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非要寻弊索瑕的话，新版《汪曾祺全集》当然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一是有的题注尚需进一步完善，二是仍有遗珠之憾（后文详谈）。
题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有的题注不够准确。例如：
《磨灭》，原载上海《大公报·文艺》1946年8月23日沪新第50期，不是“原载1946年9月2日天津《大公报》”（见小说卷1第159页）。
《蔡德惠》，原载上海《大公报·文艺》1946年10月29日沪新第72期，不是“原载1947年3月7日天津《大公报》”（见散文卷1第56页）。
按照“以最初发表的报刊版本为底本”的原则，以上两篇作品均应以上海《大公报》本为排印底本。新发现的初刊，或可补订全集中个别用“□”替代的字。如《蔡德惠》最末一自然段，“外面藤萝密密□满木窗”应为“外面藤萝密密缠满木窗”，“□乎完成一个文章格局”应为“近乎完成一个文章格局”（见散文卷1第56页）。
又如：
《猎猎——寄珠湖》，原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1年1月6日第1004期，又载桂林《大公报·文艺》1941年4月25日桂字第17期，未在重庆《大公报·文艺》上刊载（见小说卷1第40页）。1943年11月7日，重庆《大公报》始设《文艺》副刊。
《序雨》，题注中“《自由论坛周报》”（见小说卷1第112页）应为“《自由论坛》星期增刊”。
《膝行的人》，题注中“《自由论坛周报》”（见小说卷1第117页）应为“《自由论坛》周刊”。
《艺术家》，原载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1947年5月4日（非10日，见小说卷1第201页）、11日第38期、第39期。
《三叶虫与剑兰花》，题注中“第一期”（见小说卷1第296页）应为“第一号”。
《礼拜天早晨》，含《礼拜天早晨》和《疯子》两篇，原载上海《文学杂志》1948年11月第3卷第6期。其中《疯子》作为“散文诗”，又载上海《中国新诗》丛刊1948年10月第5集《最初的蜜》。全集给《礼拜天早晨》所作题注“本篇又载《中国新诗》1948年第五期”（见散文卷1第90页），显然有失准确。
《昆明小街景》，又载桂林《大公报·文艺》1941年4月21日桂字第15期，非“第十六期”（见诗歌、杂著卷第9页）。
《小茶馆》，题注：“本篇原载1941年5月26日桂林《大公报》。”（见诗歌、杂著卷第12页）本日桂林《大公报·文艺》桂字第30期仅见欧阳予倩《上演〈日出〉的杂感》、菲北《七月旅人》和田堃《竹林之袭（下）》，无汪曾祺的这首诗。
民国时期，不少同期发行的同名报纸，如《民国日报》《大公报》《益世报》《中央日报》等等，其出版地是不相同的。《“膝行的人”引》原载天津《益世报》，《歌声》原载上海《大公报》，《葡萄上的轻粉》原载《云南民国日报》，题注中均未著录出版地，而是笼统写作“《益世报》”（见散文卷1第46页）、“《大公报》”（见散文卷1第62页）、“《民国日报》”（见小说卷1第104页），既不够准确，也不方便读者查考。
其二，有的题注漏著了再刊、署名等信息。例如：
《醒来》，题注漏又载兰州《西北日报·绿洲》1949年7月19日第169期（见小说卷1第193页）。
《囚犯》，题注漏署名“汪曾琪”（见小说卷1第264页）。
《邂逅》，题注漏又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8年9月8日、15日第26期、第27期（原刊误作第28期）（见小说卷1第287页）。
《飞的》，题注漏又载长沙《民意》半月刊1947年10月5日第1卷第2期，署名“西门鱼”（见散文卷1第53页）。
《烟与寂寞》，题注漏又载汉口《华中日报·华中副刊》1947年12月5日第341期，署名“曾祺”；又载重庆《新蜀夜报》1947年6月29日第2版《夜潮》（见散文卷1第60页）。
《歌声》，题注漏又载许昌《新民日报》1947年7月23日第2版《新民副刊》，署名“汪曾鼎”（疑“鼎”为“祺”之误）；又载《新疆日报》1947年8月21日第4版《新疆副刊》（见散文卷1第62页）。
《道具树》，题注漏又载《南京日报》1948年12月13日第2版《新南京》（见散文卷1第96页）。
《昆明的春天》，题注漏又载《南京新报》1941年7月6日第8版《星期特辑》（见诗歌、杂著卷第21页）。此诗后，有《星期特辑》“编者注”：“从这首诗里我们看出作者患着严重的怀乡病，同时，一种厌战的心理也充分吐露出来。”
《旧诗》，题注漏署名“曾祺”（见诗歌、杂著卷第36页）。
其三，各卷题注编写格式欠统一。
新版《汪曾祺全集》，各卷之间甚或同一卷之内编写体例或书写格式不太统一。登载汪曾祺作品的报纸，几乎都有副刊，如天津、上海、桂林、香港《大公报》的《文艺》，天津《大公报》的《星期文艺》《大公园地》，上海《大公报》的《星期文艺》，重庆《大公报》的《战线》，昆明《中央日报》的《文艺》，成都《国民公报》的《文群》，北平《经世日报》的《文艺周刊》，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重庆《益世报》的《益世副刊》，北平《华北日报》的《文学》，上海《文汇报》的《笔会》，等等。这些副刊也几乎都有具体的期号。新版《汪曾祺全集》中，有的题注著录了报名、副刊名和期号，有的则省去副刊名和期号，仅著录了报名。
关于发表时间，有的题注详细著录了年月日，有的只著录了年份而无月日。大多数题注，卷数、期号用的是汉字数字，但有极个别的题注用的则是阿拉伯数字。如《灌园日记》，是整个第4卷中唯一著录了报纸副刊名和期号的题注，也是唯一用阿拉伯数字标示期号的题注（见散文卷1第20页）。
以上所述，或许有求全责备、吹毛求瘢、放大不足的嫌疑。但无论如何，零星的疵点是掩盖不了美玉的光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