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陈大齐（1929年9月30日）
1929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在其未到任前，以陈大齐（百年或伯年）代理[2]。陈大齐履新伊始，即电函郁达夫，聘其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9月30日，郁达夫在安庆安徽大学接到聘函后，给陈大齐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百年先生：
顷接由上海转来沁电，敬悉先生招我去北平膺讲席，感激之至。但王星拱先生因安大接手过迟，找不到人教书，硬拉我来此相助。北平电报来时，已在我到安庆之后，所以今年年内，无论如何，是已经不能上北平来了。敢请给假半年，俾得在这半年之中稍事准备，一到明年春期始业，定当遵命北上，与先生等共处。此事前已与启明先生谈及，大约此信到日，启明先生总已将鄙意转达。好在北平教书者多，缺席半年，谅亦无大碍耳。匆此敬复，并祝康健，幼渔先生处乞代候。
达夫谨具九月三十日
此信载《北大日刊》1929年10月14日第2254号“函电”栏，题名为《郁达夫先生致陈代校长函》，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郁达夫全集》失收。
据郁达夫日记记载，1929年9月17日，他“午后接安徽省立大学来电，聘为文学教授，月薪三百四十元。想了半天，终于答应去教半年试试，就复了他们一个电报”。9月27日乘船赴安庆，29日抵达安徽大学。30日晚“接北大来电，促我北行，除已令学校打电报去外，因又作书一封寄陈伯年”[3]。安徽大学校长王星拱遵郁达夫之“令”，于当晚给陈大齐发了一封电函，明确告知“郁达夫先生已来皖就安大教授，北大乞另设法”[4]。
早在1929年9月19日，郁达夫就曾致信周作人。信中说，外间谣传他“已经应了北京燕京大学之聘，去作什么文学系的主任了。并且薪水数目也有，到校的日期也已经有过，弄得大家来问我究竟”。又：“我打算于一礼拜后，动身到安徽去。到了安庆以后，当再作书告知。以后的通信处，是安庆安徽大学了。”[5]郁达夫的这封信，周作人是9月22日收到的[6]。郁达夫在致陈大齐信中说：“此事前已与启明先生谈及，大约此信到日，启明先生总已将鄙意转达。”北大方面或许正是从周作人那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才赶紧以电报的形式给郁达夫发聘函的。
郁达夫原准备给安徽大学预科生每周讲授两个钟头的“文学概论”，却遭到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安徽大学前校长程天放的攻击。程天放视他为“堕落文人”，并把他列入“赤化分子”名单，欲谋加害。郁达夫得友人邓仲纯事前通知，终幸免于难。10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安庆坐下水船赴沪，行李衣箱皆不带，真是一次仓皇的出走。”[7]郁达夫本想在安徽大学教半年书，结果从正式就任到仓皇出走，前后待了还不到十天。
对这次就聘安徽大学的不愉快的经历，郁达夫一直耿耿于怀，对安徽大学未按约定支付薪金尤为不满。1930年1月7日，他“发电报一，去安徽索薪水”。15日，“午膳后发快信一封去安庆催款”。18日，“知去安庆的屠孝蒉已回来到了上海。午后去看他，晓得了安徽大学的一切情形，气愤之至，我又被杨亮工卖了”；“晚上神州国光社请客，对许多安徽人发了一大篇牢骚”。29日，“去访一位新自安徽来的人，安徽大学只给了我一百元过年。气愤之至，但有口也说不出来。”31日，“想起安徽的事情，恼恨到了万分。傍晚发快信一封，大约明后日总有回信来，我可以决定再去不再去了。”2月1日，“午后有安徽大学的代理人来访，说明该大学之所以待我苛刻者，实在因为负责无人之故，并约我去吃了一餐晚饭，真感到了万分的不快”。18日，“早晨去北四川路，打听安徽的消息，即发电报一通，去问究竟”。19日，“傍晚接安庆来电，谓上期薪金照给”。21日，“早晨又去打了一个电报去安庆，系催发薪水者，大约三四日后，总有回电到来”。28日，“晚上命映霞去安庆搬取书籍，送她上船”[8]。经与安徽大学多次交涉后，王映霞代郁达夫总算要回了安徽大学应当支付给他的那笔薪金。
