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本
陶成章见大通学堂按计划创办成功，于是便开始作进一步的考虑。陶成章很清楚，以会党现有的武装实力，并不是训练有素的清军的对手。自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保守封闭的清政府已经看到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不断变化，旧式的八旗军队与绿营兵已不适应形势需要。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从1903年起，清政府设立中央练兵处，总理全国练兵事务，大力扩建新军；命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全国规划编练新军36镇（师）。所谓新军，是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编制，利用新式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建立起来的军队。新军中的军官多是从新式军事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与旧式的军官不完全一样。这就使富于谋略的陶成章看到了一条可以掌握武装力量的捷径，那就是“学习陆军，谋握军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9]。这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值得一试的设想。徐锡麟闻之，大为赞同，他说：“欲革命成功，非握有军队不能达到目的。”[10]而预谋握军权，就必须走仕途这一条路。于是，陶成章提出了一个计划：由光复会会员中家境殷实的资本家捐钱买官，取得留学日本学习军事的资格，学成后分配入新军，掌握新军武装，为我革命党所用。到那时，推翻清政府大事可成。徐锡麟深以为然，遂动员好友许仲卿（克丞）出资相助。许仲卿刚继承了一笔遗产，立即表示同意。于是，徐锡麟、陶成章立即将计划付诸实施，当下商定：五人捐官去日本学陆军，这五人是：徐锡麟捐道台，填步兵科；陶成章捐知府，填步兵科；陈志军捐知府，填炮兵科；陈魏捐同知，填骑兵科；龚宝铨捐同知，填工兵科。所需捐官费用，都由许仲卿自愿承担，至此，许仲卿已为光复会购买武器、创办大通学堂、捐官等出资5万银圆。而具体的捐官学陆军事由则由徐锡麟通过其表伯父、原任湖南巡抚俞廉三代为打通关节。为此，徐锡麟亲往湖北汉口见俞廉三，说服其代为纳粟捐官。俞廉三致函浙江巡抚寿山，请他给徐锡麟等去日本学习陆军以方便。然后又托新任浙江巡抚张曾扬对徐锡麟等给予关照。于是，徐锡麟便带着俞廉三的信函回杭州，去见寿山。寿山是满族人，又是满族权贵庆亲王奕劻的女婿，也是后来安徽巡抚恩铭的连襟，为人又愚又贪。一见面，徐锡麟便从其一派官腔，言词吞吐之间看出了此人底细，当即贿送白银三千两。寿山见钱眼开，立即慷慨起来，不仅批准徐锡麟等五人学习陆军之禀，还致一函于驻日本公使杨枢新，为他们疏通。
捐官学陆军计划完成了第一步，徐锡麟很是振奋。从杭州回到绍兴，陶成章等闻得行事顺利，也都很兴奋。徐锡麟便提出欲组织更多的同志赴日留学，壮大力量。得到陶成章支持后，便在会员中进行动员。马宗汉、陈伯平、王金发、沈钧业、范爱农等都认为此计划可行，均表示愿意随同前往。
赴日留学事宜决定之后，马宗汉回到马家路，将出国学陆军之事告诉祖父马道传，但略去加入革命党与学习陆军的真实意图一节不提。马道传时已年近八十，精神尚健，思维清楚，正在为创办私立润德蒙学堂而殚精竭虑。他听完面前这个自己一向疼爱、处事稳重的孙儿的话后，说：“中国自甲午海战败绩，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奇耻大辱前所未有，真是国弱遭人欺啊！想要抵御外侮，旧式军队证明是靠不住了，唯有组建新式军队才是出路。你如有投笔从戎的志向，出国学陆军也是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只是那日本久存亡我中华之心，去了只怕未必真能学到什么。倒不如舍近求远，去德国学陆军，如何？”
马宗汉说：“爷爷，我不是一人出洋，而是同好友们一起去的。”
马道传点点头，道：“既已决定了，就不必改了。至于留洋的费用，不必担心，我会出。”
马宗汉望着白发苍苍的慈祥祖父，无限感激，又带歉疚，欲语还休，只是朝祖父深深一鞠躬。抬起头，马宗汉的眼中已隐有泪花闪动。
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十二月（1906年1月）冬，马宗汉委托某君代理三山小学教学事务，安排妥学校的一切后，他告别家人，从余姚出发，到达上海与从绍兴前来的徐锡麟一行人会合。此行一起赴日留学的人员是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沈钧业、范爱农以及徐锡麟的妻子王振汉、二弟徐仲荪（徐伟）、四弟徐锡骥等13人。其中陶成章与陈志军先一步赴日进行筹备，徐锡麟等11人随后乘轮船东渡。
