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高禖郊社祖庙通考〉跋》小识[1]
杨联陞在《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一书“附论”部分，谈到“郊宗石室与巨石文化”时说：
推衍郊宗石室之说者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其人，特别是闻一多、孙作云、陈梦家三位，正巧都是诗人。我当时在清华听过闻先生讲《楚辞》，作云学长高我一级，常相过从，很惊于他想象力之富，考证之勤。梦家在燕京，与闻先生相熟。燕京清华比邻，颇有切磋之乐。
从简，只介绍陈梦家《高禖郊社祖庙通考》（《清华学报》十二卷三期，1937年10月）附闻一多跋（同年5月24日）……[2]
紧接着，杨联陞援引了闻一多《跋》中的部分文字。根据杨联陞所提供的信息，笔者在《清华学报》1937年7月（非“10月”）第12卷第3期上找到了陈梦家的《高禖郊社祖庙通考》和闻一多的《跋》。同期刊有闻一多的《释
》和杨联陞的《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等。
闻一多的《跋》未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闻一多全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闻一多年谱长编》亦不见著录。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编者闻黎明先生讲，他曾系统翻检过《清华学报》，结果还是漏掉了这篇跋文。闻一多的跋并未列入第12卷第3期目录，而是附在陈梦家的长文之后。若非通览《高禖郊社祖庙通考》，是不大容易发现这篇跋文的[3]。
《高禖郊社祖庙通考》包括六个部分，即“一释《高唐赋》——说瑶姬为私奔之佚女”、“二释高密——说高禖之制”、“三高禖郊社与祖庙为一”、“四楚之高禖——说屈原三闾大夫为媒巫”、“五齐燕郑卫秦诸国之高禖”和“六高禖始于商族”。正文之后，另有“附记”“附录一高禖即社说”“附录二高唐释名”“跋”“再记”和“校后补录”。
陈梦家在1937年5月23日所作“附记”中称，《高禖郊社祖庙通考》“草于今春二月，近于三日内匆匆录成”[4]。闻一多读过《高禖郊社祖庙通考》，于5月24日写了这篇近四千字的《跋》。文中，闻一多明确提出，“治我国古代文化史者，当以‘社’为核心”，“由历史可以知其‘然’，由神话更可以知其‘所以然’”，“以神话治古史，以《楚辞》治先秦思想史，此吾年来之私愿”。从这些片言只语中，多少可以窥见闻一多的神话观、古史观及治史的路径与方法。
关于高唐神女研究，诚如闻一多所言：“自郭沫若先生在其《释祖妣》中首发其凡，余继之作《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益加推阐，孙君作云作《九歌山鬼考》及《中国古代之灵石崇拜》，亦续有发明，梦家此文最后成而发明亦最多。”郭沫若认为，“高唐”即高禖或郊社之音变；“祖”“社稷”“桑林”“云梦”均为诸国之高禖，即“祖”为燕之高禖，“社稷”为齐之高禖，“桑林”为宋之高禖，“云梦”为楚之高禖[5]。闻一多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推阐，认为高唐即郊社的音变是很对的，但高唐即高禖之音变的说法则欠圆满。在他看来，高唐即高阳，“楚人所祀为高禖的那位高唐神，必定也就是他们那‘厥初生民’的始祖高阳”。高唐（阳）本是楚民族的先妣而兼高禖，在宋玉的《高唐赋》中则堕落成一个“奔女”[6]。孙作云从闻一多的观点出发，并在闻一多的精心指导下[7]，撰成《九歌山鬼考》和《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分别发表在《清华学报》1936年10月第11卷第4期和上海《民族》月刊1937年1月1日第5卷第1期。孙作云通过将《山鬼》与《高唐赋》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山鬼即巫山神女”的结论。相对于前三家，陈梦家的确多有发明。他认为，“高禖”“郊社”和“祖庙”三者实为一，作为“帝之季女”的巫山神女是“尸女”即“巫儿”。陈梦家的这篇文章无疑给闻一多带来了莫大惊喜，不仅与其“数年来关于古史之种种假设不谋而合”，而且使其向所深疑的屈原为巫官、《楚辞》为神仙家言等问题因之完全得到了证实。不过，在充分肯定陈梦家重大贡献的同时，闻一多也于《跋》中胪列了十五条补充意见。郭、闻、孙、陈诸人连环接力式的考释与阐发，逐步拓展了高唐神女传说的研究空间，为后来者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也提供了极具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的思想资源及研究方法。
