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另一篇佚文，也是我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找出来的。这篇文章题为《还是应当写》，载汉口《大刚报》1950年1月1日第4347号第11版“大江元旦特辑”，署名汪曾祺。全文如下：
很多朋友很久没有看见在写什么东西了。
“写了什么了没有？”
“没有。”
原因除了是，[27]没有时间之外大都是很诚恳的说：自己的思想没有改造好，写不出什么，也没有什么可写。这种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是值得嘉许的。
然而时间似乎太长了。
还是应当写。能写什么写什么[28]，写不出什么不妨也挤一挤，逼一逼。等待，恐不是很好的办法。思想的改造是长期的，很难说什么时候完成；而且我们的改造的最直接有效的医药应当即在写作当中。不妨让它有错误，有错误才能改正。错误，改正，再错误，再改正。搁了起来，不是事情。
不应当在心理上放下笔来。应当不冷然对着每一个自己的写作和“冲动”，应当随时准备写。我愿意有一天告诉人，我写了一点。也愿意听朋友们说。
1949年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5月底，随军进入武汉，参与接管文教工作，一度任汉口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副教导主任。1950年夏，返回北京。这篇文章应该是汪曾祺在武汉期间所写的。
“大江元旦特辑”编者在《编余》中说：
这次元旦特刊征稿，得到各位先生及友人的帮助，特在这里表示谢意。来稿刊登完全依照拼排便利，不分次序先后。又，因版面太小，有几位的大作已刊出在昨天的《大江》上，另有方既、章其、黎之、张振铎四位先生在签名上有名字，临时因稿挤，不及刊入，一并在此致歉。
所谓“昨天”，即1949年12月31日。这天的《大刚报》副刊《大江》（第545期）是个诗歌专辑，刊发了贺捷、胡天风和江林三人的三首诗。“大江元旦特辑”主题为“向一九五〇年欢呼”，分“学习·工作·向前——繁荣与幸福在望”“感激，歌唱，欢呼”和“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三个版块，汪曾祺与徐懋庸、刘绶松、毕奂午、蒲汀等人的16篇短文归入第一版块，秦敢、莎蕻等人的5首诗归入第二版块，周信芳、王若愚等人的9篇短文归入第三版块。“大江元旦特辑”刊头处有这些诗文作者的亲笔签名。
新旧易代之际，许多作家的确感到跋前疐后、无所适从，觉得“自己的思想没有改造好，写不出什么，也没有什么可写”。在汪曾祺看来，因思想没有改造好而不写，是一种“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的表现。不过，他主张“还是应当写”，因为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而作家的思想是可以通过写作来改造的。这是汪曾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对作家朋友们的忠告，也是汪曾祺的自我鞭策。但“不妨让它有错误，有错误才能改正。错误，改正，再错误，再改正”云云，后来的事实证明并没有汪曾祺所说的这么轻松而简单。
【注释】
[1]原载《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1期。
[2]《出版说明》，《汪曾祺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
[3]郭娟：《〈汪曾祺全集〉为什么编了八年》，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公众号（2020年3月6日）。
[4]载桂林《大公报·文艺》1942年6月8日桂字第169期。
[5]载桂林《大公报·文艺》1942年7月28日桂字第184期。
[6]载桂林《大公报·文艺》1941年4月21日桂字第15期。
[7]载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5月31日第43期。
[8]载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2月16日第28期。
[9]载上海《大公报·文艺》1947年1月16日沪新第103期。
[10]载上海《大公报·文艺》1947年7月11日沪新第153期。
[11]载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2月1日第67期。
[12]载桂林《大公报·文艺》1942年7月27日桂字第183期。
[13]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1年6月18日第1119期。
[14]汪曾祺：《题记》，《茱萸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9月版。
[15]徐强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汪曾祺文学年谱》中将《小学校的钟声——茱萸小集之一》的写作时间系于1944年，将《花园——茱萸小集二》系于1945年。
[16]陈永平：《汪曾祺访谈录》，王树云编：《高邮人写汪曾祺》，广陵书社2017年4月版，第156页。
[17]汪曾祺的《驴》（载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1947年6月15日第44期）、《冬天——小说〈豆腐店〉之一片段》（载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1947年7月6日第47期）等作品中也有叫“侉奶奶”的人物。
[18]“苹果”，原刊为“苹东”。
[19]原刊如此。
[20]原刊为“甚么”，为遵循局部统一的原则，故径改为“什么”。下同。
[21]“水果”，原刊为“水东”。
[22]所据原刊，此字不清。
[23]原刊如此。
[24]原刊为“甚么”。
[25]原刊如此。“摔”字后可加逗号。
[26]原刊为“甚么”。
[27]原刊如此，“，”疑应标在下文“没有时间之外”之后。
[28]原刊为“能写甚么写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