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骤变
五月十四日（6月24日），马宗汉与陈伯平到达上海，仍入住周昌记客栈。随即捎信，约秋瑾来上海接头。两人便抓紧时间秘密采购军用武器及油印机等，因所带钱款不足，马宗汉便取出寄存在周昌记客栈的裘皮大衣典当，凑足了钱，终于购齐所需物资。关于马宗汉到上海采购武器的史料有：
《清朝野史大观》：“十二日，伯平赴沪，我亦于十四日回上海。我友纷至， 问询皖事，我一一答之。嗣伯平购七响快枪六支……”[17]
杨积芳《余姚六仓志》：“宗汉走上海，质衣裘以购枪及枪子……”[18]
五月十五日（6月25日），秋瑾自绍兴至上海，会晤马宗汉、陈伯平，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两江总督端方在镇压了萍浏醴起义后，派出大批军警密探，在上海、南京大肆侦查和搜捕革命党人，先后破坏了南京新军营暴动，逮捕了谋刺端方的革命党人杨作霖和光复会党人叶仰高[19]，而叶仰高是了解光复会情况的，故浙江方面危机已露。
秋瑾得知徐锡麟已定于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日举义后，遂要马宗汉、陈伯平告知徐锡麟，浙江方面的师期定于五月二十六日（7月6日），先于安徽方面两日。陈伯平立即发函给徐锡麟，告知秋瑾的决定。当日，秋瑾便离沪返绍兴，宣布大通学堂提前放假，学生赴各地筹集起义，并向各地发布五月二十六日起义命令。
五月二十二日（7月2日），马宗汉、陈伯平办妥了一切事宜，携带暗藏武器弹药的箱子从上海搭乘美顺商轮溯江而上返安庆。
关于马宗汉、陈伯平在上海会晤秋瑾，订起义日期的史料有陶成章《浙案纪略》：“（五月）十二日，伯平偕宗汉返沪。瑾自绍兴来，告伯平以危机已露，并订二十六日师期。伯平即以函告锡麟。未几，遂与宗汉乘轮返安庆。”[20]
然而，就在马宗汉、陈伯平登轮返安庆这一天，浙江义军暴露了。秋瑾自沪返回绍兴后，向浙江各地下达了起义命令。但她马上发现，时间实在太仓促了，根本来不及筹措到举义行动所需要的足够的款子、粮食等军用物资。不得已，秋瑾只能“改五月二十六日师期为六月初十日”[21]。但是，金华各地光复军却不知师期已改，仍照五月二十六日起义执行。不幸的是，一些会党人员纪律松弛、不戒于言的毛病导致武义义军过早暴露，终于为清吏觉察。结果是，五月二十二日（7月2日），光复军督办刘耀勋在毫无防备之下，被清军捕捉，死难。次后两日（7月3—4日），光复军参谋徐顺达亦因义军内部泄密，被清军捕捉杀害。于是，金华义师未举便告失败。
武义、金华案发，龙华会首领沈荣卿只好走避台州。永康光复军首领吕阿荣势孤不敌清军，也被俘，不屈死难。永康义军之势亦溃散。一时间，浙江方面阴霾密布。
而此时，危机也已逼近身在安庆的徐锡麟。叶仰高在上海被捕后，递解南京。两江总督端方审问，酷刑之下，叶将所知的一部分党人别名说出，但隐去了真名，且言有人已进入安徽官场。端方即将所供名单电告恩铭，嘱其严拿。恩铭召警察会办徐锡麟商议，出示端方电文，要徐锡麟察访。徐锡麟一见黑名单上第一人便是自己的别号“光汉子”，下面光复子、宗汉子亦在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镇静从容地接过黑名单，辞别恩铭，指派几名巡警前去缉拿。然后回禀恩铭：“职道已派人察拿去矣。”恩铭信之不疑。
徐锡麟知道“事机已迫，稍一退步，前功尽弃”[22]。这时，徐锡麟接到了上海马宗汉、陈伯平的信，通知浙江方面已决定在7月6日举义。于是，徐锡麟立即全力以赴着手进行起义的最后准备，邀集安徽所有县级以上清政府官吏于7月8日到巡警学堂观礼，趁机暴动，击杀全部清政府官吏，实行起义。
这时，儿子徐学文不知何故，日夜啼哭，王振汉怎么哄都无济于事。这就影响了徐锡麟的思考，无奈之下，即嘱王振汉带学文到上海，住徐锡骥处。这时，已是7月3日了。
