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集外文辑说[1]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林徽因集》（三卷四册）是以梁从诫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版《林徽因文集》（全二卷）为底本修订、增补而成的。诚如梁从诫夫人方晶所说的，这套按全集体例编纂的“新版《林徽因集》较之旧版文集更加丰厚、严谨、完善，也是目前行世的最完备的本子”[2]。但所谓“最完备”毕竟是相对而言的，赵国忠、耿璐、杨新宇、陈学勇、刘昀等人先后披露的《诗——自然的赠与》（诗）[3]、《唐缶小瓮》（诗）[4]、《住宅供应与近代住宅之条件——市政设计的一个要素》[5]和三封书信[6]等，就为《林徽因集》所失收。前不久，我也发现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清代建筑略述》，原载中国建筑展览会1936年4月编印《中国建筑展览会会刊》；一篇题为《我们的首都——北京》，原载1953年1月1日《中学生》1月号。这两篇文章均未收入已版各种林徽因文集，有关林徽因年表、年谱等亦不见著录。
先说《清代建筑略述》。
1936年2月间，为了“表扬中国建筑演化之象征与伟大，并以引起社会上对于中国建筑之认识与研究”[7]，上海市博物馆董事长叶恭绰等联合国内建筑师、营造商和对于建筑有兴趣的个人及团体共同发起举办中国建筑展览会。2月28日，在八仙桥上海青年会九楼（即中国建筑师学会所在地）召开首次发起人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建筑展览会章程》，初步确定了展览会职员名单。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叶恭绰为会长，梁思成等十五人为常务委员（后又增加一人）。展览会下设四组，即征集组、陈列组、宣传组和事务组。陈列组主任始为林徽音（因）一人，后又加推董大酉为主任。宣传组后改称编辑组，徐蔚南为主任。首次发起人会议决定，每周五下午由会长召集在青年会举行一次常务委员会。在展览会正式开幕之前，常务委员会共召开了五次会议。3月13日，第二次常务委员会上讨论了“编辑纪念刊案，决议：交编辑组计划后，分送各委员指正”[8]。3月20日，第三次常务委员会上又讨论了“纪念刊物如何编辑案，（议决）由编辑组，向建筑师学会及建筑协会商议，提交下届常会讨论”[9]。3月27日，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编辑组提出“拟将纪念刊单独出版”[10]。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征集、布置和宣传，中国建筑展览会于4月12日在上海市博物馆隆重开幕。这次建筑展览会规模浩大，盛况空前，共展出52家单位所提供的模型、图样、书籍、摄影、材料和工具等六大类物品6000余件[11]。其中，前四大类及古代建筑材料，陈列在上海市博物馆内，现代建筑材料及工具陈列在博物馆贴邻中国航空协会内。会展期间，前往参观者达四万多人，“是市中心区于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举行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后，未曾有过的热闹”[12]。
4月19日闭幕的当天下午，中国建筑展览会假座青年会召开第二次发起人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建筑展览会宣言》，讨论了“推举纪念特刊编辑案”，议决叶恭绰、梁思成、董大酉、杜彦耿、徐蔚南、胡肇椿、陈端志等七人为编辑委员[13]。
会展结束后不久，中国建筑展览会于1936年4月推出《中国建筑展览会会刊》。这份会刊大概就是前述常务委员会和第二次发起人会议上所一再讨论的“纪念刊”或“纪念特刊”。其《发刊词》由叶恭绰撰写，铁道部次长、中国建筑展览会名誉副会长曾养甫作《中国建筑展览会会刊序》。会刊所收文章大部分已在《申报》《大晚报》等报刊上登载过，仅少数者先前未曾发表，如林徽因的《清代建筑略述》即是。这篇文章在目录页题目下无署名，内文页署名林徽音。全文如下：