5月25日，陈梦家接读闻一多跋文后，匆匆写了一段“再记”，针对闻一多的“石即户字”、“瑶台偃蹇即九成之台”、“未行而亡”之“亡”仍是“死亡之义”等观点，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兹全文过录于下：
此文送出后，复接读闻一多先生此跋，为拙作补充，甚以为感。惟有数事，谨述如下：三户即三石，户石音通之外，尚有他故，此不详述；惟卜辞启雇皆从户，祏石皆从石，各不相混，金文“所”从户不从石，可证石户仍是二非一。辟雍之雍取名于雍州之雍，余初稿中已言之。汤即唐即高唐，余初稿有“古帝王名皆起于丘陵说”，盖由于陶唐得名于陶丘；后土得名于土（社）[8]，柱得名于主（石），而尧山或名唐山。《说文》“垚，土高也”“尧，高也”。《尔雅》“山多小石曰磝，磝尧也”，是尧即“高”禖“嵩”“高”之高；《尔雅》“山多大石曰礐”，喾得名于此，山上戴石者岨也；《中山经》谓禹父化为“墠渚”，墠渚即《尔雅》“泽中有丘都丘”；而陶丘又即姚墟，土即主，尧礐亦同，皆同从丘陵（高唐）得名者也。然成汤名唐，卜辞与上甲大丁大甲并列，恐非若禹与高密之例，余所疑者，成汤名大乙，《史记》作天乙，或即汉代泰一之起源也。九成之台即瑶台，以九成为九层，非是；古乐皆九成（九辩），而瑶台之瑶楚人曰戏，即后人俗谓之戏台，故九成之台指其为游乐歌舞之台。案《古乐》“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荀子·解蔽》引《逸诗》“凤皇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箫；有皇有凤，乐帝之心”，《益稷》“箫韶九成，凤皇来仪（戏）”。《大荒东经》，“有五采之鸟，相向弃沙（彤□[9]，緌也）惟帝俊（喾）下友，帝下两坛（瑶台）采鸟是司（伺）”。以上四事与《音初》《离骚》所记同是一事，即凤鸟戏帝喾，乃最初高禖之故事也。“未行而亡”之亡，疑仍是逃亡，因未嫁而私奔与齐巫儿不嫁而淫乱是一事也。以上数点，因与跋意不同，故复匆匆择略说之。
五月二十五日梦家再记于燕京。
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与孙作云、陈梦家师生之间的这种学术互动和“切磋之乐”，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附：
跋
此问题自郭沫若先生在其《释祖妣》中首发其凡，余继之作《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益加推阐，孙君作云作《九歌山鬼考》及《中国古代之灵石崇拜》，亦续有发明，梦家此文最后成而发明亦最多。余尝谓治我国古代文化史者，当以“社”为核心。大抵人类生活中最基本者不过二事，自个人而言之，曰男女，曰饮食，自社会言之，则曰庶，曰富，故先民礼俗之重要者莫如求子与求雨，而二事又皆寓于社。二年来于校中讲授古代神话，即以此意诏诸君分题研究，果也所得结论，无不集中于社，所苦者对于社本身之认识，终嫌未能莹彻耳。余于此点，胸中虽略有体系，终以牵于他事，未暇撰述成文。今读梦家此文，往往与吾数年来关于古史之种种假设不谋而合，而余所不能解决之三数问题，亦因此而涣然冰释焉。夫今人所视为迷信者，即古人之科学，今人所视为神话者，即古人之历史，古代神话之存于今者，其神话色采愈浓，其所含当时之真相亦愈多，此中无所谓荒诞不经，更无所谓作伪也。今所存古代之记载，诚亦有合于今人之历史意义者，然其价值，窃谓亦未必高于神话，盖历史为人类活动之记录，神话则其活动动机之口供，由历史可以知其“然”，由神话更可以知其“所以然”也。虽然，神话之变化至烦且诡，社之真相不明，则神话徒为一堆谈狐说鬼的故事，不惟无补于史学，适足以搅乱之耳。今梦家此文一出，社之制度与意义为之大显。吾知从兹社明而神话明，神话明而古史明，然则此文之重要可知矣。余曩因读《离骚》而深疑屈原为楚之巫官，其思想于先秦学派中当属之神仙家。三年来于清华北大等校《楚辞》班中论之甚详。特因所得证据，大都在《离骚》本文中，故严格言之，谓《离骚》作者为巫官为神仙家则可，谓屈原为巫官为神仙家则不可，盖《史记》所传屈原之面目，与《离骚》中所表现者，固不一致，因之《离骚》作者与屈原是否一人，仍成问题也。今梦家证明三户为神庙，而三户即三闾，钱宾四先生复已言之，是屈原所为三闾大夫明即巫官，三闾大夫，盖犹《周官》乡大夫，朝大夫，遂大夫，墓大夫亦称大夫之比，而今医师亦称大夫，医固出于巫也。若然，余所顾虑《离骚》与《史记》不合之点，即根本解决，而曩所疑《离骚》作者为巫官，亦因之完全证实矣。