。
两国对一些影响双方关系发展的事件，能及时处理、排除干扰。中缅关系总体呈现出较为平稳的特点，但是也有波折，如边境摩擦、“排华”事件、难民事件等。但两国对出现的冲突事件、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事件、干扰因素，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处理相关事务、修复两国关系，因此，两国关系没有出现长期对立、僵持的局面。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中能够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宗旨，两国民众中也有发展相互关系的浓厚的传统基础，推动两国关系总体上呈现平稳态势。
2.双方关系在各自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体现在相互依托上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缅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互助的。对于中国来说，建国初期，中缅保持了友好的关系，使得中国的战略压力得以减轻，这对新中国是至为宝贵的支持；从缅甸的角度来看，缅甸在新军政府上台后，不仅面临着经济长期落后，而且遭受到了西方的一致制裁和封锁，国际战略环境十分恶劣，[87]而中国依然与之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对于缅甸来说是“雪中送炭”。
1989年后，缅甸对中国的“天安门事件”[88]表示理解，此后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对缅甸的援助已经超过了泰国，成为缅甸的最大援助国。[89]1997年7月到2003年5月间，缅甸曾积极寻求加入东盟，希冀依靠东盟疏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来摆脱缅甸的外交困境、依靠东盟的援助发展经济。但这一愿望最后落空，缅甸不得不再度加强与中国的合作。[90]从2003年5月到2010年3月大选之前，由于美国与欧盟对缅甸的制裁升级，缅甸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而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外援助和投资能力明显增强，所以缅甸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在这一时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中国因此成为缅甸的最大外资来源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缅甸最大的援助和贷款来源。[91]
3.在国际社会中进行战略合作
双方的良好关系推动双方在区域合作中密切配合。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双方的合作在更高层次上得以继续开展。在东盟引领的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缅甸坚持把中国作为《东南亚友好条约》的参加国之一；在“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地区盛行之际，缅甸继续发展和中国的良好合作关系。
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坚决维护东盟的领导作用，支持缅甸加入东盟，融入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缅甸遭受西方国家制裁之际，中国积极发展与缅甸的多方面关系，对缅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和援助，使缅甸得以打破西方的封锁。中国和缅甸在战略上的合作，使双方都受益匪浅。(https://www.daowen.com)
中国在联合国与国际事务中维护缅甸的核心利益。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缅甸事务时，一方面否决了危害缅甸核心利益的提案，另一方面又积极与国际社会协调，推动缅甸事务的合理推进，如中国与英国、与人权组织就缅甸事务进行协商，在联合国中就推动缅甸国内政治发展进行协调等。
（二）呈现出阶段性调整的特征
中国与缅甸关系，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两国关系的阶段性变化，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单一直线发展的国家间关系，对国家间关系的变化特别是阶段性的变化，无须震惊、惊慌；两国关系发展阶段性特点，也是一种客观的现象，受到一些长期性要素的影响，是可以把握的。
1.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与中国缅甸关系的阶段性
如建交和相关事务解决的阶段，中国与缅甸顺利建交后，解决了直接影响两国关系的边界问题等，如1950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与缅甸关系；积极拓展的阶段，建交和处理一些问题后，两国关系得到迅速推进，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国处理了排华和“缅共”事务后，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深入发展阶段，两国关系的合作得到拓展与深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与缅甸关系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而加深了相互合作；成熟与机制化的阶段，两国对双边关系持更加务实的态度，在国际社会更为广阔的环境中进行合作，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缅甸政治、经济合作得到拓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维护缅甸主权的同时也逐步积极推进缅甸事务的解决，包括帮助缅甸推进国内政治发展，两国在投资等层面进行广泛的合作。
经过激情与起伏之后，经过不断的积累之后，两国关系逐步走向成熟、稳健、平衡，是一种自然规律。国家间关系存在某种自然成长的过程和现象，中国与缅甸关系也是如此。
2.国家政治发展与两国关系的阶段性
缅甸国家政治影响其外交政策，缅甸政治的阶段性也会成为其外交上的阶段性。吴努时期、奈温时期、1988—2010年军政府时期，缅甸对中国的政策、与中国的关系，呈现相应的阶段性，虽然在每一时段内缅甸对中国的政策有所调整，对中国的关系有所变化，但同一政府能够保持政策的连贯性，能够保持两国关系的连续性。即使是本阶段内缅甸国内政治有调整，两国关系也能够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调整。
中国的大政方针和外交的调整、变化，也会影响中国与缅甸关系，缅甸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也在发生改变，中国国家政治的阶段性也与中国缅甸关系的阶段性相一致。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直接影响着中国对两国边界等问题的处理，也推动两国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中国国内政治直接影响到外交，也影响了中国与缅甸关系，导致了排华事件及“缅共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后，对缅甸外交的定位也有所调整。
3.国际环境国际格局与两国关系的阶段性
中国与缅甸关系的阶段性，也打上深深的国际格局的烙印。
在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影响着国际和地区局势的变化，影响着中国和缅甸的安全环境与外交重点。由于担心卷入冷战的对抗和地区热战之中，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在冷战时期的特点是保守的、消极的；而冷战后缅甸在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不再是美苏对抗，而是西方国家对缅甸的制裁和压力，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外交。缅甸对中国的“一边倒”和再平衡，统一于这一国际环境之中，缅甸围绕适应这一环境下的国家主权安全、国家外交活动空间的开拓而发展、调整与中国的关系。
