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的成因始于2001年在哈佛法学院共同教学的研讨会，虽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会有此书）。在一大批学生的帮助下，该课程研究了构成波士顿大都市区的101个市、镇的地方自治程度。学生们深入研究了州赋予该地区市、镇的法律权力，并对在这些社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官员的态度进行了调查。在大波士顿拉帕波特研究所（Rappaport Institute for Greater Boston）的协助下，我们将这项研究的结果以一本小书的形式出版，即《消除地方自治的神话：大波士顿的自治权力》（Dispelling the Myth of Home Rule：Local Power in Greater Boston）。初涉波士顿地区城市权力的现实状况，使我们与波士顿基金会合作开展了一个将波士顿市的法律权力与另外六个美国大城市的进行比较的项目。结项报告《波士顿的界限：波士顿的法律权力与美国六大城市法律权力之比较》（Boston Bound：A Comparison of Boston’s Legal Powers with Those of Six Other Major American Cities）为本书奠定了基础。

虽然这些早期的工作，以及我们关于地方政府法律的其他著作，已经预示了这本书的成形，但我们仍然有赖于许多同事和朋友的建议与鼓励。在此，我们特别感谢拉帕波特研究所的创始人杰瑞·拉帕波特、创始执行董事查理·安士能，以及首任系主任、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前院长阿兰·阿特舒勒。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支持和鼓励，指引我们仔细研究我们自己所在城市的权力实质。我们还要感谢波士顿基金会主席保罗·格罗根和他杰出的同事玛丽·乔·梅斯纳、詹姆斯·鲁尼，以及他们提供给我们的顾问，尤其是拉瑞·迪卡拉、山姆·泰勒和史蒂夫·麦克戈德瑞克，以上诸位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活力、热情和洞察力。他们所有人都比我们更了解波士顿。在本项目之初，我们受到了由理查德·皮塞领导的哈佛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以及我们自己学院的院长埃琳娜·卡根的资助。我们也对他们心怀感激。还有两个人也必不可少：凯西·戈德斯坦和帕特里夏·法兹，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准备手稿。在此也对他们表示感谢。(https://www.daowen.com)

在准备《波士顿的界限》过程中，我们请了6名地方政府专家就6个作为对比的城市的法律权力撰写了报告，他们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西雅图）的基思·奥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纽约）的理查德·布里福特、埃默里法学院（亚特兰大）的威廉·布兹比、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旧金山）的理查德·福特、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丹佛）的理查德·施拉格以及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法学院（芝加哥）的劳里·雷诺兹。他们的报告对我们非常有价值，在本书中，我们也依据这些材料进行了阐述，特别是在第二部分。我们的研究还有幸获得了许多优秀学生的帮助，包括凯特·鲍尔斯、伊丽莎白·法里兹、克里斯·皮斯蒂利、埃罗·罗森鲍姆和乔斯·斯特恩。我们尤其想单独提到瑞克·苏，如今他是布法罗法学院的助理教授，感谢他对于地方政府法律的卓越研究及广泛的洞察力。他的贡献对我们是如此重要，因而我们要专门提到以下事实：他被列为《消除地方自治的神话》的合著者。最后，在思考本书中讨论的问题时，我们从与许多同事的对话中受益匪浅，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人，还包括：奥肯·冯、莫顿·霍维茨、大卫·肯尼迪、邓肯·肯尼迪、大卫·卢伯洛夫、温德尔·普里切特、萨斯基亚·萨森、理查德·塞内特以及托德·斯旺斯特伦。

我们还要感谢我们早期论文的出版者，其中有些是单独完成，有些是合著，感谢他们允许我们将论文中的相关章节放在这里。这些文章包括《重申地方自治》，载于《哈佛法律评论》［116，2255（2003）］；《超越区域性政府》，载于《哈佛法律评论》［115，1763（2002）］；《对新联邦主义的地方主义批判》，载于《杜克法学杂志》［51，377（2001）］；《国际地方政府法》，载于《城市律师》［38，1（2006）］；以及《防御性地方主义》，载于《弗吉尼亚法律与政治杂志》［21，261（2006）］。

此外，大卫要特别感谢他的父母杰瑞和迈拉·巴伦，他母亲是地方政府法律界的从业者，还感谢他的三个孩子塞西莉亚、利奥和耶利米，其中两个在本书刚开始动笔时还没出生，但孩子们永远是大卫的快乐之源。不过，他最感谢的是他每天都在从事州和地方关系方面的实际工作的妻子朱丽叶·凯耶姆，她那无尽的热情与活力、奉献精神和整体的乐观态度表明了她对未来的态度，各州应当鼓励它们的城市去接受的态度。杰拉德要特别感谢他的孩子斯蒂芬和艾米莉，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还有感谢帮助引领他进入地方政府法律领域的人，尤其是弗兰克·米歇尔曼。但是，对他生命中最年轻的一代——查理和马迪来说，他希望这本书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对他们生活的思考激发了本书对美国城市管理方式的转变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