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绍钧的“作文”教学
1938年9月，叶绍钧由文学院院长陈源推荐到武汉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讲授了四个学期的“国文”“作文”等课程。
武汉大学拟于1938年11月1日开学，但因时局不靖，上课日期一再被延迟，直到12月1日才正式上课。11月4日，叶绍钧致函上海友人：“武大于十日上课。但弟所教系新生，新生从他处来不易，大约须至廿日始上课。同任国文者为苏雪林女士。杨今甫君闻亦要来担任此课，还有一二位尚未遇见。昨与苏商谈，她推弟拟一目录，供一年教授之用。以前大学教国文唯凭教师主观嗜好，今新有课程标准，或可渐入轨道。”[25]叶绍钧为甲组和癸组讲授“国文”，每周三小时，还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讲授“作文（二）”，每周二小时。叶绍钧初到武汉大学时，很受重视，被推为同行领导并主持“国文”选文工作。他在致友人信中说：“三班人数，合计不出八十人，作文两星期一次，则每星期改作文本四十本可矣。同行尚有三位，陈通伯君以为弟有什么卓识，推弟为之领导，选文由弟主持。实则弟亦庸碌得很，所选与陈所不满之老先生（旧时多黄季刚门人，今因学校搬家，他们未随来，现在老先生无一个矣）无甚差异。”[26]讲了一个月之后，他又在致友人信中写道：“上课已一月，兴趣尚佳，不致感厌恶。学生程度不好，只嫌上课时间太少，不能多为讲解。作文三班共有一百廿本，两星期改一次，天天还不清的债，未免感苦。然学生似颇有领会弟改削之苦心者，则亦足以自慰。”[27]尽管学生程度不好，工作量又大，但叶绍钧“兴趣尚佳”，虽苦犹乐。
1939年3月16日，第一学期结束。一周后，即3月23日，第二学期开始。本学期，叶绍钧周一、周四上午为甲组讲授“国文”，周三、周六上午为癸组讲授“国文”，周六下午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讲授“作文（二）”。同第一学期一样，叶绍钧每天忙于备课、上课、批阅作文等，鲜有空暇时间。其《西行日记（上）》对此做了十分详细的记载，计有五十余条，兹择其要者过录如下：
5月2日 晨起，改癸组作文。
5月3日 晨上癸组一课，归来将甲组之文课改毕。
5月4日 上午上甲组二课，不令作文，怕改削也；归来改癸组作文三本。
5月5日 上午改癸组作文，饭后预备功课。
5月8日 午后……癸组杨伦来请改文，即为指点终篇。
5月10日 晨上癸组一课，归来倦甚，入睡一时。饭后改二年级作文四本……
5月11日 晨令甲组作文，出题二，为《乐山闻警》及《重庆惨劫》，限作抒情文。
5月13日 上午令癸组作文，题与甲组同。归来改甲组文数本。下午三时到校，上二年级两课。
5月14日 竟日改一年（级）甲组作文本。
5月15日 晨上甲组一课，归来改癸组文，计得十本。
5月16日 雨竟日。改癸组文，及晚得十三本，全部改毕。
5月20日 上午上癸组两课；并出题与二年级，以免下午再走一次，题为《作一记人之文》。归来改作文三本。
5月21日 晨起即预备功课，改作文本。
5月24日 晨上癸组一课，归来改作文三本。
5月25日 晨上甲组二课，归来改作文三本。
5月27日 上午令癸组作文，题为《壁报》。
5月30日 孟实送来学生赵君一文，谓可交《中学生》，余即封寄至桂林。
5月31日 上癸组一课，归来改作文十本。
6月1日 上午上甲组两课，归来改作文本。
6月5日 晨上甲组一课，归来改癸组文十余本。
6月6日 午后预备功课，改作文四本。又作书复彬然、祖璋，附去武大学生投稿两篇。
6月7日 晨上癸组一课，归来改甲组文十本。此次叫他们试作五言诗，他们韵也不押，为之修改，乃殊非易。
6月10日 晨令癸组作文，题为《随笔》。归来后改二年级文二本。
6月14日 上午上癸组一课，回来改癸组之作文本。
6月16日 上午预备功课，改二年级文四本。精神不好，午后休卧一时许。
6月17日 晨到校上癸组两课，归来改癸组文本。午后三时到校上二年级一课，精神不好，少上一课。
6月22日 晨令甲组作文，题为《读诗随笔》，作了此篇，本学期不复作矣。归来改二年级文，亦为五古，一本而费二小时。
6月24日 上午令癸组作文，题仍为《随笔》。归来改各级作文共七本。
6月26日 晨上甲组一课，回来改各级文十本。
6月29日 上午上甲组二课，归来改二年级诗作七本。
7月3日 晨上甲组一课，回家改甲癸两组文，共得十本。
7月9日 晨方起，学生杨伦来，以余所批作文本自述其领会所得，兼及平日所诵文章，直至十时半始去。
7月12日 上午出国文试题，所拟较多，且须缮写清楚，费了半天工夫。饭后持题历访人瑞、晋生、雪林、东润四位，天气大热，坐定喝水扇风，间以闲谈，归来已四时矣。
7月17日 上午十时到校考试国文，十二时收卷而归。此次考试出三题，一以一诗演述之，一以古文一篇约缩为短章，一以作语体文一篇。各同事分题评阅，余与苏雪林阅语体文。饭后将甲组之卷看毕。
