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孤山三烈士墓记忆[66]
胡 畏
我的父亲祖籍杭州西湖满觉陇，是名副其实的西湖人。我的母亲是辛亥革命烈士马宗汉的孙女。青年时，他们到杭县（今余杭区）参加工作，相爱成家，育下我们二男二女四个孩子，现居临平。
在我有记忆时起便知道，每年清明，父母都会带领我们四兄妹前往杭州祭祖，风雨无阻，因为这里安葬着我们的祖父母，还有曾外祖父马宗汉，以及他的先生徐锡麟和战友陈伯平，孙中山先生称他们为“浙东三烈士”。
三烈士墓在西湖孤山。孤山在西湖北面，系湖中一座小岛。我们或沿白堤经平湖秋月到孤山，或沿苏堤经西泠桥进孤山。西泠桥畔有秋瑾墓，她与曾外祖父是同志，也是同一时期牺牲的辛亥革命烈士。孤山南麓有砖石铺地的长长通道，直通山脚的碑亭，亭内有首任光复会会长蔡元培、民国浙江首任省长汤寿潜分别为徐锡麟撰写的墓表，以及光复会会长余杭章炳麟撰写的《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碑亭后有台阶，拾级而上，迎面是三座圆形大墓，石砌底座，水泥封顶，成“品”字形排列，前为徐锡麟墓，北域左、右分列马宗汉、陈伯平墓。曾外祖父的墓碑题字是“马烈士之墓”。父母清扫干净墓前的青草落叶，摆上鲜花果品，带领我们恭恭敬敬地向三烈士行三鞠躬礼，礼毕默哀。虔诚地做完一应简朴的例仪后，父母会给我们讲曾外祖父的故事，惊心动魄，让我们落泪，更让我们敬仰。然后，我们再去祭扫祖父母墓，年年如此。
母亲有搜集保存曾外祖父史料的习惯。我在年岁稍长时，曾阅读过这些史料，对曾外祖父的生平便有了一个简略的了解：
马宗汉，名纯昌，字子畦，号宗汉，清光绪十年（1884）出生在浙江余姚县云柯乡马家路（今属宁波市慈溪宗汉街道）一户名门望族之家。祖上曾为官，数代行善积德，任侠好义，热心公益事业。马宗汉从小深受熏陶，在心中植下善良正义的种子。长大后，考入浙江大学堂，开始接触民主新思想。因不满学堂当局施行奴才教育，欺压学生，马宗汉参加抗议学潮，愤而退学回乡执教三山小学堂，冀望以教育来救国。这期间，他结识了徐锡麟、陶成章、陈伯平等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热血志士，认识到卖国求荣的清廷早已是腐朽透顶，不可指望，要救国唯一的道路只能是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他和陈伯平经徐锡麟介绍在绍兴大通学堂参加了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赠予他会员秘密身份代号“宗汉子”，从此成为一名意志坚定的反清革命斗士。不久，随徐锡麟等赴日留学，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在学校，他剪辫明志，表示与清廷誓不两立，受到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的赞扬：“宗汉纯孝天成，公私兼顾，诚可人也。”留学期间，他又结识了秋瑾、鲁迅等一批革命同志，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新思想。但他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并对陶成章说，欲在中国实行革命“终思实行必须内地，他国究非用武之地”。留学近半年，当徐锡麟邀他回国从事革命运动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并约陈伯平一起回国。归国后，他在西湖白云庵积极参与制定浙皖起义计划，协助秋瑾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组建光复军，并与被清廷假“立宪”所迷惑的上层士人保皇派展开激烈论战，揭露清廷的别有用心，试图用戊戌变法改良派被清廷血腥镇压的惨痛教训来唤醒头脑糊涂的士人。马宗汉的努力得到光复会正、副会长章炳麟、陶成章的一致肯定：“浙江所以多义旅者，宗汉力也。”1907年7月6日，他在安徽省城与徐锡麟、陈伯平发动安庆起义，亲手打响起义的第一枪，配合徐锡麟、陈伯平击毙清封疆大吏安徽巡抚恩铭。但终因突发事件而被迫提前两天起义，以致外援不及赶到而陷入孤军作战，被清军重重包围的绝地。在率领巡警学堂起义学生攻占军械所并坚守四个小时后，起义军弹尽援绝，被清军残酷镇压下去。陈伯平战死；徐锡麟被捕不屈，遭剖腹剜心杀害；马宗汉亦被捕，囚狱五十日，受尽毒刑，始终未吐露一同志姓名，也遇害于安庆狱前，年仅24岁。安庆起义失败。
在日本东京的革命党人惊悉噩耗，悲愤填膺，举行追悼大会，章炳麟在会上宣读《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哀辞》祭文，并作《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表示对为国捐躯的烈士沉痛哀悼。在烈士抛颅洒血的大无畏精神激励下，革命者前赴后继，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终于在四年后的1911年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独裁统治。民国初，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命，浙、皖两省迎、送烈士遗骸归浙，安葬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称“浙东三烈士墓”。1916年8月，孙中山访浙，专门前往孤山，向三烈士致祭。为纪念马宗汉，1930年，政府设立宗汉乡，成为宁波地区唯一以烈士之名命名的地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一次到孤山祭祖，都是对我们的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然而，没有想到的是，1964年冬，西湖边的墓包括三烈士墓都在“清理西湖风景区坟墓碑塔运动”中作为“四旧”被毁，迁往鸡笼山马坡岭。次年清明，当我们再次来到孤山时，竟发现包括秋瑾墓在内的两处墓地都已荡然无存。那一天，我们是带着迷惘与破碎的心离开孤山的。1966年“文革”开始，又传来鸡笼山所有辛亥革命烈士墓再次被毁，碑石无存的消息。我们的祭扫被迫中止。
