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革命

1902年，先父考入浙江大学堂，在这里开始接触革命思潮，结识了不少热血青年。次年四月因参加学生罢课而退学回家。1904年，勉从祖父和父亲之命，考取甲辰年秀才，后终因无意仕进而归来，在离家不远的三山高等小学堂任教达两年。在此期间，除常以“异族之祸，亡国之痛”督教学生外，还多次从外地购求革命书刊，散发乡里，为扩大革命影响，撒播革命火种做了不少工作。

1905年9月，闻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先父曾前往入学，并参加了光复会。1906年1月，为广结同志和学习军事技术，又随徐锡麟、陈伯平等东渡日本。后因清政府驻日使馆阻挠，学习军事的目的无法达到，而留日学生中，相得的爱国之士又不多，便于5月间与徐锡麟、陈伯平联袂回国。先父原拟在家稍作休息后，再去德国学习陆军。不意适逢祖父病逝，无法成行，从此深处陋巷，难有作为。先父自称这段时间“真似日坐薪火之中”。因而当清廷为缓和民意，分化革命而佯称准备立宪时，他立即挺身而出，一面撰文揭露其阴谋，一面与当地上层分子公开辩论，言辞犀利，锐不可挡。其时友人曾邀他重游日本，他答以“实行（革命）必须内地，他国究非用武之地”“我辈宗旨已定，自然坚持到底”，投身革命的意志已十分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