本学期，叶绍钧所出的《乐山闻警》《重庆惨劫》《作一记人之文》《壁报》《随笔》和《读诗随笔》等均为命题作文。在他看来，“定期命题作文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教师要理解透彻命题的含义，“命题的时候必须排除自己的成见与偏好；唯据平时对于学生的观察，测知他们胸中该当积蓄些什么，而就在这范围之内拟定题目。学生遇见这种题目，正触着他们胸中所积蓄，发表的欲望被引起了，对于表达的技术自当尽力用功夫；即使发表的欲望还没有到不吐不快的境界，只要按题作去，总之是把积蓄的拿出来，决不用将无作有，强不知以为知，勉强的成分既少，技术上的研摩也就绰有余裕。题目虽是教师临时出的，而积蓄却是学生原来有的……学生经过多年这样的训练，习惯养成了，有所积蓄的时候，虽没有教师命题，也必用文字发表；用文字发表的时候，虽没有教师指点，也能使技术完美。这便是写作教学的成功”[28]。他还认为，“有些国文教师喜欢出议论题教学生作”，学生遇到此类题目，只得“从报纸杂志上去摘取一点意见来”，或者把自己“听来的看来的话复述一遍”[29]。苏雪林常常取材于报章杂志并喜欢出议论题，而叶绍钧则不同，他的命题作文是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范围，比较贴近学生的见闻、理解、情感、思想等，多要求写抒情文和记叙文，如《乐山闻警》和《重庆惨劫》就是这样。1939年5月初，重庆遭遇空袭，“热闹市街毁十之六七，死伤殆至五六千人，电厂水厂俱被破坏”[30]，乐山也警报不断。5月11日，他在课堂上出这两个作文题，并限作抒情文。这两个题目都涉及学生身边发生的事情，容易触发他们心中的“积蓄”，写出他们的真情实感。
1939年9月23日，叶绍钧赴中国文学系参加系务会议，“所议为各人所担任之课程。余任一年级基本国文两班，及二年级各体文习作。并议定课文必须文言，作文亦必须作文言。在座诸君皆笃旧之辈，于教学无所见地，固应如此。余以一人不能违众意，亦即随和而已”[31]。10月26日，学校送来功课表，叶绍钧“本学期教基本国文两班，计六小时，二年级各体文习作一小时，比上学期少一小时；分排四日，星期一、五无课”[32]。虽“各体文习作”比以前少了一个小时，但每周所批阅作文量并未减少。此时，中国文学系新旧两派之间矛盾突出，叶绍钧乃生出走之意：“余在武大本不见有兴趣，每日改文，又嫌其苦，今得改途，为中学国文教学谋改进，又得从事著述，是不啻开一新天地也。余决去武大而就教厅之事矣。”[33] 1940年8月，他辞去武汉大学教职，在四川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安排下，以语文考察员名义前往成都，继续从事中学国文教育教学工作。
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无论是备课、上课，还是批改作文，叶绍钧都极其认真负责。苏雪林曾在《叶绍钧的作品及其为人》一文中说：“叶氏做事非常负责，也非常细心，到校后，果然不负陈院长的委托，把他多年国文教学经验一概贡献出来。特别在批改学生作文课方面所定条例最多，所定符号有正有负，竟有十几种花式。”苏雪林“那时在武大担任基本国文两班，因素来钦佩叶氏国文教学方法，颇能虚心听从他的领导”[34]。她还坦言，曾向叶绍钧学习过作文教法和批改方法。据李格非[35]回忆，“叶先生备课从来极为认真，常常通宵达旦，讲稿写得密密麻麻。上课时，更是一丝不苟，从范文的讲解到写作的评述，鞭辟入里，使人折服”，“叶先生对我的写作，批改得极为认真，常常稍易一字，意境就大不一样，真不愧为大手笔”[36]。
从1929年至1949年，武汉大学一直将“作文”教学纳入本科课程体系之中。除文学院之外，作文教学还覆盖到了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等其他院系。总体来看，当时的作文教学主要侧重于议论文、抒情文、记叙文和学术论文等应用文体写作训练，同时兼及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几位教师讲授过“作文”课或与作文教学密切相关的课程，其中多是享誉文坛或学界的大家。这些前辈不仅兢兢业业于课堂教学，课外还精心指导学生习作并推荐发表。现今，武汉大学写作学科建设之所以能够走在全国高校前列，直可谓其来有自，与其历代累积而成的写作教学传统是分不开的。
【注释】
[1]原载《太阳花》2018年第2期、2019年第1期。
[2]指程义坤。
[3]指黄梅生。
[4]原刊此字不清，疑为“时”字。
[5]原载《写作》2019年第6期，与戚慧合署。
[6]参见国立武汉大学：《中华民国十八年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1929年12月印行，第7-8页。本文所谓“武汉大学”，不包括其前身自强学堂、方言学堂、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等。
[7]本文所谓“作文”仅指中文写作，不涉及外国文学系开设的英语、法语等作文课程。
[8]国立武汉大学：《中华民国十九年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1931年1月版，第10页。