“文革”结束，西湖重新迎来艳阳天，父母寻祖之心重燃。这年清明，父母率领我们四个已成年的子女及亲友一行九人，一路问讯前往鸡笼山马坡岭，遍寻却不见有坟墓，只有几个形似坟包的小土堆，无碑也无标记。我们茫然不知所措，只得四处打听，幸遇一位热心老人，听说我们是来找三烈士墓的，便领我们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堆前，说这就是了，当年他亲眼见到埋在这里的。至于碑石，早已被砸碎捡走了，不知下落。母亲当场就泪流满面，双膝跪地，哽咽道：孙女不孝，没能保护好您的遗骸。然后对我们说：跪下，向先祖致祭。当我们默默下山时，天已完全黑了。
1981年，正值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父母突然接到省政协的通知，说三烈士墓已迁到新建成的南天竺辛亥革命烈士陵园，邀烈士家属前往参加纪念活动。母亲喜极而泣，立即告知老家已是耄耋之年的父母亲。二老闻讯，不顾年高体弱，赶来杭州南天竺祭拜先父。曾外祖父自牺牲以后，经历了清廷钦犯—民国先烈—荒丘鬼魅—辛亥英烈的身份转变，备极哀荣，但历史最终还给了他一个公正的清白英名。
而我们自1981年起，重新恢复每年清明祭扫曾外祖父墓的例仪，只是地点从孤山移到了南天竺辛亥革命烈士陵园。陵园位于西湖西面不远处的青山上，这是一个浙江辛亥英烈大家庭的安息地，青松柏竹，肃穆宁静，有石像丰碑，碑正面镌刻孙中山手迹“国魂不死”题词，背面镌刻《浙江辛亥革命简史》碑文，使来祭者到此，敬仰之意油然而生。
曾外祖父成仁之后，有不少老辛亥革命者为他写过传，但都是简传，且有谬误。故母亲一直有个心愿，要为祖父写一个能较详记录他一生的大传，为此她一直在搜集史料。可惜的是，这些史料在“文革”中被毁。坚强的母亲没有气馁，重新开始搜集。还没来得及动笔，便在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的年底带憾仙逝。临终，她遗命我替她完成这本传记。我含泪应诺。母亲的后事办完之后，在弟妹亲友们的大力支持下，我用时三年，完成了母亲的遗嘱，《马宗汉传》不久即将出版面世。
我们仍会常去西湖孤山看看。虽然三烈士墓不在了，但秋瑾墓已重建，以孙中山之名命名的中山公园仍在。站在原墓址处，眺望西湖山水，仰看蓝天白云，往事萦绕如烟，便想起当年曾外祖父戴镣长街行，从容赴死；便想起陆游的诗句“青山是处可埋骨”；便想起孙中山为烈士题写的挽词“国魂不死”……
呜呼，国魂不死！
2017年9月
【注释】
[1]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2]《徐锡麟供》，见陶成章《浙案纪略》下卷，民国五年（1916）版，第7页。
[3]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4]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5]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6]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7]马元佐口述，晓洋、戴尧宏整理《先父马宗汉事略》，载《慈溪文史》第1辑，1986年版，第47—51页。
[8]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卷《列传》，民国五年（1916）版，第14页。
[9]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10]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11]史月廷《马宗汉》记载：“马宗汉十五岁在余姚姚江达善学堂读书。”载《民国人物传》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页。
[12]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13]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14]章炳麟《马宗汉传》，载《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15]雪恨《马公宗汉事略》，载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16]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17]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18]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卷《列传》，民国五年（1916）版，第15页。
[19]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20]《绍兴白话报》第四十八号，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21]《马宗汉供》，见陶成章《浙案纪略》下卷附录，民国五年（1916）版，第8页。
[22]《辛亥革命》第三集，故宫档案馆《徐锡麟安庆起义清方档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4页。
[23]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24]陈觉民《光复会党人录》，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25]雪恨《马公宗汉事略》，见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26]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民国五年（1916）版，第28页。
