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学潮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初，马宗周决定投考浙江大学堂，继续深造。前一年刚自姚江达善学堂毕业的马宗汉亦有意与兄同往投考，此事获得祖父马道传和父亲马广函的支持。两兄弟便开始复习功课，时距招考还有约半年时间。
马宗汉在姚江达善学堂读书时，对英国文学很有兴趣，课余时间阅读了不少英文版的莎士比亚代表剧作、笛福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司各特的《拿破仑传》、狄更斯的《双城记》和《大卫·科波菲尔》等文学作品，对英国革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审判的幻景》等作品最为赞赏，喜欢他诗中的热情洋溢、浩瀚奔放、评古论今、纵横贬褒、亦庄亦谐、亦叙亦论。马宗周看在眼里，便对马宗汉说，眼下新式教学都重视英语，镇海有所学校英语教学不错，他曾去读过，受益匪浅，建议马宗汉如有兴趣，不妨去进修一番，一能提高英文水平，二能系统地学习英国文学，会有所受益。马宗汉一听，正有此意，即赴镇海进修英国语言文学。结业后，投考日期已近，便与马宗周一起赴杭州参加招考，均被浙江大学堂录取。
浙江大学堂，校址在杭州。前身为浙江求是书院，创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1901年更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02年改称浙江大学堂。时浙江大学堂总理（今称校长）为劳乃宣。劳乃宣（1843—1921），字季瑄，号玉初，浙江桐乡人，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进士，近代音韵学家，简字提倡者。清末任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辛亥革命后与前清遗老谋复辟帝制。
关于辛亥革命前夕浙江大学堂的资料，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2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的月刊《浙江潮》（该刊为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编，孙翼中等任主编，共出12期）第八期有载：“浙江大学堂，原名求是书院，继改为大学堂。住址：（杭州）蒲场巷。建设人：（官立）前浙江巡抚廖寿丰创设。管理人：劳乃宣，桐乡人。驻堂办事人数：提调一（官）、副办一（绅）、收支一（官）、副收支一、文案一、书记一、总司书一、副司书一、监舍一、庶务一。教习人数：中文四，英文三，日文正一、副一，算学正一、副一，理化一，体操一，督课一。学级：高等预备课。建立年月：丁酉（1897）四月求是书院开学，辛丑（1901）十月更名大学堂。每年经费：二万七千两。学费：不收。膳金：每月两元四角，由学生自缴。学额：定额一百二十人，现未开学，能否足额未详。仆人：三十余人。”[1]
马宗汉考入浙江大学堂后，结识了一些志趣相投的师生，他们是：沈祖绵，字瓞民，又字迪民，宁波人，求是书院教习（今称教师）；蒋尊簋，字百器，诸暨人，求是书院同学；蒋方震，字百里，蒋尊簋之弟，海宁人，求是书院同学；王嘉祎，字伟人，嘉兴人，求是书院同学；许寿棠，字季黻，绍兴人，求是书院同学；陶冶公，原名延林，后改名铸，字望潮，绍兴人，陶成章族叔，求是书院同学（肄业）。马宗汉与他们一见如故，常聚在一起，纵谈国事，评论时政，相谈甚欢。然而，相处未久，这些前届同学便要卒业离开学校了。马宗汉纵然心怀不舍，也只能与他们握手惜别。次年，这部分卒业的同学，随辞职教习沈瓞民赴日本留学。其中王嘉祎等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后来王嘉祎曾任《浙江潮》的编辑。蒋尊簋、蒋方震兄弟则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分别习骑兵科和步兵科。