[9]国立武汉大学：《中华民国二十年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1932年5月版，第5页。
[10]国立武汉大学：《中华民国廿四年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1935年12月版，第20页。
[11]国立武汉大学：《中华民国廿六七年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1939年12月版，第24页。
[12]国立武汉大学：《中华民国廿六七年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1939年12月版，第24页。
[13]参见武汉大学档案馆所藏《国立武汉大学二十八年度各院系课目表》。
[14]参见武汉大学档案馆所藏《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课程指导书（三十年度）》。
[15]参见武汉大学档案馆所藏《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课程指导书（三十四年度）》《国立武汉大学三十五学年度各院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课程指导书（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度）》《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现任教授名册（三十六年二月）》等。
[16]参见武汉大学档案馆所藏《国立武汉大学一九四九年度课程精简对照表》。
[17]苏雪林1936年日记手稿本。
[18]参见张肇融：《大战前夕中国之自力更生运动》，南京《国衡》半月刊1935年5月25日第1卷第2期；云汉：《自力更生为中国唯一出路》，上海《礼拜六》周刊1935年8月17日第603期；王震鹏：《自力更生与今日之中国》，武汉《江汉思潮》月刊1935年12月10日第3卷第6期；胡汉民：《民族主义与自力更生》，香港《三民主义月刊》1936年3月15日第7卷第3期；孤鸿：《由阿国的败亡说到自力更生》，广州《出路》半月刊1936年5月16日第1卷第5期。
[19]据苏雪林日记，1936年，她订阅的报刊有《武汉日报》《大公报》《大晚报》《独立评论》《宇宙风》《人间世》《我存杂志》等。
[20]梁实秋：《自信力与夸大狂》，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6月9日第2、3版。
[21]苏雪林1936年日记手稿本。
[22]苏雪林：《教授国文经验谈》，上海《神职月刊》1949年5月第1卷第2期。
[23]吴鲁芹，原名吴鸿藻，1937年秋考入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
[24]吴鲁芹：《记珞珈三杰》，《传记文学》1979年第35卷第4期。
[25]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73页。
[26]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75—176页。
[27]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81页。
[28]叶绍钧：《论写作教学》，桂林《国文月刊》1941年2月16日第1卷第6期。
[29]叶圣陶：《国文随谈（续）》，桂林《中学生》1941年2月5日第39期。
[30]叶圣陶：《叶圣陶集》第1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61页。
[31]叶圣陶：《叶圣陶集》第1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03页。
[32]叶圣陶：《叶圣陶集》第1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15页。
[33]叶圣陶：《叶圣陶集》第1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50页。
[34]苏雪林：《叶绍钧的作品及其为人》，《文坛话旧》，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版，第112—113页。
[35]李格非于1939年秋考入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旋入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深造，1945年留校任教。
[36]凯文：《叶圣陶在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校友通讯》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