吾国近年建筑，采取本国式者日渐加多；而吾人所可参考之现存实物，自以清代者为最多，故所采之本国式亦不期然而趋重于清代式。但清代式较之历代之式，优劣之点安在？暨所适宜于现代者安在？应加改进者安在？吾人若非先有详晰之研究与明白之认识，势必随波逐流，依违钞袭，甚至舍长取短，得粗遗精：不但不足表现固有之特长，而且成为一种降而愈下之制作。其所关固非细故也。清代建筑，就大体而论可谓完全沿袭明代，其间稍殊异者，为康熙以来之吸收欧式及采用回藏式。然并未能达融化之域，且仍为局部的。故清代只能称为明代式之附庸，而远不及宋元式之有特色与匠心，例如房屋之平面，清式概为四合头（指北方）。此式乃明代所创，清代充分完成其用；但只觉呆滞而缺变化。再就屋架结构而论，清代柱之配列，亦极呆板，绝未顾及室内空闲之需要，使柱之配列增减，不致与之相妨。至用料一层，不知是否因缺乏相当材料所致，致发生拼凑迁就，（如箍扎披麻等做法，）不但减少美观，而且多违建筑原则。又如宋元式梁之横断面，恒为一与二或二与三之比，与现代科学上法则暗合。清代则恒为八与十或十与十二之比，如此则横断面成为方形，徒增加梁之分量，而于全屋架之承重力，绝少增加。此外斗拱益形缩小，数虽加多而承力愈减，致完全变为装饰物。至屋面各装饰以及雕刻彩画等等大抵趋于繁碎软弱纤巧，失去以前浑雅庄严之致。故综论清代建筑，实罕堪以取法之点。此非有意苛责，盖事实本来如是，吾人亦不容故为辨解也。吾人今日而欲真明我国建筑之优点，及如何取则，固非由清溯明，上逮宋元，以远追六朝及唐代不可，窃愿同志于此加之意焉！
这篇文章拢共不足700字，但高屋建瓴，言简意明，把清代建筑的特点大体概述出来了。在林徽因看来，清代建筑“完全沿袭明代”，是“明代式之附庸”。清代建筑在房屋之平面、屋架结构、用料、梁之横断面、斗拱和屋面装饰及雕刻彩画等方面，均可谓乏善可陈，“实罕堪以取法之点”。在此前发表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等文中，林徽因一贯主张，一座完善或好的建筑，原则上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即实用、坚固和美观。“实用者：切合于当时当地人民生活习惯，适合于当时地理环境。坚固者：不违背其主要材料之合理的结构原则，在寻常环境之下，含有相当永久性的。美观者：具有合理的权衡（不是上重下轻巍然欲倾，上大下小势不能支；或孤耸高峙或细小突出等等违背自然律的状态），要呈现稳重，舒适，自然的外表，更要诚实的呈露全部及部分的功用；不事掩饰，不矫揉造作，勉强堆砌。美观，也可以说，即是综合实用，坚稳，两点之自然结果。”[14]林徽因对清代建筑作出如此之判断和评价，正是以实用、坚固和美观这一基本原则为衡量标准的。林徽因认为，清代建筑未能充分表现中国建筑固有之优长，“而欲真明我国建筑之优点，及如何取则”，应当由清溯明，上逮宋元，以至六朝和唐代。林徽因这样说，并非否定清代建筑的研究意义和价值。1934年1月，在为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所作第一章“绪论”中，她曾明确指出：“不研究中国建筑则已，如果认真研究，则非对清代则例相当熟识不可。”“研究清式则例，也是研究中国建筑史者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15]《清代建筑略述》虽为专业文章，但文辞犀利、直言不讳、气势逼人，字里行间尽显林徽因之深厚的学养、超拔的才情和“口快，性子直，好强”[16]的性格特征。
再说《我们的首都——北京》。
1952年1月1日至7月1日，林徽因曾在《新观察》半月刊“我们的首都”专栏发表过一组介绍北京古代建筑的文章，即《中山堂》《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三大殿》《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天宁寺塔》《北京近郊的三座“金刚宝座塔”》《鼓楼、钟楼和什刹海》《雍和宫》和《故宫》。同年，她还写了一篇《我们的首都——北京》，发表在1953年1月1日《中学生》1月号（总253期），署“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林徽因”。随文配有四幅插图，即《正阳门前面的雄伟的箭楼》《北海琼华岛上的西藏式的白塔，这是1651年的建筑物》《紫禁城城墙上的角楼，前面是卫城河》和《一个建筑工作者所试拟的明日的北京市区中一条街道的景象》，“由高洁同志所摄”（见文末注）。
我们的首都——北京
北京，一提起这个城的名字，就会使十数亿人感到兴奋。北京跟莫斯科一样，是照耀着人类进步的一道光芒，一座为和平，为人类美好的将来而奋斗的坚强的堡垒。
北京是东方第一座历史名城。春秋战国时代，这里就是燕国的都城，一直到唐朝，都是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那时叫做“幽州”。辽的“南京”，金的“中都”，也就在这个地方。元朝在这儿建筑了新城——“大都”。明清两朝，在新城的基础上，又一再扩充建设。今天我们所见的北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北京的雄伟和美丽是说不尽的。
我们先看街道的布局：南北贯串城中央的，是一条中轴，从正南的永定门起，穿过正阳门，天安门广场，故宫，一直到故宫正北的鼓楼。左右还有两条纵的主要干道，由宣武门和崇文门经过东、西单牌楼，东、西四牌楼，直到城北；故宫前面，有两条横的主要干道，一条是东西长安街，一条是东西交民巷；故宫后面也有两条横干道，一条是景山前大街，一条是地安门东西的大路，其他的街巷都是从这四条干道分支出去的平行的胡同。像这样气象雄伟，秩序井然的，按照计划建筑起来的城市，在古代建筑史上，是很少见的。