徐锡麟携妻同行，为方便，乘坐的是头等舱。马宗汉与其他人乘坐的是三等经济舱，为的是节省开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初次出洋，既新鲜，又兴奋。蒸汽轮船驶离上海，进入东海。时值严冬腊月，海上狂风怒号，白浪滔天，寒气逼人。绝大多数旅客蜷缩在温暖的船舱里，唯有徐锡麟一行青年人兴致勃勃地待在甲板上观海景。阳光洒在他们身上，使人感觉到一丝暖意。他们热烈地谈论着此行的前景，将来的前程，只感到热血沸腾，精神振奋，豪气满怀，对革命前途充满憧憬与期待，竟丝毫不觉得寒冷。
马宗汉触触身边的陈伯平，说：“墨峰，听说日本有八千中国留学生，是革命志士汇聚的渊薮，那里聚集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俊杰和革命家。如果是真的，我们此去正好暗中寻求革命豪杰，向他们学习新的知识。”
陈伯平兴奋地回答：“我也听说过。但愿此去大有收获，助中国的革命早日成功。”
这一批热血青年站在那艘东去的铁甲轮船的甲板上，面对辽阔浩瀚的大海，尽情地直抒胸臆。不知不觉间，大团大团的云从海天连接处滚滚涌来，渐渐地遮去阳光，天空阴暗下来，转成厚重的铅灰色。在越来越大的寒风中，雪花纷纷扬扬飘洒下来，海天一片朦胧，波澜壮阔的大海露出了它风云变幻、诡谲莫测的一面。
渡轮驶入日本海域，在神户靠岸，徐锡麟夫妻在此下船，为的是安排王振汉的留学事宜。轮船继续前行，抵达横滨，马宗汉等一行人下船上岸。先一步到日本的陈志军早已等候在此了。同他一起来接大家的还有从东京邀来的鲁迅。
鲁迅是绍兴人，也是光复会成员。徐锡麟、秋瑾等遇害后，鲁迅对于他们都有沉痛的纪念。后来，鲁迅与范爱农在故乡绍兴重逢，聊起当年在日本横滨迎接他们之事，不胜感慨，鲁迅由此写下《范爱农》一文。文中记述了当年鲁迅与陈志军到横滨迎接范爱农、马宗汉等十多位同乡留学生的情形：“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志军）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座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座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11]
徐锡麟一行人到达东京时，受到光复会同志秋瑾等人的热情接待。马宗汉由此结识秋瑾。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卷《列传三》中记录了这一点：“会锡麟、成章等在绍兴运动有得，皆先后来日本。锡麟携其妻王氏即名振汉者同来，瑾为之招拂一切。”[12]
关于徐锡麟赴日留学人数，有五种说法。雪恨《马公宗汉事略》中说是“偕徐公伯荪及同志数人东渡”；章炳麟《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中说是“与其弟锡骥暨余姚马宗汉等二十五人诣日本”；陶成章《浙案纪略》中说是“遂与余姚马宗汉等十三人诣日本”；鲁迅《范爱农》中说是“有十多人”；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中说是“即随徐锡麟偕同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七十余人东游日本”。
但这五人中，陶成章是同行者，应以他的十三人之说为准。至于二十五人、七十余人之说，则可能是坐同一渡轮赴日的浙籍人士，并非徐锡麟一行。
时清政府因惧怕留日学生反清革命活动，故要求日本政府进行制止，日政府便颁布了《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禁止留学生的言论、集会、结社、通信等自由，强迫留学生遵守清政府的法令。此举引起中国留学生的愤怒反抗，结起同盟罢课，举行抗议《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运动。1905年12月8日，革命青年陈天华[13]出于义愤，欲用自己的生命来唤醒不觉悟的人，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年仅31岁，留下数千言《绝命辞》以示抗议。
徐锡麟一行到东京后，获悉陈天华自杀噩耗，非常震惊悲痛。陈伯平悲愤而作《吊陈星台用不文生韵》二首，以示悼念。当马宗汉提笔欲书时，徐锡麟考虑到此行谋入陆军的计划，必须避免引起清政府驻日公使的疑忌，防止产生不必要的变数，阻止了大家。马宗汉冷静下来，默默地放下了笔。
