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之演讲
1928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自2月开学以后，设课外自由讲座，每周延请名人来校演讲一次[7]。3月30日晚，徐志摩受邀到该校演讲[8]，讲题本来是“模特儿与哲学”，后临时改为“艺术学生”。据灵郎《美专听讲记》，“在教务主任汪亚尘先生替同学介绍以后，台下欢迎的掌声，似春雷暴发，徐氏架着眼镜，穿着蓝缎的长袍，很从容的跨到台上”；徐志摩所讲的话很多，“有时插入很滑稽的语调，以引人入胜”[9]。灵郎将徐志摩的演讲大意记录如下：
今天我讲的题目，本来是“模特儿与哲学”，不过我临时变更，好像从前谭老板在北京，夜戏贴了《空城计》，到场却换了《乌盆记》，看戏的当然扫兴，但是我现在所要说的，对于诸位，更是重要，所以诸位要听模特儿，只请破工夫下回早些来罢。
现代的产物，有二种，“钱”和“机器”，这二者能够支配一切人生的活动，在上海一出门去看，永安先施，这样高大富丽，巴黎饭店跳舞场，这样繁华热闹，是美吗？都不是美。而且都是恶化丑化的，还是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和猴子做堂兄弟的时候好。我们为这个丑恶的环境所支配，一点也接触不到天然美。人生了一世，不过是几十年，还不及一个乌龟，倒有千年之寿，在这丑恶的环境里面，应当拿美的精神，来改造社会。不过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那里有一点可以安慰艺术家，艺术家所过的，多是讨饭的生活，学艺术干什么呢？至多像刘海粟、江小鹣一样，多少倒霉，但是诸位，不去学银行生意，学律师法政，去升官发财，而多诚心的来学这讨饭生活，这就是中国艺术前途的一线光明，希望诸位巩固自己的信仰心，努力的反抗一切恶魔，而向前进，而使将来的上海中国世界成了真美善化。
徐志摩认为，作为现代产物的“钱”和“机器”，“能够支配一切人生的活动”。人生在世，应当用“美的精神”去改造社会。他希望艺术学生“巩固自己的信仰心”，使将来的上海、中国乃至世界“真美善化”。
关于这次演讲，上海《民国日报》《时报》等报纸也有专门报道：“上海美专本学期设有课外自由讲座，每周请名人演讲一次。昨晚请新文学家徐志摩演讲，题为‘艺术学生’，全校出席听讲学生二百余人。”[10]
需要说明的是，商务印书馆2019年9月版《徐志摩全集》将电报归入书信类，当然没有问题[11]。但把演讲记录稿与徐志摩其他作品比量齐观并直接按分类编年方法排列，则值得商榷。演讲记录稿如未经徐志摩审阅，似不宜归入正编，可以作为附录收在散文卷或翻译卷里。本文所披露的两篇演讲记录稿，也应该这样处理。
【注释】
[1]原载《书屋》2021年第8期。
[2]即1924年4月15日徐志摩致张君劢的电报，见《徐志摩全集》第7卷，商务印书馆2019年10月版，第100页。
[3]熊佛西：《山水人物印象记之二十一：忆印度诗圣泰戈尔》，桂林《扫荡报·星期版》1942年5月24日第100期。
[4]仲雯：《太戈尔在武昌之讲演》，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5月30日第2张第6版、第7版。
[5]1924年6月3日，谭祥烈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徐志摩的妙论》，对徐志摩的观点不以为然：“我最奇怪的，是讲演的内容反不注重，却重在看个人的伟大的丰采，听个人的雷响的声音。哈哈！徐志摩新发明的妙论，真可算是精神学的大师了！”上海《向导》周刊1924年6月4日第68期特摘录徐志摩的这句话，与泰戈尔的“中国此时并不需要物质的进步，中国此时有一种更急的需要，便是精神的复兴”，合题为《什么话！》。
[6]《泰戈尔第二次讲演》，北京《晨报》1924年5月11日第6版。徐志摩虽声称不再现场翻译，但泰戈尔1924年5月16日与北京佛教讲习会会员之谈话、5月21日在山西太原之演讲，都是由他翻译的（前者与邓高镜通译）。
[7]参见《上海美专昨日演讲》，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2月25日第3张第3面。
[8]1928年3月29日，徐志摩致信刘海粟：“今日又有事，即须回乡。美专的讲演可否移至清明以后？决不爽约。希即转致校内。”（《徐志摩全集》第7卷，商务印书馆2019年10月版，第53页）他想将演讲移到清明以后，结果告假不成。
[9]灵郎：《美专听讲记》，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4月2日第4张第1版《青光》副刊。
[10]《美专演讲》，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4月3日第2张第4版。文中所谓“昨晚”，非指4月2日。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内，藏有徐志摩致胡适电报三封，也可收入《徐志摩全集》。如1931年4月23日，徐志摩母亲病逝，次日他给胡适发了一封电报：“我母已逝，丧中暂不能离，请为续假二星期，能得替最善。源元均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