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公共体育场之演讲

泰戈尔甫一抵达汉口，即受熊佛西之邀请，于上午在辅德中学演讲。辅德中学是熊佛西的母校，当时他正在母校任教。从北京到汉口的这一段，徐志摩约他同行，故他“与泰翁朝夕相亲”^[3]。

泰戈尔在辅德中学的演讲，由王鸿文记录，发表在北京《晨报·文学旬刊》1924年6月21日第39号，题为《泰戈尔在汉口辅德中学校之讲演》。泰戈尔所讲的主要是教育问题。他主张“自由启发”“接近自然”的教育，反对死板、无味的“机械式之教育”。在他看来，“现在西洋教育太物质化了！无论什么教育，什么文化，在西洋都是偏重物质之纪载。故欧洲已成一完全物质化之世界”。他极力赞成科学之发展，但又认为“科学非万能，安能以之统造人生幸福，而除尽罪恶？故人生一方面以科学维持物质之生活，一方面尚须精神文明补助之，使人生达于至善至美之境”。因此，他希望有志青年“不可以为西洋文化如何，我东方文化亦当如何”。

是日下午，泰戈尔又在武昌公共体育场作了一场露天演讲。关于这次演讲的具体情形，仲雯在《太戈尔在武昌之讲演》一文中略有记载：“昨日（廿五）下午三时在公共体育场露天讲演，于场中以松柱搭一讲台，四周围以本地出产之红棉布，观众均于场中青草上席地而坐。至二时半，听众已近千人。迟至三时半，太氏始偕徐志摩乘马车莅会，在体育场大门下车，缓步而行，眉眼表情上，显出一种十分懊丧失意之神气。是时赤日炎炽，热度极高，听众受上晒下蒸之痛苦，已历一小时之久。太氏登台后鹄立甚久，而招待演讲之主席，尚迟迟未到。太氏睹此情形，颇觉不安，遂先由徐志摩略为报告数语。次太氏起立，用英语演说约三十分钟之久。太氏讲毕，徐志摩起立口译其演说之大意……”^[4]

徐志摩“口译”泰戈尔“演说之大意”是：

太戈尔先生这次到中国来，很不幸的有一部分人，对于他表示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觉得十分遗憾的事。太戈尔先生刚才说过，在去年接着邀请他来中国讲学的电讯的时候，他曾十分踌躇过。他想，此时中国若需要物质的进步，我们尽可到西洋去请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等。请他们的帮助，不必去请他。后来，他想着，中国此时并不需要物质的进步，中国此时有一种更急的需要，便是精神的复兴。这却是他可以予以助力的，所以他毅然答应了邀请，今年如约而来了。

本来我们对于太戈尔先生，最重要的是瞻仰他的伟大的丰采，谨聆他的雷响的声音，至若讲演的内容，倒是不关重要的，所以我此时只花去三五分钟的工夫，把他讲演的大意，概括的说一下，详稿则将来是要出专书的。有人说太戈尔先生反对科学，这是极大的错误。太先生是深信科学的人。有人说太先生反对物质，这也是极谬妄的。因为世界上的一切物体，都是物质，无物质，便无物体了，所以反对物质文明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疯子。不过，太先生的意见，以为我们人类不仅是一个物质的动物，亦且是一个有灵性的精神的动物。人类历史的初期，是洪水猛兽的野蛮时代，那时人类全靠体力来与洪水猛兽争生存。到了历史的第二期，人类的智力发达了，得着一种新的战斗力，遂运用智力以助体力而征服了一切。本来运用智力以助体力是有益于人类的，不过后来少数人为贪心所驱使，利用此种活动以图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这样便有害了。欧人所谓个人主义、资本主义都是由这种贪心而起的。我们应该知道人类是有道德的价值的动物，人类应本相互的道德义务以谋全体的幸福。我们东方文明，便是以此种道德为基础的。这与西方游牧民族所有的文明不同，我们东方人不可为西方物质文明外表的美观所诱惑。这种外表的美观，好像一团炎炎的大火一样，趋之只是自毙而已。太先生是印度的人，印度是被征服的国。被征服的国民自是有无限的痛苦与耻辱，但是人类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这耻辱便是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灵性生活的价值。现在的世界，完全是外交的商业的毫不道德的世界，这是人类最大的危机。太戈尔先生最后唱了一道梵歌，作我们中国人的警告。它的大意是：“由不正当的道路，亦可达到任何种的目的。只是这种成功终久是必要归于毁灭的，因为他是走的不正当的道路。”

不难看出，上述文字固然含有对泰戈尔演讲大意的翻译，但更多的则是徐志摩申说自己的观点。所以如此，是因为徐志摩认为“我们对于太戈尔先生，最重要的是瞻仰他的伟大的丰采，谨聆他的雷响的声音，至若讲演的内容，倒是不关重要的”^[5]。此前，即5月10日，泰戈尔在真光影戏场为北京青年作第二次演讲时，徐志摩曾声明他不愿意翻译的理由：“吾人于泰氏之讲演，如吃甘蔗，吾之翻译，及报纸之纪载，将皆成为蔗粕。蔗粕无浓味，固不必画蛇添足，举蔗粕以饷人。”^[6]因此，与其说仲雯是对徐志摩“口译”的记录，倒不如说是他对徐志摩演讲的记录。关于这一点，对照王亚銮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9月9日第8卷第9册第9号上所发表的《译述泰戈尔先生在武昌公共体育场演讲的大意》，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5月25日晚，泰戈尔一行离开汉口，乘船东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