至于各种建筑物的配置，形象更是动人。四面雄峙着的城楼、箭楼；中间金子般光耀的琉璃瓦宫殿，浮在绿色的树海中。故宫西边是三个连续的湖沼——三海，沿岸都是庭园建筑。还有一处处的坛庙，寺观，牌楼，高塔，真是美不胜收。我们站在金鳌玉蝀桥上，瞭望平静如镜的北海和它中间的琼华岛；隔着御沟河，遥望紫禁城黄瓦嶙峋的角楼，或在黄昏时分，从什刹海的西岸看鼓楼上的斜阳，就会被它那种庄严辉煌的景象吸引住了。
北京是历代灿烂文化的代表，是中国劳动人民无限智慧的结晶。今天，我们有新生力量的人民，将一面继承民族艺术的传统，一面吸收苏联先进的经验，使北京建设得更加庄严，更加美丽。
一九五一年冬天，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首都的都市计划委员会作了一个初步报告。这报告中指出，明天的北京的轮廓，大体是这样的：
现在北京城区有六十二平方公里，明天的北京将要逐步扩大到四百五十平方公里，比现在大七倍。人口可能增加到四五百万。建设的计划，以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广场面积要扩大一倍，中心耸立着毛主席题字的“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17]。广场周围是和天安门的门楼相配合的，壮丽的行政大厦，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富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多层楼园。正阳门以南，建造中央企业管理机关。横贯广场的林荫大路，将由东郊开始，直达门头沟。它不但是一条交通大道，而且将成为连续不断的带形的公园。
东南郊是工业区，绿色围护的现代工厂，就要在这个区内建设起来。华北多西北风，工厂设在东南郊，煤烟就会向东南散去，不会笼罩在市区的上空。这个区域附近，是设备周全的工人住宅区，除了住房，还有合作社、托儿所、文娱场所和医疗站。
风景美丽的西北郊是文教区。科学院，各个大学，许多专科学校和研究机关，都要很好地安排在这个区域内。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有组织的，表现出艺术的一致性。全区将成为一个全国学术研究的中心。
更西一点的地带是风景区，原来就有许多大寺院和名胜古迹，将来还要建筑起无数的疗养院、休养所，供给劳动人民享用。
邻近这些区域的空地上，都将和工业区附近一样，建立起许多安静而方便的住宅区，每区都有足够为居民们服务的合作社、托儿所、小学校、医院、文化宫和剧院等设备。
北京还要造富丽堂皇的铁路客车站，位置可能在广安门外，永定门外和东郊几个地方。东郊、丰台和石景山，还要有规模宏大的货车站，北京和各地间的旅客来往和货物运输，便可以得到充分的方便。
最含革命性的计划是对北京河湖系统的改造。我们还要恢复北京和天津之间运河的作用。城墙周围的护城河也要加宽加深，河的两岸都用花岗岩砌成堤岸；等永定河上游的官厅水库完成后，那里的水就可以引到运河和护城河里来。小型汽船便可以由天津直驶到正阳门，由护城河可以划船到北海，由北海也可以划船出城，沿着西郊美丽的长河，直达颐和园。这一带简直就成了水上公园了。城内城外美丽的宫殿、庙观、寺塔、园林和所有名胜古迹，也都要组织到整体计划中来，成为人民文娱、休养、学习的地方，它们将像珍珠一样镶嵌在明日的花园般的城市之中，发出无可比拟的光辉。
这次来中国的苏联文化代表团里有一位同志，曾经提醒我们说：“你们习惯于你们自己的东西，你们可能不常常觉察到你们的国家是多么伟大而丰富的。你们的建设的迅速，也正像一位魔术家一样是令人惊异的。”
真的，我们首都美丽的远景，是必会像魔术一样很迅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它将随同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进展而加速实现。
《我们的首都——北京》发表以后，曾被选入山东省函授师范学校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版《语文选读（上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8月版《阅读文选（第一册）》（预科二年制用），北京函授师范学校编、文化教育出版社1955年11月版《语文课本（第一册）》（试用本）等多种语文教材。我是根据北京函授师范学校《语文课本》所提供的出处，才找到这篇文章的原刊本的。在选入教材时，编者对原刊本都做了少量的改动。如《语文课本》，除对原刊本的标点符号改动了六七处外，文字上也略有修改：第1自然段，“十数亿人”改为“十几亿爱好和平的人民”；第4自然段，“南北贯串”改为“南北贯穿”；第5自然段，“金子般光耀”改为“闪着金子般光辉”；倒数第2自然段，“你们的国家”改为“你们国家”；最后一个自然段，“必会”改为“必然会”。
