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尘无随笔”

1935年9月8日，《社会日报·每周电影》第6期“刀光剑影”栏刊登了两篇文章，一是《尘无随笔　带到穆时英先生》，一是《穆时英答：关于“尘无随笔”》。《每周电影》主编陆小洛在《小洛附记》中说：“尘无兄来此小坐，我就拉他为《每周电影》写点稿子。起初，他说满腹牢骚，写出来或许会使我为难。可是我请他不要顾到这些。于是他写了一篇‘尘无随笔’。”“我一看，知道对方是一定有回答的。若是等见报之后再写，答文最快须在下期刊出了。这样，读者会感不到劲儿的。我就征求尘无的同意，先给穆时英兄看。果然，在顷刻之间有了下文。于是，《每周电影》就得了两篇精彩之作。”可见，穆时英的这篇文章是其对《尘无随笔》的及时回答，故陆小洛在“关于‘尘无随笔’”前加了四个字——“穆时英答”。全文如下：

小洛兄拿了尘无先生的随笔给我看，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尘无先生究竟比鲁思高明得多。不说别的，单看这一手好文章吧：——似哀似怨，缠绵悱恻，一副含怨莫伸的凄惨样子！的确可以收买读者的同情的。你看，被他当作敌人的我不是也给他弄得回肠荡气，徘徊四顾而不忍下笔么？”

可是，尘无先生真的受了天大的冤屈么？不见得，不见得。

尘无先生口口声声说他是开不得口，因为我是拿了顶帽子压住了他。那顶帽子，尘无先生当然是指“红”帽子，所以才开不得口。粗粗一看，这话仿佛是天下至理，然而仔细一想，我却不禁为尘无先生叫声惭愧。尘无先生自以为是个“顶括括”的唯物论者，不料却说出这样玄学的话来。“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尘无先生底口头禅。一个人底观念，总是有客观的根据，不会凭空产生的。如果尘无先生不是麻子，人家能硬说你是麻子吗？同样，如果我手里的帽子和尘无先生的头的大小不相适合，我能削头适帽，给硬带上去吗？就说能给硬带上去了，小头带大帽，方头带圆帽，帽和头不相配合是一目瞭然的。既然是一目瞭然，那么尘无也就不必惶惶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是带了红帽子，怕别人认真了。而且也用不到“默默地在旁边看着”尽可以出来喊一声说：“诸位，请看看清楚吧，看看我的头的大小吧。”^[7]

印在纸张上的文字是清清楚楚的，抹不掉，毁不掉的。尘无先生以为我是拿红帽子来压他，那么请你看看自己写过的文章吧。

尘无先生满心以为我是在诬陷他，因之，是一个懦怯的人，不敢用理论来克服他的。其实，我并没有这样卑鄙的企图，我只是想指出他的理论的立场而已。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于借法律来压倒别人，全是你的同志鲁思的看家本领，我是想学也学不会的，如果尘无先生以为他是受了冤屈，那么尽可站起来说：“我是反对左翼联盟的，我不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像鲁思在他的诉状里写着的一样。如果尘无先生不开口来辩护他以前写的文章，那适足以证明他的主张还是和以前相同，适足以证明我并没有诬陷他。

再说说带帽子。带帽子的能手其实不是我，倒是无尘先生。“十常侍”，“主观论者”，“不可知论者”……等等。在说话时，尘无先生最好想一想从前以“前进的影评人”武装着自己，“盛气凌人”地出马来的自己。

还有，抹杀是没有用的。你说“自由神座评”不高明，我希望能具体地指出不高明的地方来。

最后，我要告诉你尘无先生，我对于你个人并无一面之缘，更谈不到仇恨。我用不到陷害你，也不想陷害你。如果你是个“痰痰的人”，如王莹女士一样，那我希望你勇敢站出来，为你的信仰辩护——勇敢地为各人的信仰而斗争，是光荣的，值得钦佩的事。像现在那样说几句俏皮话，侮蔑下论敌，是卑鄙的，使人齿冷的事情。

尘无即王尘无，是左翼影评家，曾和鲁思等人一起，与主张“软性电影”的穆时英、刘呐鸥等人展开过论争。1935年2月27日至3月3日，穆时英在上海《晨报·每日电影》上连载《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同年3月16日、3月23日，尘无在《中华日报·电影艺术》上发表《论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底基础》进行回应^[8]。8月11日至9月10日，穆时英又在上海《晨报·每日电影》发表长文《电影艺术防御战——斥掮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招牌者》，对尘无的《论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底基础》、鲁思的《论电影批评的基准问题》、史枚的《答客问——关于电影批评的基准问题及其他》^[9]等文章进行了“批评”和“彻底清算”。《关于“尘无随笔”》，可以看作是穆时英与王尘无争论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