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收入《闻一多书信手迹全编》的闻一多致梁实秋的这封信，系据原件影印，共四页纸，附于闻一多1934年5月10日致饶孟侃信后。兹全文迻录如下（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3]：

实秋老友：

顷公超自电话中传诵大札，逖听之余，曷胜骇怪。此次吾人自出钱，自作文，办此刊物，正以朋好中不乏能执笔如吾兄者，故弟与公超敢毅然发起，而吾兄屡次书面及口头之赞同，当然出自诚意。盖以我辈之交情，与我辈在社会所处之情势论，若不自相合作，更与何人合作？且我辈果能合作，亦自有造成一局面之可能，何遽欲自暴自弃哉！今一期已出，木既成舟，一般批评，亦不甚恶，正当一鼓作气，精益求精，则数年来我辈所受之奚落（吾兄当然亦在我辈之内），庶几一旦湔雪，宁非快事。今来函竟有偷懒云云，是何居心，百索莫解。吾兄为人爽直，素为侪辈所推仰，然往往亦有极不爽直处。今之偷懒云云，爽直处乎？不爽直处乎？弟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断曰此不爽直处也，打官话也，故意的开玩笑也。请进而推测此语之来因与动机，则一曰前次来稿未被披载也。二曰吾兄办《益世报》时，平中同人未捧场也。第二点较简单，请先答。益世副刊虽系吾兄主持，然性质与此次我辈自办月刊究稍不同。老实说，我辈办《学文》，不免有与他方对抗性质，故稍一松懈，其结果之严重，有不堪设想者。且以弟个人论，不善作简要之短文，生性不厌琐碎，故每作文，千数百字不能尽意，如此次所作论《诗经》之文，即与副刊篇幅不合也。吾兄若因弟等未为益世副刊撰文而见罪，不亦责人过严乎？关于第一点，弟之感想尤多，恨不得与兄晤对，作深夜之长谈。《学文》有与他人对抗性质，前已言之。北平方面，新起刊物之多，竞争空气之烈，恐吾兄僻处海隅，尚未深知。纵知之，亦未亲身经验。弟与公超则无时不在紧张状态中。环顾周身，朋友少而敌人多，故刊物一出，几乎非篇篇精彩^[4]，不足以致胜；非平平无大过失之文字即可塞责也。兄之译稿，无过失之文字也。如此文字，出自小卒之手犹可，出自梁实秋则不觉唐突西施乎？吾兄岂肯以平平之面目，在此严重阵容之下与世相见者哉！为刊物计，为吾兄计，译稿决不能在第一期登出。非但如此，个人愚见（不代表公超），即第三期亦不当载此文字也。莎翁所咏，非莎翁之精彩；马氏所论，非马氏之精采；梁君所识，亦非梁君之精采。总之，此文只可作标准的翻译教本，作《学文》之台柱文字则不可。此则弟敢冒万死以正告吾兄而不疑者也。足下既为台柱人物，自当以台柱之手笔自任，何乃自贬身价，但求塞责耶？若潦草塞责，则人人能之，何待于足下？吾兄孤踞海陬，尊为人师，一市之名流，一校之名教授，岸然自喜，骄气逼人。今弟与公超竟黜吾兄之文而不用，诚出吾兄之意外，其失望可知也，其愤慨可知也，然而长此以往，窃为吾兄危之。盖吾人之对手多矣，后起之秀俊亦多矣。骄必败，不易之理也。吾兄好作批评文字，摘人一二事实之误，字句之疏，往往中肯，而吾兄自作之文字，诚能立于不败之地，无事实之误，字句之疏，因益沾沾自喜。虽然学问之道不只此也，消极的不错，虽难能而未必可贵；积极的精采，亦难能亦可贵矣。不错可以穷人之口，有精彩始能服人之心耳。^[5]吾人办此刊物，意欲与人抗衡，亦自恃同人文字或不无些许精采足资供献于读者，不然则灾梨祸枣，可以自欺不能欺人也。弟作此书，自知狂妄不逊，然叨在末契，药石之言，但求上回清听，翻然改图，非欲自绝于足下也。承许之万言长文，倘蒙赐下，则拜领之余，定当肉袒负荆，再赎前愆，无任惶悚屏营之至。顺候

撰安

弟多再拜

五月七日灯下。

这封信末署“五月七日灯下”，即致饶孟侃信之前三天，具体年份是1934年。闻一多在致饶孟侃信中说：“附上一封写而未发的信，其中的背境你可以猜到，寄给你看看，看完毁去它。这也是此次办刊物的一件掌故。但我的感慨却多得很，噫，不足为外人道矣！”^[6]饶孟侃看完后并没有“毁去”，反而将这封“未发的信”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闻一多全集》已收入闻一多致饶孟侃信，是“根据手书刊印”的，但不知何故，竟漏收了闻一多写给梁实秋的这封信。闻一多嫡孙闻黎明在其与侯菊坤合作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闻一多年谱长编》中，也未著录有关这封信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