这是一篇典型的文艺性说明文，既具有科学性，又富有文学性。整篇文章中心突出、不蔓不枝、层次井然：首先（第1自然段），说明我们的首都北京在保护世界和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次（第2自然段），简要介绍北京的悠久历史；再次（从“北京的雄伟和美丽是说不尽的”至“使北京建设得更加庄严，更加美丽”），从街道的布局和各种建筑物的配置两方面，说明“北京是历代灿烂文化的代表，是中国劳动人民无限智慧的结晶”，同时指出北京的远景会更加美丽；最后（从“一九五一年冬天”至结尾），具体描述“明天的北京的轮廓”，指出北京美丽的远景必将很快地成为现实。
1951年12月28日，在北京市第三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作了题为《关于首都建设计划的初步意见》的报告，概括介绍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初步草拟的未来15年至20年间首都建设的发展规划[18]。林徽因所勾勒的“明天的北京的轮廓”，主要依据的是梁思成的这一报告。遗憾的是，他们所描绘的北京“美丽的远景”，并没有“像魔术一样很迅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注释】
[1]原载《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3期，题为《林徽因集外佚文辑说》。
[2]《〈林徽因集〉跋》，《林徽因集》（建筑、美术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第584页。
[3]载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1948年9月5日第72期，见赵国忠《〈平明日报·星期艺文〉与林徽因的三首佚诗》，《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4期。
[4]载天津《大公报》1936年10月10日“国庆特刊”，见耿璐、杨新宇《中国现代女诗人三题——林徽因、宋清如、霍薇》，《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1期。
[5]载重庆《市政工程年刊》1946年12月第2期，见陈学勇《岂止是说建筑——读林徽因一篇建筑佚文》，《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6期。
[6]见刘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梁思成林徽因致陈岱孙的六封书信》，上海《文汇报》2016年3月15日第11版。
[7]《中国建筑展览会章程》，上海《中国建筑展览会会刊》，中国建筑展览会1936年4月编印。
[8]《本会筹备经过》，上海《中国建筑展览会会刊》，中国建筑展览会1936年4月编印。
[9]《本会筹备经过》，上海《中国建筑展览会会刊》，中国建筑展览会1936年4月编印。
[10]《本会筹备经过》，上海《中国建筑展览会会刊》，中国建筑展览会1936年4月编印。
[11]参见《中国建筑展览会出品一览》，上海《中国建筑展览会会刊》，中国建筑展览会1936年4月编印。
[12]《中国建筑展览会纪录》，《上海研究资料续编》（内部发行），上海通社编，上海书店1984年12月版，第481页。
[13]《本会筹备经过》，上海《中国建筑展览会会刊》，中国建筑展览会1936年4月编印。
[14]载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3月第3卷第1期。
[15]见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中国营造学社1934年6月版，第6—7页。
[16]渭西（李健吾）：《林徽因》，《作家笔会》（春秋文库第1集），柯灵编选，春秋杂志社1945年10月初版，第31页。
[17]原刊此句末原有“（参看封里图片）”字样，后被《中学生》编者以墨涂掉。目录页原列有《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名下署“新华社摄影部（封里）”，也被编者涂掉。封里实无《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图片。
[18]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梁思成副主任关于首都建设计划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162—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