但是，变数已经出现了，留日学生抗议《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已使清政府又惊又怕，高度警惕。徐锡麟等五人带了寿山的信到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办理入军校学习的手续。这时原驻日公使杨枢新已调离，继任公使是汪大燮，陆军留学生监督是王克敏，寿山的信没有起到作用。汪大燮、王克敏觉得徐锡麟等人一举一动都不像学生，怎么看都不顺眼，又是要进军校，就更加怀疑，处处刁难。徐锡麟原来要求进日本联队学习，不成。转而求入为中国留学生专设的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王克敏却说，不是官费生不能入。徐锡麟只好电告俞廉三和浙江官府，请他们帮助证明。经俞廉三疏通浙江巡抚张曾扬电告汪大燮，“谓诸人已改作官费生，请其即速保送”。王克敏又推说：“五个人不能开一班，要等奉天学生到后一起保送。”等到奉天学生到了日本，他们又以徐锡麟等五人身体都不及格，不能入学为由，再次拒绝。徐锡麟不得不托陶成章在日安排一干人的留学事宜，自己只身回国安排捐官和继续寻求谋入军校的路子。途经上海，又为救狱中的章太炎，千方百计奔走调护，然而没有成功。直至三四月间，再返东京，与陶成章谋入陆军经理学校，但仍遭拒绝。至此，徐锡麟、陶成章等的谋学陆军计划失败。
见入军校无望，陶成章只能安排赴日人员改入其他学校。陶成章与龚宝铨是留日学生，曾入日本清华、成城（后改振武学校）两校学习，对日本情况比较熟悉，当下对赴日光复会会员作了妥善安排。各人去向如下：
徐锡麟独自归国办理事务后返日本，考入私立东京巢鸭东斌学校，专习军事，研究劈刺骑射之术。
陈志军（1883—1950），原名淩，字子英，绍兴东浦人，光复会会员，入日本法政大学。
徐伟（1875—1943），字仲荪，徐锡麟二弟，绍兴东浦人，国学家，章太炎好友，光复会会员，入日本法政大学。
陈魏（1885—1960），原名德谷，字淑南，绍兴东浦人，光复会会员，入日本警政学校。
马宗汉（1884—1907），字子畦，余姚云柯乡人，光复会会员，入日本早稻田大学预备科。
沈钧业（1884—1951），字复生，绍兴张墅人，光复会会员，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学，师事章太炎。
陈伯平（1885—1907），名渊，原名师礼，字墨峰，号白萍，绍兴平水人，光复会会员，入警察学校，学巡警。
王金发（1882—1915），名逸，字季高，嵊县人，平阳党首领之一，光复会会员，入日本大森体育学校。
范爱农（1883—1912），字斯年，绍兴人，大通师范学堂学生，光复会会员，入东京物理学校。
王振汉（1872—1926），名淑德，小字贞姑，绍兴柯桥人，徐锡麟妻，光复会会员。在日跟随秋瑾。
徐锡骥（1880 —1951），字季荪，徐锡麟四弟，绍兴东浦人，光复会会员，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制药。回国后在上海南京路开设大生药房。
龚宝铨（1886—1922），字味荪，嘉兴人，光复会创始人之一，与陶成章同为留日学生。安排好马宗汉等赴日会员的留学事宜后，他随陶成章赴南洋为革命党筹款。
早稻田大学，日本的私立大学。原为东京专门学校，1882年创办于东京。1902年改今名。设有政治经济、法、文、商、理工、教育等学院。马宗汉入早稻田大学的证明见《马宗汉供》：“我是（清光绪）三十一年岁底出洋，到东京进早稻田大学预备科。”[14]与同志沈钧业在同一学校。巧的是，沈钧业与马宗汉是同年同月生，也是同年参加光复会。朱仲华《光复会骨干沈钧业简历》：“沈钧业，字复生，晚号复庵，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夏历三月，生于绍兴府山阴县张墅村大溇。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十六岁时，中秀才。一九〇四年，二十一岁时，入绍兴府中学堂求学，其时徐锡麟任学校监督。次年，经徐介绍加入‘光复会’，奔走浙东、浙南各地，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冬，随徐锡麟等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肄业。在章太炎主编《民报》时，从其学，并随同工作；经章介绍加入‘同盟会’。”[15]
徐锡麟等五名捐官者在日几经周折，谋入陆军不成，便转向日本官方活动。徐锡麟经友人帮助，通过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局长石井菊次郎的介绍，进见日本陆军省少将、振武学校校长福岛，希望通过福岛进振武学校，再入日本联队军校。但福岛拒绝了，直言不讳地告知：“这是你们监督处的意见。”五人大失所望。陶成章、龚宝铨、陈志军、陈魏四人愤而剪去了发辫，表示与清廷势不两立。只有徐锡麟为实行打入官场计划暂时保留发辫。
