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张公任国画展览会

《观张公任国画展览会》作于1936年4月1日，载《东南日报·沙发》1936年4月3日第2638期，署名丰子恺。全文如下：

张公任君在开国画展览会以前的数月中，常常携带了他的新作品，来给我先看。所以这展览会里的作品，有一部分我是已经看见过，而且曾经题过字的。我觉得他每来一次，画技进步一次，料想他最近的作品中必多可观，就在展览会开幕后一小时进去参观。画共有七八十幅，分陈三室。大小参差不等，画法亦种种异趣。但有一致的统调，即着墨不多，设色淡雅。

这展览会使我想起了最近我所作艺术漫谈《绘事后素》。在这篇漫谈中我曾经说：

“绘事后素，是中国画特有的情形。这话说给西洋人听不容易被理解。因为他们的油画都是满面涂抹，不需要素地的。……中国绘事必须‘后素。’素纸在中国绘画上，不仅是一个地子而已，其实在绘画的表现上担当着极重要的任务。这决不是等闲的废纸，在画的布局上常有着巧妙的效用。这叫做‘空’，空然后有生气。”又说：“绘事的‘后素’与不‘后素’，在艺术上有甚么差异呢？据我看，‘后素’的更富有‘画意。’所谓画意，浅明地说，就是不希图冒充实物，而坦白地表明它是一张‘画’。画中物象的周围，照事实论，一定要有东西。桌子也好，墙壁也好，天空也好。这叫做‘背景。’西洋画是忠于写实的，凡画必有背景，故画面全部涂抹。中国画反之，画大都没有背景，让物象挂在空中。一块石头，或是一枝兰花，或是一个美人，都悬空挂着。它们的四周全是素纸。这好似无边的白云中，突然显出一种现象。故其对于人目的刺激很强，给人的印象很鲜明。这分明表白它不是实物而是一张‘画’。”

这些话，好像是专为张公任画展而说的。所以公任要我写一篇评文，我走出展览会场回寓后，立刻给他写。公任也长于西洋画，并非专描国画的人，只要看他展览会中第七十三号的《鸿》，便可知道。那幅图中形状与明暗均富写实风，很像朗世宁笔底下的产物，但不是“涂抹”，而仍是“后素”的，特异其调子。我希望他的第二次画展中，再增多这一类的作品。

廿五年四月一日。

张公任（1906—1942），即张刚，亦即张公仁，就是丰子恺在《参观郑仁山指画展览会》中所提到的“旧学友公仁君”。浙江温岭人。在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学习期间，结识丰子恺。后在浙江省立杭州高中、杭州行素女中等校任教。张公任身材高大，丰子恺曾在其参加上海中国画会画展之作品《田园风味》上题句云：“张刚身长，画技更长，画中瓜长，瓜味更长。”^[11]张公任和郑仁山，都是杭州书画艺术团体“莼社”的社友^[12]。

1936年1月1日至5日，张公任在杭州市湖滨民众教育馆举行个人国画展览会，共展出七八十幅作品。据说，“张先生要举行此会的动机，始发于本年二月，那时他积旧时所作不过十余幅；而一个半月以来，每日作二三幅，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都是挥笔立就，我从未见过他作一幅画费却两小时以上的”^[13]。此次展览会影响可谓巨大，连日往观者有一万多人，“这在杭州一隅，不能不说是希有的盛况了”^[14]。

丰子恺是在“展览会开幕后一小时进去参观”的，回寓后，立刻给张公任写了这篇“评文”。由张公任的画展，丰子恺想到他不久前所写的一篇《绘事后素》。《绘事后素》原载上海《申报》1936年3月31日第22599号，收入人间书屋1936年10月初版《艺术漫谈》。“绘事后素”，出自《论语·八佾》。丰子恺认为，“绘事后素”是指“先有了白地子然后可以描画”，孔子是用绘事打比方，以说明“人须先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之理。“美质是精神的，文饰是技巧的”，他将中国画与西洋画进行对比，认为西洋画法“同油漆匠漆板壁一般”或“同泥水工砌墙壁一般”，在工具、技法上，都是不必“后素”的；而中国画则必须“后素”，“大都着墨少而空地多，与西洋油画的满面涂抹者全异其趣”。在他看来，绘事“后素”更富有“画意”即“艺术味”。“后素”与不“后素”，这是中国画与西洋画在艺术上的差异，也是东西文化差异在绘事上的体现。《观张公任国画展览会》大量引用了《绘事后素》中的文字，但有的并非原话，而是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