在冷战时期，中国考虑缅甸问题会考虑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政治同盟的存在，也会考虑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因此，中国在与缅甸发展关系时也突出考虑国家安全，特别是全球战略层面的安全问题在本地区和两国关系上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中国在东、南、西三面面临着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而巴基斯坦和缅甸则是中国在西南方向的重要突破口，也是中国走向印度洋的重要门户。[92]中国考虑与缅甸关系，要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长期的战略压力，或者与缅甸共同打破国际制裁和压力，或者是避免美国在西南方向“再平衡”制衡中国。
（三）国家间关系的政治心理、民族心理
一些长期性的政策和外交心理，已经逐渐成为外交中的惯性因素，在“背后”决定着中缅关系的发展。
1.外交政策及其思维惯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成为两国外交及相互关系的外交思维和意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缅、印在1954年共同倡议的，得到两国的长期坚守，也在双边关系中得到应用，让两国关系长期受益，成为中、缅两国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五项原则越来越被更多的国家接受和认可，2014年6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三个发起国在北京举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活动。在冷战时期，美国也曾积极争取缅甸加入对抗中国的行列，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政治思维、意识的影响下，缅甸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策划的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缅甸长期践行中立主义外交，虽然不同时期缅甸外交会有较大的政策差异，但背后都会有中立主义的影子，中立主义意识就隐藏在“闭关锁国”、“一边倒”、“平衡外交”之中；中立主义的核心是缅甸的“自主”、“独立”、“安全”，中立主义会有丰富的外交表现形式，不可简单地以不偏不倚理解缅甸的中立主义，需要从外在的多种形式理解缅甸中立主义外交的内核。
中国长期践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这一外交政策也成为中国的外交“标识”，也成为中国外交的显性思维。中国对缅甸外交中，一贯尊重缅甸的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和平解决两国间的相关事务。事实上，缅甸与国际社会也明显地观察到了中国对缅甸政策中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对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会产生某些误解，即将中国的和平解决事务的努力解读为“一味忍让”。这种错误的解读，可能会让一些势力产生“渔利”的错误意识，在中国与缅甸关系中制造麻烦和问题，导致双边关系产生波折。
2.民族心理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绵延2000多千米的边境线上生活着诸多的跨界民族，这些跨界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积累了沉厚的民族友好情感，对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冷战时期，缅甸和中国相互支持，两国关系从建交、互信增强到低潮、回暖等，经历了风风雨雨；冷战后，中缅两国面对西方的制裁和封锁，相互合作，同舟共济，打破了西方的封锁，相互给予了战略上的合作和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所积累的国家间友好关系也成为中缅两国关系的国家心理。
但是，历史与现实的冲突，也会产生负面的民族与国家心理。“大缅族主义”狭隘的民族意识在看待历史时，在观察现实时，会在一定的情形下走向极端，如在1967年出现的排华事件，导致大量在缅甸长期居住和经商的中国人被迫逃离缅甸，两国召回了大使；中国对缅甸共产党的支持，也曾使缅甸对中国充满了敌意。事实上，缅甸对在建交后不久，对中国提及中国是“大象”，周边国家如缅甸像“小羊”一样对中国“大象”存在安全担忧，这种安全忧虑意识，既具有真实的成分，也有虚夸的成分，通过夸大和利用这种思维的“担忧”来向中国施压、渔利。缅甸长期与西方隔绝的20年间不但没有被中国化，民众反而将积累的对政府的不满转化为对中国不满的情绪。[93]
一个基本的道理是，如果真是存在“大象与小羊”的安全困局，那么消除这种困局的重任不仅仅在于“大象”，也在于“小羊”，也在于“虎狼”。“大象”自然不可向“小羊”展示威胁性的姿态，“小羊”也确实不应借助“虎狼”向“大象”展示安全威胁，不应将自己武装为“虎狼”，大象也有安全担忧的意识和心理；而“虎狼”则既猎食“大象”也猎食“小羊”，“虎狼”制造紧张局势浑水摸鱼，则会让“大象”与“小羊”的“安全困局”更加严峻。
另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国家间关系不只是动物界的简单比喻。认识和理解国家间关系中的思维与意识，需要结合国际环境、国家间面临的具体问题。
3.国家定位和意识
平等国家间关系的意识。中国与缅甸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国家间平等关系的意识，两国在相互交往中保持平等交往、相互尊重，在建交中、在解决边界和其他事务中、在经济交往中、在“缅甸问题”的解决中，都体现出平等、协商、互让的精神。这种长期的交往中形成的态度，会逐步积累成为外交意识，影响两国间的交往，也会影响中国与缅甸的国家外交定位。
缅甸将自己定位为地区重要国家，能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冷战时期，缅甸没有向西方国家屈服，也没有向苏联“投诚”，而是依靠中立主义体现自己的国家形象，折射了缅甸对自己“地区重要国家”的定位。缅甸在1988年到2010年间，不愿意向西方国家的制裁与压力屈服，也能够体现这样的国家定位意识：缅甸是不会“小瞧自己”的。这一国家定位，是缅甸长期外交实践与历史意识中形成的，会长期在外交中产生影响。
中国在冷战时期是国际政治中的“大三角”中的一角，冷战后中国是长期保持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国长期宣示和实践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形象，和平发展是中国为自己选择的在国际社会中展示的道路，中国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而非“崛起的大国”；但国际社会中，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因此“发展中”与“大国”这两个词的结合，会在国际社会中、在地区事务中、在缅甸政治与社会阶层中，对中国“国家定位”产生什么样的认识，需要特别的关注，缅甸与中国长期的友好关系，曾被国际社会一些势力解读为“卫星国”关系。中国的大国定位在处理与缅甸的双边关系时，主要采取劝说、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方式来实现外交目标。[94]
中国需要高瞻远瞩、清晰、清醒地展示、树立、解读自己的国家定位，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强化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国家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