余又尝因《离骚》之思想而悟及《楚辞》一书为神仙家言，其性质一方面与邹衍同，又一方面与庄周通，邹衍之为神仙家，固无论，若《庄子》一书，其大部分，余则谓当以《楚辞》之思想解之。要之，屈宋学派本诸子百家之一，《楚辞》亦子部书也，自汉人立四部之名，而以《楚辞》冠集部，于是屈宋不复有思想，而先秦思想之统系亦以晦。今屈原为巫官，既可成定论，则屈宋思想之来源可以确指，循是而邹衍，而庄周，而下逮汉世之黄老学派，其真相亦可以大明矣。此梦家此文之又一贡献也。以神话治古史，以《楚辞》治先秦思想史，此吾年来之私愿。吾见梦家此文而益信余于此中得坦途矣。至鄙见所及，有足以证成或补充梦家之说者，今亦并拉杂记之如下，不能备也。
（一）文中谓三石即三户，举证甚确，余疑石即户字，妬作妒可证。
（二）《左传》昭十七年“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扈《说文》作雇。此以鸟名官，实即《周官》媒氏之类，司男女之判合者。云“扈民无淫”，乃后人之解释。以鸟名官，与玄鸟传说合。
（三）《左传》宣四年“初若敖娶于䢵，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中……”。《天问》“何环闾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荡，爰出子文？”《天问》说斗伯比与䢵女通淫之处曰闾社丘陵，参之《左传》，其地实在云梦，此即襄王宋玉所游者矣。
（四）《管子·轻重戊篇》“有虞之王……封土为社，置木为闾，始（使）民知礼也”。闾社并称，与《天问》同。《荆楚岁时记》“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为屋于树下，盖即置木为闾。此闾制之可征者。
（五）《左传》僖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称社为淫昏之鬼，亦先民常于社下野合之一证。
（六）《史记·封禅书·集解》引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韮畦，畤各一土封”。《索隐》引《汉旧仪》“祭人先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如种韮畦，畤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畤”。此畤制之可征者。人先即先妣也。束皙曰“皋禖者人之先也”是矣。
（七）卜辞成汤字作唐，唐即高唐之唐。《谥法》“云行雨施曰汤”，盖取祷雨于社之义，与楚高唐之神行云行雨同。汤祷雨于桑林，亦未可视为史实，七年之旱，尤为不经。大乙曰唐，犹禹曰高密，均非人名。
（八）明堂辟雍即社之说至碻。余近于“神话研究”班上亦论及此。《尔雅》“水出其后曰沮丘”，沮即砠，阻，㡹，祖，水出其后，谓水绕其后而出，即辟雍三面环水之意。卜辞雍字作鸟立
上之形，与玄鸟传说合。雍州之雍，义亦同此，州即洲字，故雍州为“神明之隩”。
（九）云《溱洧》“秉蕳”之蕳即䔄草，亦碻。蕳即兰。《左传》宣三年“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人服媚之”与《高唐赋》《山海经》《博物志》《搜神记》等书之语同。“与之兰而御之”与《诗》及《赋》吻合。《椒聊》诗之“贻我握椒”亦此类，陈琳《神女赋》“申握椒以贻予，请同宴乎奥房”，可证。椒兰皆香草也。《离骚·九歌》言赠香草者尤多。
（十）通审全文，前后互参，似可证古所谓帝者其初本为女性。余有《五帝为女性说》，行当发表。今但举黄帝为例。
《史记 天官书》“轩辕黄龙体，案《封禅书》“皇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宫属”。《索隐》引《石氏星》赞“轩辕龙体，主后妃也”。又引《孝经援神契》“轩辕十二星，后宫所居”。《开元占经 彗星占》引《春秋运斗枢》“彗孛出轩辕，女妃为寇”。《类聚》七引《河图括地象》“荆山为地雌，案黄帝铸鼎于荆山，见《封禅书》上为轩辕星”。《天官书 正义》之言尤可注意：“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后宫之象也。阴阳交感，雷激为电，案当作激为雷电和为雨，怒为风，乱为雾，散为露，聚为云气，立为虹蜺，离为背璚，分为抱珥，二十四变，皆轩辕主之。其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次北一星，妃也，其次诸星皆次妃之属。女主南一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轩辕本丘名，《史记五帝纪》“黄帝居轩辕之丘”，实则轩辕丘即轩辕山耳。