这部分同学在日本开始趋向革命，纷纷加入了革命团体。许多浙江籍人参加了东京的浙学会。浙学会原设在浙江杭州，因鼓吹革命，被清政府下令取缔、通缉，于是，留日学生便将其改设到日本东京，继续斗争。1904年，光复会成立，大部分浙学会会员加入了光复会，故可以说，光复会实肇始于日本东京的浙学会。两年后，马宗汉作为光复会会员随徐锡麟赴日留学，在早稻田大学与旧日同学再次相聚，他们之间的关系已更进一步，从志趣相投转为志同道合，成为坚实的倡导反清、拥护民主革命的同志。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马宗汉与兄马宗周开始了在浙江大学堂的读书生涯。兄弟俩都很珍惜这个求知的机会，读书都很用功。本来，两兄弟都是可以顺利从大学堂卒业的，然而，次年大学堂发生的一起学潮事件，使他们未能实现初衷。此事还需从劳乃宣说起。其为官还算廉平，但刚愎自用，任人唯亲，典型的师心自用者。杭州求是学院自1901年冬奉政府上谕更名浙江大学堂后，当局任命劳乃宣为学堂总理。次年，劳氏聘杭州人戴克恭为学堂稽查。戴克恭，字劼哉，以前做过练军文案，小有狡才，为人奸猾。戴氏又引入其兄之妻舅屠元礼做学堂监舍。屠元礼，字光甫，不学无术，言行粗俗，行同无赖。这两人生性虽一细一粗，却都是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之徒。正是这两人的狼狈为奸，引起了次年的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事件。劳乃宣在其著《韧叟自订年谱》中记录了此次学潮事件:“三月，学生有因失物迫胁司事者，予斥退六人，他学生结党滋闹，胁同告退者八十余人。予不为所动，内被胁勉从者，多密自陈明来归，不足之数，别招考以足之。适奉文改为高等学堂，予招陶婿葆廉为协理。”[2]
自戴克恭担任学堂稽查之职后，学堂内便频发学生失物事件。学生告到稽查那儿，要求追查。戴克恭心里清楚他那位兄之妻舅屠元礼一向手脚不甚干净，与此事难脱干系，便口头上答应去查，实际上却不管不睬，一味拖延，只私下告诉屠元礼行事要谨慎，不要留下证据，免得被学生抓住把柄，不好处理。于是，那屠元礼便将告状学生恨之入骨，赤裸裸扬言：“我若不将某某人赶出学堂去，便不姓屠！”如此久之，必然招致学生愤恨，也看穿戴克恭与屠元礼乃穿连裆裤的一丘之貉，故对戴氏自然也没有好脸色。戴克恭怀恨在心，私下里便常向屠元礼发牢骚说：“这批学生全不是好东西，不把他们赶出学堂去，则不能正本清源！”屠元礼听了之后自然与学生的关系更加紧张，成了一个火药味儿渐浓的炸药桶。终于，这个炸药桶在次年的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农历三月中旬被引爆，事起于农历三月十二日。
十二日是星期四，学堂里学生们在上课。学堂稽查戴克恭在堂内作例行巡查，刚走到学生宿舍门口，迎面见到学堂监舍屠元礼从里面出来，长衫内厚厚的，穿了很多衣服。戴氏觉得奇怪，今日天气很好，也不冷，穿这么厚实干吗，莫不是伤风感冒了？于是便问：“今日你不是有事请假了吗？怎么还留在学堂里？”屠元礼一见是戴氏，满脸堆笑道：“我忘了件东西，故回来拿一下。戴兄，你忙，我去了。”说着，就忙不迭走了。戴克恭微微皱眉，转身离开了学生宿舍，没有进去。当日中午下课后，忽有一陆姓学生回宿舍发现丢失了一袭皮马褂，这件皮马褂价值不菲，且还是新的。陆某就急了。此事本该找监舍处理，但屠元礼不在学堂，陆某就找到戴克恭，请稽查处理。戴克恭答应待会儿去查问。见陆某回来，学生们议论纷纷，都说自去年迄今学生物品失窃累累，上报学堂稽查、监舍，都百无一获，怀疑学堂内有内奸。大家都觉得如此下去不行，必须预筹一个好的防患措施以杜绝此类事件再发生，但此事必得与学堂方面商议制定，学生便请稽查到学生总聚集所商议。可戴克恭却游移推诿，不肯承担责任。学生们怒了，有人提出搜学堂员工住处。戴克恭依然不置可否，却跟着来到学堂员工住处，看着学生翻箱查箧，渺无所得。在场员工平白无故被怀疑，自是多有怨言，认为既然员工处查不出赃物，那么难说不是学生中有人手脚不干净，来一个贼喊抓贼。于是，两方争吵起来。学生们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指责，以为侵及学生名誉，愤而请员工也检查学生寝室，以见公平。员工们也不客气，一拥而入学生寝室，依样搜查一遍，亦渺无所获。学生无奈，只能仍请稽查给一个解决问题的善策，戴克恭却一声不吭。学生坚持要求他表态，认为学堂安全，稽查有责，不能不作为。于是，戴克恭才开口说：“搜查不到失物，是我失职。我既失职，愿辞职。”学生们一听，一时无言以对。戴克恭冷笑一声转身走了。学生见成了这样一个僵局，且又走了负责者，也只得满腹不平地散去。这天，学堂总理劳乃宣因有事去了桐乡老家不在学堂。