徐锡麟亲赴抚署请恩铭亲临主持7月8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不料，恩铭在这一天已另有安排，要去参加其幕友张次山母亲的八十寿诞。他要巡警学堂把毕业典礼提前至7月6日举行。这一改就势必打乱了徐锡麟原定的起义计划，便力言：“时间太促，赶办不及。”但恩铭安插在学堂的耳目顾松却在一旁以“一切齐备”回报恩铭，从而使徐锡麟完全失去回旋余地。
原定举义部署完全被打乱。但徐锡麟临危不惧，立即决定先发制人，将起义改在7月6日，与浙江方面同一天举事，既可不失信于配合秋瑾，也可使浙皖两地共同举义形成浩大声势。但此时的徐锡麟及马宗汉、陈伯平都没有想到，浙江方面，秋瑾已因武义、金华、兰溪等地会党武装遭到破坏，而将举义日期推迟至7月19日。而安庆方面，也因突然改期来不及通知各方面改变原定的起义部署，只好采取紧急措施，派人“设盛宴于花厅，预埋炸药于厅下”[23]。同时，急写就数信给城外的新军营官，约7月6日给予支援。但可惜的是，他一时找不到送信的人，只得将信交给了顾松，嘱其速送出城去。但顾松不知是故意还是真的忘记，竟未将信送出。总教习潘瑨华在改变举事日期前已回桐城办事，通知不及，因此遍邀各处官员届时莅临学堂观礼的事只能都由徐锡麟亲自来做了。这天，已是7月5日了。
7月5日上午，马宗汉、陈伯平由上海赶回安庆。回到徐公馆后，陈伯平着人到学堂请徐锡麟回。徐匆匆赶回，开口第一句便是告知此间危机已露，举义时间已提前：“明日请抚台演说，行毕业礼，我设计刺死抚台，须二公为之帮助。”[24]马宗汉、陈伯平皆大吃一惊，都觉得时间太仓促。马宗汉直言说：“在后援尚未赶到前举事，恐怕不能成功。”徐锡麟拍拍两人的肩膀说：“都布派好了，你（们）不要怕。”又说：“抚台死，我便可行我大事，除了满族数官外，我们汉人做官的，只要以大义责他，不愁他不醒悟，不入我的范围。然后派人拆毁电杆，招降军营，纵有负固，满汉各官无电报可通，无军符可握，何患不一举而成功。且我之兵亦可不数日即能招到。南洋后援接应，攻南京势如破竹矣！”[25]马宗汉提醒徐锡麟：“眼下能直接为我所用的武装力量只有学堂的学生兵，但其中大部分不是革命党人，到时候他们不跟从起义，怎么办？”徐锡麟点头，略一沉思，对马宗汉说：“所惧者，打死恩抚台后，学生逃散矣。我只要将门口断住，不许他们走散，就可成事。”[26]
马宗汉和陈伯平被徐锡麟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他们终于被说服并接受了徐锡麟做出的决策，表示愿与徐锡麟“生死与共”[27]。徐锡麟满意地点点头，做出了最终决定：“明天恩抚台至学堂看操，可开枪打死他，就起革命军！”[28]当夜，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共同商定了次日举事的步骤、暴动暗号。决定暴动后，首先率领起义学生占领抚署和军械所两处要地，这样便可控制安庆全城。商议已定，三人便用从上海购来的油印机印刷事先起草好的《光复军告示》，每件印刷四五十张，准备起义后散发、张贴。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三人略微松一口气。徐锡麟取出从上海购来的六支七响手枪和子弹，三人各取两支藏在身上。此时，马宗汉忽然想起，如此重要时刻，知悉起义计划的总教习潘瑨华竟不知何故未到场。问及，徐锡麟微微一叹，说潘总教习并不知举义提前，他因家中有事，在改期的前一天赶回桐城潘家楼去料理，现已来不及通知他了。马宗汉心中顿时一沉，心知此刻少了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得力人员便意味着困难增大。但此时已无退路，只能向前，或还有置之绝地而后生的机会。马宗汉咬咬牙，拔出手枪，将子弹压满弹仓。徐锡麟让马宗汉、陈伯平赶紧休息，准备明天的战斗。他却还要赶回学堂检查一番，就宿在那里。
此时，已是7月6日的凌晨，再过数小时，震惊中外的安庆起义即将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