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全球城市

在过去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城市学者研究了约翰·弗里德曼在其开创性文章中所称的“世界城市假说”⁽¹⁾。弗里德曼在提出他的假说时，驳斥了一种人们普遍认为的观点，即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已经剥夺了城市的历史性经济优势，这些特征包括资本流动性大大提高、旅行时间大幅缩短、通信技术空前发展、国内和国际的大规模移民。相反，他认为，城市之所以变得更加重要了，是因为世界经济不断变化的性质要求将关键职能集中在特定城市，即使生产过程的其他方面是分散的。商业领袖将公司迁往世界城市，以确保毗邻其他公司总部或各种专业服务（如公关公司、法律事务所和金融机构），而这些服务已经成为有效参与全球市场所不可或缺的。无论是国内移民还是国际移民，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搬到了同一个城市，以提供越来越集中的商业部门所需要的支持服务。简而言之，全球都有对特定地点的需求，这种需求将世界上的城市按照其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划为不同等级。

何为世界城市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本章中，我们将集中讨论一个大家似乎都认可的因素：城市在国际金融中的角色。萨斯奇亚·萨森在其重要著作《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中，重点关注了这一因素。她说，

全球城市现在以四种新的方式运作：第一，作为世界经济组织的高度集中的指挥中心；第二，作为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的重要据点，它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第三，作为这些领先产业的生产地点，包括创新产品的生产；第四，作为产品和创新产品的市场。⁽²⁾

根据这一描述，世界上并非每个城市都能成为全球城市。在任何时候，只有少数几个主要城市符合上述描述，而这本著作中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哪些城市符合。⁽³⁾真正的全球城市，尤其是伦敦、纽约和东京，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着国际经济参与者的角色。但其他城市至少也可以作为次要角色在这个等级名单上谋得一席之地。每个城市都可以寻求提升自己在竞争名单上的位置，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全球城市的著作的关注点一直是全球私营企业的经济活动，而不是城市政府的作用。事实上，此类著作中提到的伦敦、纽约和东京，一般不是指城市本身，而是一个与任何地方政府的边界都不相邻的有形领土。在约翰·弗里德曼的定义中，“城市”这个词

具有经济上的定义。在这些术语中，城市是一个在给定位置或大都市区域的空间上整合起来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出于行政或政治目的，该区域或可分成若干小单元……构成该区域经济空间。⁽⁴⁾

鉴于这一定义，使用城市名称来指代比城市更大的领土，模糊了从经济角度定义的区域与单个城市之间的区别。此外，世界城市学者不仅不怎么关注城市政府的权力，而且还认为，正如他们所定义的那样，城市已经开始松动国家或亚国家层面的控制。据一位学者所言，全球化使得“更富有的‘世界城市’……在网络化的全球经济中能够像城邦一样运作，越来越独立于区域和国家调解的影响”。另一位学者认为，“随着城市在国际投资和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它们已经与当地（即区域或国家）政治地理环境越来越脱钩”⁽⁵⁾。虽然这些学者并不认为全球城市已经完全脱离了它们所在的国家，但他们确实声称，全球城市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们的取向已经变得向外而不是向内。它们的联系已经是全球性的，而不限于其国内。而且，就全球城市而言，它们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们能够逆转权力流动的方向：一些城市可能开始左右国家的行为，而不是被国家左右。

我们采取了不同的立场。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城市政府的政策：城市在促使自己成为一个全球城市时，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弗里德曼还是萨森，都没有接受作为一个规范性目标的全球城市的构想。恰恰相反。弗里德曼认为，这种现象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之一，这种发展产生了各国无法承受的社会成本。萨森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来关注追求成为一个全球城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空间上的不平等。尽管如此，世界各地的城市政府都把全球城市的概念作为追求的目标。本书第二部分所讨论的城市之一——纽约，已经被列为全球城市层级的榜首，其他大部分城市至少在同一个名单上。即使是没有被列入名单的城市，也常常追求这个想法的某种形式，比如成为区域金融中心。我们对追求全球城市的理想的两个方面特别感兴趣。一个是当前的城市权力组织帮助推动城市拥抱这种未来的方式，另一个是目前的结构通过限制实现该目标的各种方式来挫败它们对同一目标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