翌日，学生们如常上课。戴克恭则在这天中午前离开学堂回了自己寓所。
十四日，劳乃宣自桐乡回到学堂。
十五日是星期日，师生例行休息一天。
十六日，学堂内挂出总理牌示曰：“学堂学生礼堂因尚未制定有完善的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使用规则，现打算暂时停止使用，另拟订规条，待商议出初步大纲后，再令众学生各呈己见，以凭采择定议，制定后再复设开放。”又嘱监舍开立性质恶劣学生名单，开除出堂，以儆效尤。屠元礼觉得报复机会来了，当即上报了二十多人的名单。至下午四时，劳乃宣传名单上十一人到总理办公室，挨次进见。及见一人后，又复命另十人退去，明日再传。但顷刻之后又传十一人回办公室。劳乃宣语气严肃地说：“据戴稽查和屠监舍反映，学生以停课挟制，导致戴稽查辞职。此等举动太过无礼，我必惩治！”学生闻言愕然，齐声喊屈，辩白说：“此系一面之词，完全是戴、屠诬陷，与事实不合。学生们并无停课要挟，上课如常，教师都可证明，请总理调查。”劳乃宣见学生声辩，大怒，声色俱厉道：“我意已决，不得再啰嗦！”喝令学生退出。学生无奈皆退。时有前杭州求是书院监院陈汉第（字仲恕）参议其事，提出处理意见，得劳乃宣首肯。先后挂出两块牌示：“第一，现拟整顿学堂规则，重新制定课堂、宿舍、饭舍等项规则，暂行停课，待制定后再择期开课。”“第二，学生陆某等六人，借端挟制，出言无礼，即行开除。”两块牌示一出，学生全体哗然，愤焰勃勃，俱作不平鸣。
十七日上午八时，被开除的陆某等六名学生在讲台向同学致别，满腹冤屈，言辞悲愤。其中某生最冤，说自己十二日晚因身体不适早已睡下，不曾参与此事，竟也无端遭开除，原因可能仅是曾向监舍提过意见而已。引得满堂学生皆为之愤而泣，都道处置不公，难服人心，必须向总理申诉，还学生一个清白。
九点钟，监舍屠元礼懒睡初起，见课堂里人声沸腾，便走来看，恰被学生发现。学生将他围住，询其停课挟制之说，责问：“君当日并不在学堂，为何要肆口妄言，胡说八道？”屠元礼理屈，恼羞成怒，气势汹汹，挥拳便殴打学生。学生被激怒了，于是，一起拥到总理办公室申诉。时劳乃宣正在品茶，旁有仆人伺候，见学生拥入，神色不动，依旧慢条斯理地品茶，学生七嘴八舌地询问总理：六名被开除学生究竟犯了何错？所借何端？挟制何人？出言如何无礼？而六人中有某生十二日晚聚议时早已睡下，并未参与其事，却也被株连开除，这其中是否有公报私怨的嫌疑存在？……劳乃宣听完学生申诉，方手执茶杯缓缓道：“我当日虽不在学堂，但相信戴、屠二人绝不会说谎。我老了，已没有精力听你们说谎饶舌。且你们群集于此，难道不是借端挟制，出言无礼么！”说到此，已面见怒色。然后又说：“至于屠监舍殴打学生，待我调查后再说。”学生们愤而齐问：“戴、屠说谎污蔑人，为何不调查？”劳乃宣冷冷地道：“戴、屠难道是会诬蔑他人的人吗？”正待发作，忽有门人来报有某客来访。于是，劳乃宣挥手让学生都退出去。学生只得退出办公室。
学生们愤愤不平地回到课堂，皆认为总理的处理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已不单纯是用刚愎自用能解释了，学生在他眼中，只不过是奴才而已，这使学生感到自己的人格遭到侮辱，这是不可接受的。激愤的学生一致认为，此事已不是简单的开除六人，而是事关学生人权、名誉遭受损害，必须争一个清白。于是，群议与总理约定三章：一、留六位学生；二、辞退戴克恭；三、学生有提意见的权利。三件事答应，学生则留，否则，学生宁可离开学堂。考虑到劳乃宣最厌烦人多语杂，乃公举七人为代表。当天午后，七名学生代表来到总理书房，与劳乃宣进行了谈判，希望学堂能秉公处理问题，撤销开除六人的决定，但立即遭到拒绝。于是，学生诘问：“那么请问，六人究竟犯了何规？或疑六人有窃衣之嫌疑，而用 ‘借端挟制，出言无礼’八字便判定罪名了？这不是莫须有吗？敢请总理说明。”