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3年6月，《新月》月刊停刊。同年9月，新月书店转手商务印书馆。新月派失去重要阵地之后，叶公超与闻一多等人屡次商议创办一种新杂志。据叶公超回忆：“当初一起办《新月》的一伙朋友，如胡适、徐志摩、饶孟侃、闻一多等人，由于《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因种种的原因已告停办，彼此都觉得非常可惜；民国二十二年底，大伙在胡适家聚会聊天，谈到在《新月》时期合作无间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继续同心协力创办一份新杂志的问题。”虽然面临资金问题，“不过，大家对办杂志这事的兴趣仍然很浓，并不因为缺乏财力而气馁。讨论到最后，达成一个协议，由大家凑钱，视将来凑到的钱多少作决定，能出多少期就出多少期”[7]。1933年底，在新月同人支持下，叶公超、闻一多等开始筹办《学文》月刊。1934年春，学文社成立，主要成员有叶公超、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林徽音、余上沅、饶孟侃、孙洵侯、孙毓棠等。同年5月1日[8]，《学文》月刊在北平创刊，叶公超编辑，余上沅发行。从定刊名[9]到组稿，到和叶公超一同主持编务，闻一多参与了《学文》月刊创办的整个过程。1934年7月，叶公超出国度假。8月，《学文》第4期出版。该期版权页“编辑人”项下署名仍为叶公超，但实际上是由闻一多和余上沅、吴世昌代编的。
闻一多与梁实秋交情甚笃，他与叶公超发起创办《学文》月刊，梁实秋当然是支持的，正如闻一多所说：“此次吾人自出钱，自作文，办此刊物，正以朋好中不乏能执笔如吾兄者，故弟与公超敢毅然发起，而吾兄屡次书面及口头之赞同，当然出自诚意。”可是，梁实秋致信叶公超，竟然“欲自暴自弃”，且有“偷懒云云”。听了叶公超电话传诵梁实秋来函后，闻一多感到“曷胜骇怪”，“百索莫解”梁实秋“是何居心”。他给梁实秋写信，实有“问罪”之意。在他看来，梁实秋为人爽直，但往往也有极不爽直处，所谓“偷懒云云”，就是“不爽直”，是“打官话”，“故意的开玩笑”。闻一多对梁实秋何以出此言的“来因与动机”作了推测，认为不外乎以下两点：
一是梁实秋主办《益世报》副刊时，“平中同人未捧场”。
1932年，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应天津《益世报》主笔罗隆基之邀，负责编辑副刊《文学周刊》。同年11月5日，《文学周刊》创刊，翌年12月30日停刊，共出57期。大概因稿源不足，梁实秋不得不亲自动笔，并变换使用谐、谐庭、璘、刘惠钧、程淑、莲子、吴定、周振甫、徐文甫、文甫、定之、百紫、周绍侯、沈先民等笔名。有时整个版面半数以上的文章都是他写的，有时他甚至独自一人包揽了整个版面。除梁实秋之外，在《文学周刊》发表过作品的，另有赵少侯、费鉴照、丁金相、韩朋、徐芳、陈梦家等。其中，赵少侯、费鉴照是青岛大学外语系教授，与梁实秋有共事之雅；丁金相、韩朋是青岛大学的学生；徐芳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陈梦家是闻一多的高足。陈梦家和费鉴照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但并非“平中同人”。所谓“平中同人”应该是指以闻一多、胡适、叶公超、余上沅等人为代表的时在北平的新月派成员，他们都没有给《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供稿。对于为什么未为《文学周刊》撰文，闻一多的解释是：“且以弟个人论，不善作简要之短文，生性不厌琐碎，故每作文，千数百字不能尽意，如此次所作论《诗经》之文，即与副刊篇幅不合也。吾兄若因弟等未为益世副刊撰文而见罪，不亦责人过严乎？”闻一多所说“论《诗经》之文”，即指《匡斋尺牍》[10]，共10节，近两万字，连载《学文》月刊第1期和第3期，似与报纸副刊篇幅确实不合。不过，倘若闻一多真为《文学周刊》撰文，即便篇幅较长，想必梁实秋也会刊发的。因此，闻一多的这一解释多少有点勉强[11]。
二是《学文》月刊第1期未披载梁实秋来稿。
