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城市

第九章
中产阶级城市

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对自己的城市及其未来最熟悉的概念莫过于成为中产阶级城市。这样一个城市关注的是其居民而不是外来者,是城市服务而不是其营销能力或金融部门,是城市的宜居性,不仅富人和穷人可以在此生活,介于二者之间的人亦可以此为家。中产阶级城市面临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巴里·布鲁斯通和玛丽·赫夫·史蒂文森将这些困难描述为美国社会的“三重革命”:新移民和少数族裔人口的成倍增加导致的人口变化;导致传统蓝领工作岗位流失和信息经济兴起的工业革命;以及郊区化引起的空间革命。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自1970年以来中产阶级社区在许多大城市,包括我们在第二部分中研究过的许多城市,都已大幅萎缩。(1)

有人认为,中产阶级城市的衰落并不值得担忧。他们说,美国大城市的新一轮高档化浪潮只是引发了一个自然的空间分类过程,随着中心城市的房价上涨,中产阶级家庭搬到了郊区。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大多数已经搬出去的中产阶级人士可能在那里找到了更好的生活。”(2)其他人则认为,中心城市即使有心阻止这种中产阶级的外流现象也是无力的。曾经创造了中产阶级城市就业机会的行业已经不再起作用,而中产阶级化背后的市场力量太过强大,以至于单个城市无法抗衡。城市充其量可以希望它们对旅游业和全球金融的追求将使仍居住在城镇的中产阶级家庭受益。如果这不起作用,那只能证明城市不再欢迎中产阶级。

不管这些论点是否有说服力,没有哪个成功的城市能够真的全心全意地接受它们。城市领导人担心,除非他们采取专门针对增加中产阶级比例的政策,否则他们的城市将成为富人和穷人的家园。布鲁金斯学会对1970年以来趋势的研究表明,这种担忧是合理的。以这种方式被彻底分割的城市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在世界各地,两极分化的城市给富人和穷人带来了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以暴力、经济绝望以及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衰落的形式表现出来。圣保罗是这方面问题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并且它也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模式。此外,没有理由认为当地居民,即城市选民,希望他们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集中在吸引有钱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会以出价上的优势将当地居民从他们的街区排挤出去。与此同时,没有中产阶级的城市会使穷人难以改善生活。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描述了这种担忧的依据:

如果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导致经济隔离的加剧,那么低收入者选择和进入中等收入社区的能力就会下降。反过来,这可能会限制他们获得相关便利设施,比如工作、体面的医疗保健、安全的社区以及充分的政治代表。如果低收入和高收入社区之间的房价差距过大,中等收入社区的缺乏也可能限制中低收入业主“置换更大更好的”房产的机会。(3)(https://www.daowen.com)

没有哪个城市会期待未来将有一大部分人口陷入贫困。

为了使一个城市成为中产阶级城市,人们需要了解什么是中产阶级。“阶级”一词的定义有着非常大的争议。(4)即使打算以收入作为判断的标准,这种收入标尺也要与其他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布鲁金斯学会是这么做的)或者特定的贫困水平(人口普查是这么做的)相比较才能定。其他一些定义指向的不是收入,而是中产阶级对某些事物的渴望:教育、公共安全和保障性住房。当然,富人和穷人也需要好的城市服务。尽管如此,有人认为,有些服务对中产阶级居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钱来避免对这些服务的依赖,也不能像富人那样,在服务不充分的情况下离开一座城市。

另一方面,专注于中产阶级的确切定义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错误方向。毕竟,中产阶级城市并不需要排斥富人和穷人。它可以是一个阶级多元化的城市,包括所有收入水平的人。想要确保多样性的城市,并不都是从一个共同立场出发的。一个城市可能已经有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并希望予以维持。它可能试图把中产阶级家庭从其他地方(特别是从附近郊区)吸引过来,也可能侧重于增加贫困城市居民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机会。无论是哪个关注点,其选择都是有限的。在本章中,我们并没有确切地界定那些既不富有也不贫穷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人。我们只是注意到,在1999年,美国中间那20%的家庭收入在3.4万美元到5.2万美元之间,中间那60%的家庭收入在1.8万美元到8.1万美元之间。这些数字提供了中产阶级的标准定义。(5)

在本章中,我们将集中讨论增强一个城市成为中产阶级城市的能力的四大要素:税收、教育、住房和地方经济。城市在试图对这些领域进行控制时面临着巨大障碍。考虑到这些障碍,即使是那些想实现中产阶级未来的城市也有理由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这样做。在我们讨论最后一个话题,即地方经济之前,必须详细了解一下州法对这些问题的影响。归根结底,我们认为,寻求成为中产阶级城市的城市不仅需要促进其中产阶级居民的福利,还要促进其经济发展。没有中产阶级经济发展战略,中产阶级城市就毫无希望与全球城市或旅游城市的理想竞争。原因之一在于,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权力要大于议程其他方面的权力。不同的法律结构可能会改变城市成为中产阶级城市的方式,从而使人们更加关注税收、教育和住房。然而目前,中产阶级城市的法律结构与全球城市和旅游城市的一样,使经济发展成为最容易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