马宗汉等人受到影响，也纷纷剪去长辫，表示反清决心。陈伯平最干脆，干净利索地一刀剪去，那条象征清臣民身份的辫子已掉落在地。他伸手将剪子递给马宗汉。马宗汉接过剪子，面容严肃，转身向北，抬右手朝北戟指三下，然后转身向西三鞠躬，剪子交右手，一剪落下，那条发辫已落在左手中。了解马宗汉的陶成章等微微点头。有不明其意者问马宗汉此为何意。马宗汉正容答道：“北指者，北即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表示从断辫之刻起此生便交付革命大业，将与鞑虏作生死决斗矣；西向鞠躬者，是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有所不忍，请父母谅解孩儿苦心。”语毕，同志皆笑，有人赞其狂放，有名家风范，有人讥其迂腐，太婆婆妈妈。马宗汉微微一笑，任其说去。忽听一人赞道：“宗汉纯孝天成，公私兼顾，诚可人也。”大家闻声望去，识得是首任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皆肃然起敬，讥笑之声再也没有出现。[16]
民国十七年（1928）11月26日，记者施叔范在报上撰文《先烈马宗汉之辫发》：“余姚马宗汉烈士，因刺皖抚（恩铭）一役，与徐锡麟同殉于难，其慷慨赴义之气节，可无庸赘述。惟其截辫一事，则颇有纪载之价值。烈士截辫在东瀛。当下剪时，望北戟指者三，意谓自此将与满奴积极奋斗矣。继又西向鞠躬者三，盖诵身体发肤之语，有所不忍焉。当时同志颇笑其狂，且间有讥为迂阔者。惟总理闻之辄曰：‘宗汉纯孝天成，公私兼顾，诚可人也。’迨返国，乃以辫奉观察公（即其封翁道传公）。闻者益多之。皖案事发，侠骨不归，观察公痛子情切，常捧辫而恸。弥留时，且谕其后珍藏祖堂中。此事，余得之其族裔达冈君。惟不知其辫今仍在也否？”
1949年后，存义先生读到这份旧报纸，作《先烈马宗汉截辫》，全文如下：
偶于字纸篓中，发现二十年前旧报纸一角，内有某君记马宗汉烈士截发事（按：马宗汉为浙江余姚人，以刺杀皖抚恩铭被执，与徐烈士徐锡麟同时殉难），殊隽永有味，且由此足见革命志士之革命精神，即微小处亦非同凡俗。爰录之，以作喜搜集先烈轶闻者之参考。
烈士截辫在东瀛，当下剪时，望北戟指者三，意谓自此将与满廷作积极生死斗矣，继又西向鞠躬者三，盖诵身体肤发之语，有所不忍焉。当时同志或笑其狂，或讥其迂。惟总理（按：指孙中山）闻之则感慨而言曰：“宗汉纯孝天成，公私兼顾，诚可人也。”迨返国，仍以断辫奉观察公（即其封翁道传公），闻者益敬之。皖案事发，侠骨不归，观察公痛子情切，常捧辫而恸。弥留时，且谕其后珍藏祖堂中。迄今为时数十年矣，不知此烈士之辫仍存在否乎？[17]
以上两文中有一误，马道传系马宗汉祖父，曾因功受朝廷赏封世袭六品云骑尉衔，赠建观察府第一所，故称其为观察公。然道传公已在烈士就义前一年，即1906年8月逝世，故文中捧辫而恸者实为烈士之父广函公。
考证孙中山总理在日本的时间，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乙巳年六月，总理自欧洲抵日，创立同盟会。是年冬农历十二月（1906年1—2月之间），总理赴南洋筹款，3月间回到日本。这段时间内马宗汉等正在日留学，与总理在日时间上吻合，有机会彼此接触。
剪去发辫后的马宗汉在早稻田大学拍摄了一张半身照，身穿校服，胸佩校徽，英姿勃勃，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资料。那一年，他23岁。
徐锡麟自国内返日后，与陶成章再次试图谋入陆军经理学校，仍为清驻日公使所阻，遂放弃学陆军计划。此时，陶成章等四人对捐官计划失去了信心，唯徐锡麟仍坚持此计划可行，决定回国从事革命运动。考虑到孤掌难鸣，需要有得力助手相助，徐锡麟首先想到了马宗汉、陈伯平两人，便约马宗汉，与之谈了回国运动的计划，希望能得到马宗汉的帮助。马宗汉立即答应，说适接家乡来信，祖父病重，实放心不下，正好回去看看，并答应去邀陈伯平一起归国。马宗汉到警校找到陈伯平，陈伯平正在练习击剑，一听马宗汉来意，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
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三君回国留别纪念（1906年秋摄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18]（前排左起：汤立民、金哨喈、沈轩种、陆郁斋；中排左起：沈钧业、卢临先、马宗汉、徐锡麟（膝坐徐学舜）、徐伟、陈伯平；后排左起：范爱农、黄越川、胡清绪、徐锡骥、王麐生）
得知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要回国，沈钧业十分不舍，特地邀请了一批同志与徐、马、陈三人合影留念。合影人员共16人：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徐伟、卢临先、沈钧业、胡清绪、徐锡骥、黄越川、王麐生、范爱农、沈轩种、金哨喈、汤立民、陆郁斋、徐学舜。照片上方题写：“徐伯荪、马子畦、陈伯平三君回国留别纪念，丙午秋摄于日本早稻田。”（按：此合影实际摄于丙午年农历四月下旬，即公历1906年5月间，故题字中的“秋”可能系误字。）这是马宗汉在日本留下的第二张照片。
临行时，马宗汉仅带上回国的路费，而将其余的银圆全交了会费，以用来帮助困难的留日同志。陶成章很欣赏，将自己的手杖送给马宗汉。马宗汉说：“你的脚疾发作了，还是自己用吧。”陶成章摇摇头道：“留日一遭，就这么两手空空回去？就拿它做个纪念吧。”硬是将手杖塞进了马宗汉手里。马宗汉很珍惜地将这根手杖带回故里。马宗汉牺牲后，夫人岑氏将手杖交次子马元佐珍藏，后来在“文革”中连同马宗汉其他遗物一起被抄走，不知下落。