与此同时，北大方面始终未放弃邀请郁达夫北上任教。1930年2月24日，周作人来信催郁达夫北去，郁达夫“复了一个电报”并于次日给周作人发了一封快信[9]。2月27日，《北大日刊》第2349号刊出《国文学系通告》，称：“顷校长得郁达夫先生二十四日复电，已允本学期来校授课。其上课日期及时间，俟郁先生莅平后再行宣布。”3月7日，马幼渔来挂号信，促郁达夫速去北大，他复信说“于三月底一定到北平”[10]。但不久，郁达夫因患严重的结核性痔漏，只得暂时中止了北行计划。3月17日，郁达夫致信周作人，信中说：“前函发后，已决定北行。但于启行之前，忽又发了结核性痔漏。现在正在医治，北平是不能来了。已托李小峰及陶晶孙两兄写信通知，大约总已接到了罢？”3月27日，这封信被作为附录附在《北大日刊》第2372号所载《国文学系教授会通告》之后[11]。4月1日，郁达夫“接北平大学及北平师范大学聘书，系由周作人先生转寄来者，就写了一封复信”[12]。5月2日，“接北平周作人氏来信，马上复了他一封告知病状，预定北行日期的短柬”[13]。6月中旬，郁达夫的痔漏病完全好了，可是他又不想去北平了。6月23日，他在致周作人信中说：“下半年的事情，大约也很渺茫，因此我也想不再上北平来了，横竖在南在北，要被打倒是一样的。”[14]郁达夫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恐怕是另有“苦衷”的。上半年，他因领衔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遂遭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警告并呈请南京政府通缉。北方的《骆驼草》创刊号刊发署名文章，声称郁达夫、鲁迅等人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是“丧心病狂”之举，是为了引起当局重视，以求“文士立功”[15]。郁达夫虽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但对“左联”的某些理论纲领和具体做法表示不满，“左联”内部也对其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倾向很不满意。基于这样的环境和压力，难怪郁达夫发出“横竖在南在北，要被打倒是一样的”的感叹，而这大概也是他“不再上北平”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北大方面仍然力邀并期待郁达夫北往。1931年3月29日上午，北大国文学会在第一院第一教室召开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了“郁达夫先生是否能来，请函询本系主任”的临时动议[16]。4月2日，周作人看到《北大日刊》第2597号上的《国文学会全体大会纪录》后，给翟永坤（资生）写了一封信，说：“上星期五”（即3月28日）王映霞来电问郁达夫已到北平否，他因以前对此事毫无所知，于是在复电中据实相告。第二天，他又给王映霞去信询问详情。“唯截至今日不见达夫到来，不知何故。大约达夫已离沪，或声言来北平，至于何以未到则是疑问，亦稍令人忧虑也。”[17]4月5日，周作人再次致信翟永坤，称收到郁达夫来信，得知其曾暂离上海，现已回去。关于功课事，郁达夫是这样讲的：“暑假之后决计北上，以教书为活，大约暑假前后当有详信奉告。”[18] 7月6日，郁达夫致信周作人，信中云：“溯自两三年来，因无业而累及先生者，不知几多次。心里头的感激，真没有言语可以形容。这一回的北来，恐也终不能成为事实，所以幼渔先生处，并不发信去问，怕又要踏去年之迹，再失一次信，负一次约也。”[19]郁达夫非常感激周作人两三年来对他的关心和帮助，同时说明“这一回”恐怕又要失信、负约了。至此，郁达夫三年前就在致陈大齐信中许下的“一到明年春期始业，定当遵命北上，与先生等共处”的诺言，终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