劳乃宣沉默了一会，说：“即使斥退六人有未尽当之处，然牌示已出，万难收回！”学生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及其复原，人依旧敬仰。”劳乃宣说：“如果令出又改，那么将来难于办事了。”学生反问：“坚持错误，不肯悔改，就可以办事了？”劳乃宣默然，良久方说：“学堂是我主管，开除之权由我操持，不用你们来教我！”学生愤而说：“总理既然把学堂据为己有，则等于是以一人之私意而开除学生。但学堂是国家岁耗巨资开设，今你以一人之私意而破坏，不仅仅是对浙江不负责任，更是对国家不负责任了！”学生见第一个要求便遭拒绝，干脆将三个要求一起摊开：一、留六人；二、退戴某；三、学生有议事权。劳乃宣听完，说：“第一件事，某生即不参与其事，查明再核，至于收回成命则不能。第二件事，戴某善于办事，我不能舍此人。第三件事容以后再说。”学生代表完全失望，问：“这是您的最后决定了？”劳乃宣冷冷道：“对，你们将怎样？”七名学生代表悲愤之极，互以目光作交流，全有退学之意，于是齐声说：“公言止于此，我辈退学之志也决定了！”言毕，一齐退出总理书房。
学生代表回到课堂，将与总理谈判经过告诉大家。最后说，既然总理坚持错误，不肯悔改，我等学生也惟有为名誉而退学，以证清白。此事重大，各位同学愿去愿留，自行决定。凡愿意退学者，请在告退书上签名。言毕，将一张白纸铺于桌上，激愤的学生齐声相应，纷纷签名。
马宗汉对马宗周说：“二哥，我们也签吧。”
马宗周说：“你可考虑清楚了，这名一签，便再难回学堂读书了。”
马宗汉说：“山穷水尽，已无柳暗花明，错原本在学堂，事至如此地步，正是总理的顽固腐败所导致。若留下，从此只能奴颜婢膝，跪着读书，终生做奴才。若退学，至少人格还是清白直立的！”
马宗周微微颔首，叹息道：“学生能留下的，也只有悲壮两字了。签吧。”
当日，全体学生都在告退书上签了名，竟无一人愿留。
这些学生来浙江大学堂求学，无一不是怀抱求知明理，晓人生礼义廉耻，成国家栋梁的良好愿望。但现实是残酷的，当幼稚的学生突然发现，堂堂大学堂里竟没有他们所追求的崇礼、行义、廉洁、知耻时，梦想便如泡沫一般破灭。于是，学生们愤怒了，也清醒了。学堂便是当时国家的缩影。忍无可忍的学生只有选择以反抗来维护自己当初求学的初心，退学之举实属不得已。
学生皆心怀悲壮，空前团结，为办好退学大事，公议推举出数人为办事员，来领导退学行动。经集体商议，认为眼前当务之急需做三件事：一、制定退学学生应当遵守的纪律规则；二、在学堂外寻觅暂居处，一待找到适合的，即行退出学堂；三、向学堂教师辞别。这一天，学生们商议到很晚才睡，几名干事员几乎一夜无眠。
十八日，天未明，几名选派好的学生已起身外出寻觅暂居处。
晨六时，学堂教师虽知已停课，但职业习惯仍使他们无一例外按时来到学堂。当他们走进学堂，看到的是满室恭候多时的学生。学生代表一声：“起立！”学生们齐齐站起，齐声道：“先生好！”霎时，教师们被感动，眼泛泪光，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学生代表走上前，即席作了简洁的辞别演说。讲述了学生不得已集体退学的原因，最后说：“此次事件起因，错不在学生，学堂当局却青红不分，皂白不问，竟无理处罚开除学生。腐败糜烂至如此地步，使我们忍无可忍，被迫作出集体退学决定，以维护自身清白人格。我们将要辞别各位教师去他处求学了。我们不会忘记各位先生对我们的教授之恩。我们希望你们仍留在学堂，如教育我们一样教育后来的学生。如是，则是浙江之幸！中国之幸！”言毕，已是泪流满面。众教师亦为之动容，多数人涔涔泪下。学堂总教习董懋堂叹息一声，开口道：“我们也曾请总理谨慎处理学生的三条意见，但……未能如愿。至此，我们也无能为力了。望你们好自为之吧。”说完，低头退出课堂。众教师也跟着散去。
七时正，陈仲恕与总理拟定一告示，悬示于众，其文曰：“本总理以薄学之躬，承乏此堂一年有余，竞竞以爱学生、保学堂为宗旨。不意本日以斥退六人，诸生等竟挟多人，两次至本总理办事处及住宅无理取闹，殊失学生身份，此皆本总理平日教育无方，未能变化诸生气质，致酿成今日腐败情形，深为负疚。惟学堂章程宜求精密，该生等名誉亦应相与保全，现拟会同教习办事各员重加整顿，将各项规约详加订定，以期于公平共能遵守为主，由该生等各递愿书，再行定期开课。为此示谕在堂诸生一体知悉。自示之后，诸生如在堂静候者，即系与本总理意见相同之人，自能遵照办理；不愿者，本总理亦难相强。区区相厚之意断非恝然，当亦诸生所共喻也。”[3]