[27]谢一彪、陶侃《陶成章传》第五章，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28]陶成章《浙案纪略》下卷《附录》，民国五年（1916）版，第8页。
[29]章炳麟《马宗汉传》，载《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1页。
[30]陈洁行《白云庵中传红线》，原载《杭州日报》1991年10月9日《古迹寻踪》栏目。
[31]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32]陶成章《浙案纪略》下卷，民国五年（1916）版，第9页。
[33]《清朝野史大观》卷八《清人逸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9页。
[34]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页。
[35]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卷列传·马宗汉》，载《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页。
[36]马宗汉亲笔手迹，作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时年16岁，在余姚姚江达善学堂读书，此年在学堂习作本上留下《己亥课程》诗作十首。收藏于余姚市梨洲文献馆。
[37]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安庆之难》，民国五年（1916）版，第41—46页。
[38]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卷列传·马宗汉传》，民国五年（1916）版，第14—16页。
[39]章炳麟《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载《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初编》，浙江图书馆校刊本，上海书店1992年1月版。
[40]杨积芳《余姚六仓志》卷三十四《列传八》收录《马宗汉列传》，《慈溪文献集成》第1辑，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22—623页。
[41]慈溪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慈溪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81页。
[42]载《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4年版，第105页。
[43]载《慈溪文艺》，慈溪县文化馆编，1981年第9期，第6页。
[44]《浙江学刊》1981年第4期。
[45]今慈溪市。
[46]朱信泉、严如平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民国人物传》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16页。
[47]陶成章《浙案纪略·列传二：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页。章炳麟《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和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作“子贻”，误。
[48]今慈溪市。
[49]马纯昌《己亥课程》（手迹）。余姚梨洲文献馆藏。
[50]同[2]。
[51]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52]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0页。
[53]姜枝先《马宗汉烈士传补遗》（手稿）。
[54]陶成章《浙案纪略·列传二：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页。
[55]据马宗汉烈士家属说，秋瑾曾几次去浒山马家路，同马宗汉密谈。
[56]《马宗汉遗札一》，载《浙东三烈集》，绍兴鲁迅纪念馆藏，第40—41页。又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
[57]马燮钧《马宗汉》（1943年7月7日），载《革命人物志》第四集，台湾1970年6月版，第134页。
[58]章炳麟《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1页。
[59]《慈溪文史》1986年第1辑，第47—51页。
[60]今慈溪市宗汉街道。
[61]《慈溪文史》，1986年第1辑，52—53页。
[62]《宁波晚报》2001年10月10日。
[63]美国纽约《世界日报》“上下古今”版，2002年7月6日。
[64]载慈溪宗汉街道文化站竺家迪编《纪念辛亥先烈马宗汉就义一百周年专辑》，2007年版。
[65]载《宁波日报》栏目《四明笔谭》，2011年11月19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此文为马宗汉烈士孙女马燮行生前最后一篇遗稿，收入本书略有删改。
[66]余杭区作家协会主编：《余杭作家作品选》，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60—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