1934年4月24日，闻一多致信饶孟侃，介绍《学文》月刊创刊号出版情况：“《学文》毕竟付印了，原拟五月一日出版，现恐须稍迟数日。……本期我辈朋友中，唯你我两人有稿。实秋因正式文章来不及写，寄来短短一篇翻译，上沅一文洋洋数千言，废话居多，皆不曾登载，公超则因文虽做完，自觉不满意，故亦未出台。”[12]《学文》月刊第1期刊登了饶孟侃的《懒》、孙洵侯的《太湖》、林徽音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与《九十九度中》、孙毓棠的《野狗》、陈梦家的《往日》、杨振声的《一封信》、季羡林的《年》、李健吾的《萨郎宝（Salammbo）与种族》、卞之琳的《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和闻一多的《匡斋尺牍》。来稿中未刊的有余上沅的长文和梁实秋的译稿。梁实秋的译稿即指《莎士比亚论金钱》，译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货币》之一节，其中论金钱的两段文字援引自《雅典的泰门》第4幕第3场，皆为主人公泰门诅咒黄金（货币）的独白。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抽象难懂的理论，使枯燥乏味的概念变得形象生动，马克思常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文字。如，《资本论》在分析货币的本质和职能时说：“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13]马克思在给这句话所作的脚注里，也引用了《雅典的泰门》中“金子？黄的，亮的，宝贵的金子？”这一段文字。除引用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之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货币”一节，还引用了歌德《浮士德》第4场《书斋》片段。梁实秋的译文并未涉及这方面的文字，或许Adelphi月刊上的原文本身就没有，或许梁实秋仅是节译。
早在1932年12月10日，梁实秋曾以笔名程慎吾，将《莎士比亚论金钱》这篇译文发表在他所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6期[14]。在这篇译文之后，梁实秋附了一段“编者案”，交代了译文的来源并谈了自己对马克思这一段文章意义的认识：
此文系译自本年十月份之Adelphi月刊，此月刊为英国现代批评家梅莱（J-M-M viiay）所编辑，他近来思想“转变”了，自称为马克思[15]主义者，月刊亦变为英国独立工党机关报之一了。马克思这一段文章很有意义，我觉得很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莎士比亚是伟大的天才，[16]其伟大处之一即是他的作品不属于任何一阶级，他的作品包括所有的人类，自帝王贵族至平民都在他的作品里找到位置。讲到人生没有人比莎士比亚更观察得透澈深刻。《亚典的提蒙》[17]一剧，有多少的讽刺！有人说莎士比亚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说这话的人应该先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再看看上面马克思的这段文章。（二）莎士比亚不是一党一派的思想家，他的艺术是用一面镜子来反映自然。马克思不是艺术家，他的思想是有自成一派的体系的。马克思引莎士比亚的一段文章，从而发挥之，我们固不能因此即谓马克思与莎士比亚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于此我们可以感得唯天才能识天才，并且亦可看出马克思与莎士比亚对人生的态度的不同。莎士比亚在《亚典的提蒙》一剧所表现的是极度的愤世嫉俗，此种态度并非莎士比亚之全部人生观，仅其对人生观察所得之一部。马克思所以抓住这一段文章者，系因为这一段合于他的学说，故借他人之酒，浇自己之块垒，他的学说是前后一贯的。这大概是艺术家莎士比亚与思想家马克思的一点不同处罢？[18]
不用梁实秋译稿，很有可能是闻一多的决定。问题在于，为什么不用？闻一多的解释是：“兄之译稿，无过失之文字也。如此文字，出自小卒之手犹可，出自梁实秋则不觉唐突西施乎？吾兄岂肯以平平之面目，在此严重阵容之下与世相见者哉！为刊物计，为吾兄计，译稿决不能在第一期登出。非但如此，个人愚见（不代表公超），即第三期亦不当载此文字也。”他认为梁实秋译稿虽“无过失之文字”，“可作标准的翻译教本”，但终归是“平平之面目”，因为“莎翁所咏，非莎翁之精彩；马氏所论，非马氏之精采；梁君所识，亦非梁君之精采”。为什么说“所咏”“所论”“所识”均乏“精彩”呢？闻一多未进一步申述自己的理由。