八时正，学生们将集体退学名单开呈给总理。
九时正，将退学纪律规定张贴于大堂。内容如下：“今者同学因事不平决然舍去，然必有一定秩序以保文明之资格，故议规律数则于左：一、公举干事数人照顾一切；一、不得毁坏公家器物；一、言语行为切戒嚣张；一、退学日期以觅得房屋为限；一、各人行装预为整顿，其挑费应归公派；一、凡有交涉概由干事直接，以期画一；一、日内同学有事他出者，须知会干事方可；一、临退学时均集孔子殿行谒圣礼，次与总理、提调、教习、办事人等行告别礼，礼毕，鱼贯而去，勿得喧哗。以上暂拟数则，各宜遵守；如干事有不尽职之处，各宜规劝；各同志有不遵守规律者，亦宜婉言劝勉，不得各存意见以乖群谊。”[4]
学堂、学生这两篇针锋相对的告示一出，顿时在学堂引起很大震动。当日，学堂全体教师自发聚集，欲联名具函向总理为学生说情，希望能将学生留下。但总教习董懋堂劝止说：“总理其意已决，争之无益，且此风不可长也。否则，此例一开，学堂便无宁日了。”否决了众教师联名上书之请。惟有清政府派驻学堂提调、文职官员萧太守觉得学堂处置学生太过分，独力与总理争论许久，总理依然固执不改初衷，弄得不欢而散。
当日下午四时，有外出学生回来报告：“已在贡院前文昌阁找到住处，房屋较大，可以住下全体学生。”闻言，大家松了一口气。
是晚，全体同人聚议善后事，决定于次日先将行李搬运出学堂，二十日举行退学礼并发表演说，然后离开学堂。大家互相鼓励，许久才就寝。
十九日，有挑夫到学堂将学生物件搬运至文昌阁。
二十日，学生全体聚集，举行退学礼并发表演说，说明此次集体退学的起因真相，分析学潮事件的成败结果，道其中苦乐之感受。众学生报以鼓掌欢呼，给予支持。退学礼毕，学生又齐聚孔子殿。先谒至圣，行三跪九叩大礼。次请各教师上立左首，各职员上立右首，学生下列行三鞠躬礼。三辑礼毕，全体学生排队依序鱼贯而出，场面寂静严肃，有礼有序。时全体教师、职员均到场，惟总理劳乃宣未露面。
望着学生们走出学堂大门，最得意忘形的莫过于屠元礼，竟忍不住笑出声来。忽闻身后一声咳嗽，一激灵而回首，正撞见劳乃宣狠狠地盯着他的目光，顿时吓得膝盖一软，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急不择言地道：“奴才不知总理来了。”劳乃宣未理他，只望着远去学生的背影，面上毫无表情。
马宗汉走出学堂大门，止步回首，凝目在“浙江大学堂”五个字上，眼含不舍。马宗周轻声问：“三弟，后悔吗？”
马宗汉眼中泪光隐见，低首说：“纵使不舍，亦当如此做去。”蓦然昂首吟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吟罢，大步离去。
马宗周知道，那是唐天宝初年李白将由东鲁游吴越时所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一诗中的末一句。天姥，名山，在今浙江新昌。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生在浙江大学堂的学潮事件，自农历癸卯三月十二日始，至二十日止，持续九日，最后以全体学生退学告终，对清末腐败的教育制度作了一次有力的抗议。然而，清政府却不以为耻，认为劳乃宣“善理教案，教中豪强皆敛迹”[5]。劳乃宣也因此得到提拔重用。当时有某君曾撰《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始末记》，全文2000余字，详细记录了学潮事件经过，刊有石印本一册，现收藏于浙江图书馆。
【注释】
[1]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33页。
[2]见劳乃宣《韧叟自订年谱》“二十九年癸卯条”。
[3]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141—142页。
[4]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142页。
[5]贾逸君《民国名人传》，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