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一日（1906年5月23日），马宗汉随徐锡麟夫妻、陈伯平等从日本抵上海。《徐锡麟遗札一》：“麟于中历闰四月初一抵上海，路上平顺勿念。麟在上海速了事务，大约停两天即回绍矣。墨峰、子贻（畦）两君均好，拟同回绍。”[19]
马宗汉回到余姚，仍在三山小学执教并发展联络革命志士。在日学陆军计划的失败，在马宗汉心中留下遗憾，他遂有了赴德国学陆军的打算，得到徐锡麟的支持，但因祖父患病，不便提起，就暂时搁起。
徐锡麟回绍后，在致陶成章信中提及马宗汉，对他很器重。《徐锡麟遗札三》：“马子贻（畦）君系热心好人，麟当时时注意。”[20]
民国元年（1912），雪恨在《马公宗汉事略》中记载马宗汉离日回国事：“时留东学生称为志士渊薮，顾君在东荏苒半年，所见不逮所闻，君乃大失望。适徐公以学陆军不果拟归国，君亦约陈君伯平与偕归，时丙午五月也。”[21]这是记述马宗汉离日回国的另一个原因。
【注释】
[1]陆菊仙、陈云德《徐锡麟家世》，北京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76页。
[2]慈溪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慈溪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6月版，第9页。
[3]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140页。
[4]陈觉民《光复会党人录》，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159 —160页。
[5]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民国五年（1916）版，第26 —27页。
[6]焦学智《大通师范学堂简史》，载《绍兴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12月版，第174页。
[7]高岱《鬼神泣壮烈——徐锡麟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8]见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0页。褚辅成（1873—1948），字慧僧，浙江嘉兴人，光复会会员。曾任民国众议院副议长、浙江政事部部长。徐、陈、马三烈士墓建于西湖孤山南麓的择地者和决定人。
[9]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民国五年（1916）版，第27页。
[10]沈光烈《徐烈士徐锡麟先生轶事》，载《浙江青年》第2卷，第9期。
[11]鲁迅《范爱农》，见《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
[12]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卷《列传三》，民国五年（1916）版，第17页。
[13]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1903年去日本留学。华兴会、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民报》编辑，遗著很多，著名的有《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和《中国革命史论》等，后人辑有《陈天华集》。
[14]陶成章《浙案纪略》下卷《附录》，民国五年（1916）版，第8页。
[15]载《辛亥革命绍兴史料——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1981年10月版，第64页。
[16]施叔范《先烈马宗汉之辫发》，载民国十七年（1928）11月26日《申报》。
[17]存义《先烈马宗汉截辫》，载《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4年版，第106页。
[18]照片见《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徐锡麟史料》卷首，1986年版。
[19]《徐锡麟遗札一》，载《浙东三烈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民国版，第14页。
[20]《徐锡麟遗札三》，载《浙东三烈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民国版，第16页。
[21]雪恨《马公宗汉事略》，转引自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