（十一）少典取于有蟜氏女登，生神农于列山石室，蟜登盖即高唐之音转。舜母曰握登，妻曰登比。《天问》“登立为帝，孰道尚之”，指女娲，登皆唐之转也。尧母曰庆都，汤母曰扶都，都亦唐之转。唐登都并涂山氏之涂又皆为社之转。
（十二）伏羲之伏一作密，羲一作戏，当以密戏二字为正，后世所谓秘戏图，是其义也。惟密当训合，非隐密之谓。因思《离骚》曰“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御览》一七三引《纪年》“穆王所居郑宫春宫”，《穆天子传》称为县圃为春山之泽春宫之语，及今犹存。
（十三）文中谓社与水有关，甚是。实则此点当以“上巳”为中心讨论之。余尝谓社为体，上巳为用，二事若明，古代礼俗思过半矣。语见余所著《国风总论》中，此不具引。
（十四）宋赋“未行而亡”，亡仍是死亡之义，观下文“精魂为草”之语可知。《中山经》“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䔄草”，《搜神记》一四“舌埵（当作古瑶）山，帝之女死，化为怪草”，并其确证。然古人本以死亡为逃亡，《诗·葛生》“予美亡此”，“此”指坟墓，“亡此”谓逃亡至此，亦即死于此也。作者以《离骚》“佚女”之佚字释此亡字，诚甚精当，然必谓亡非死亡，则又胶柱之见矣。
（十五）《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此台与dolmen无关。偃蹇高貌也，瑶台偃蹇即九成之台。《吕氏春秋·音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层之台”，dolmen不能九成也。《烈女传·辩通篇·齐威虞姬传》“周破胡，恶虞姬尝与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闭虞姬于九层之台，而使有司即穷验问”。《左传》僖十五杜注“古之宫闭者，皆居之台以抗绝之”。古者妇女犯淫罪者处以宫刑，宫即宫闭之谓。有娀佚女有淫行，故居之高台以抗绝之，此即宫刑之滥觞矣。
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闻一多谨跋。
【注释】
[1]原载《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2期。
[2]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30—31页。
[3]除杨联陞外，有数位研究者在其论著中也提到陈梦家的《高禖郊社祖庙通考》及闻一多的《跋》。李诚、熊良智主编的《楚辞评论集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版）摘录了跋中部分文字。彭安湘《七十余年来高唐神女研究述评》（《中国楚辞学》2009年第3期）涉及陈文和闻跋，但将陈之文题误作《高禖郊社祖庙通考——释〈高唐赋〉》，将该文发表信息误注为《清华学报》1936年1月第11卷第1期。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兴盛的政治因素》（《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引用了跋文中的观点，但把其作者闻一多误认为是陈寅恪。尹荣方《社与中国上古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引用了跋中部分文字。
[4]“三日”，疑“三月”之误。
[5]郭沫若：《释祖妣》，《甲骨文字研究》上册，大东书局1931年5月版，第19—23页。
[6]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清华学报》1935年10月第10卷第4期；《〈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补记》，《清华学报》1936年1月第11卷第1期。
[7]孙作云在《九歌山鬼考》文后“附白”中说：“本文立意乃受闻一多先生《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之启发。属草时，又屡就正于先生。先生为之组织材料，时赐新意，又蒙以所著关于《诗经》《楚辞》之手稿数种借用。脱稿后，先生于文字上复多所润色。倘此文有一得之长，皆先生之赐也。谨此致谢。”
[8]本篇（）内的小一号字，均非指脱漏的字。
[9]所据原刊，此字漫漶不清，疑由上“尾”下“少”二字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