闻一多不用梁实秋译稿，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是为《学文》月刊计。
《学文》月刊之于闻一多，可谓意义非凡。在致梁实秋的这封信中，他一再强调，“老实说，我辈办《学文》，不免有与他方对抗性质”，“《学文》有与他人对抗性质”，“意欲与人抗衡”。《学文》月刊到底与谁“对抗”或“抗衡”呢？卞之琳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说：“《学文》起名，使我不无顾虑，因为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跟上海出版，最有影响的《文学》月刊开小玩笑，不自量力，存心唱对台戏。但是它不从事论争，这个刊名，我也了解，是当时北平一些大学教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引用‘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的出典，表示业余性质。”[19]卞之琳此话暗示，《学文》月刊有与上海《文学》月刊（傅东华、郑振铎、王统照等编辑）相对抗之意图，其表面上的“自谦”实为有意味之“傲慢”。同时，在北平，新起了《文学季刊》（郑振铎、章靳以主编）等众多刊物，竞争也异常激烈。因此，闻一多和叶公超“无时不在紧张状态”，不敢有丝毫松懈。也正因为如此，闻一多对来稿的选用颇为严格，以为“刊物一出，几乎非篇篇精彩，不足以致胜”，否则，“其结果之严重，有不堪设想者”。在他看来，“僻处海隅”的梁实秋对于《学文》月刊所面临的如此严峻之形势，恐怕“尚未深知”，“纵知之，亦未亲身经验”。
另一方面，是为梁实秋本人计。
闻一多说：“今弟与公超竟黜吾兄之文而不用，诚出吾兄之意外，其失望可知也，其愤慨可知也，然而长此以往，窃为吾兄危之。”他和叶公超不用梁实秋的译稿，梁实秋有“失望”“愤慨”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不用梁实秋译稿，其实是为梁实秋着想的，是出于对梁实秋的爱护或保护。他认为，作为“台柱人物”的梁实秋，不能潦草塞责、自贬身价，不该以如此平平之作“与世相见”，而应将精彩之文字“供献于读者”。他直言不讳：“吾兄孤踞海陬，尊为人师，一市之名流，一校之名教授，岸然自喜，骄气逼人。”因此之故，闻一多不惜得罪多年老友，“敢冒万死以正告”之。
这封信是闻一多写于叶公超电话传诵梁实秋来函的当天，其情绪难免有些激动，因而行文峻急，语势凌厉，咄咄逼人。写完之后，他可能觉得不妥，所以没有寄给梁实秋。
梁实秋的《莎士比亚论金钱》后来还是登载在《学文》月刊1934年6月1日第1卷第2期，大概是闻一多做了让步抑或是叶公超居中调停的结果。梁实秋在此文末所附“译者案”中，提出了四点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前两点与《益世报·文学周刊》“编者案”大体相同，后两点是新增加的内容：
此文系译自一九三三年十月份之Adelphi。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一）马克思对于莎士比亚是很崇拜的。马克思[20]在《亚典的提蒙》中看到了莎士比亚对于金钱的观念是正确精到的。（二）莎士比亚不是一党一派的思想家或艺术家，他的作品反映着人生的各方面。他在《亚典的提蒙》中表现着极度的愤世嫉俗之情，但这并不是莎士比亚的人生观的全部。马克思[21]所以抓住这两段文字，不过是因为这两段合于他的学说，故借他人之酒浇自己之块垒罢了。（三）马克思[22]的解释有牵强造作处。他的见解自然是很锋锐，但是他的表现法似乎太Paradoxical了。这是在这一段文中可以看出来的。平心而论，金钱万能固是古今中外一致的定论，而天下似乎是也还有不能被金钱买到的东西在。（四）引莎士比亚剧中一段对话或独白而递认做是莎士比亚自己的主张，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亚典的提蒙》关于金钱的那几段，自然是莎士比亚的理解的一部分，不然他绝不会写出来，可是若即认做是他的中心思想，我却不敢轻信。
梁实秋将两年前已经发表的一篇译稿投给新开张的《学文》月刊，实在有“潦草塞责”“偷懒”之嫌。闻一多也许并不知道这一节，若知道，其不用梁实秋译稿的理由恐怕更为充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