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赵龙文(1938年4月2日)

二、致赵龙文(1938年4月2日)

……(上略)临沂临城台儿庄等处大捷,此间上下欢跃,正在开盛大之祝捷筹备会。属为《大风》撰稿,极愿。现因初到,诸事未接洽就绪,所以要等一下,才能为写。抗战已入二期,中央对财政,对军事,绝有把握。国共的合作,各党派系的精诚团结,也日见巩固。三月廿七日,我在武昌珞珈山友人处,下午三时,兽机大批来炸,投弹百余枚,在徐家棚车站附近。我民众死伤者虽众,但连小学生,老百姓,都拼了死命,替政府所贮藏在附近之货物,给养品搬运。结果,只死了些老弱妇孺,而弹械粮食,油煤等件,损失极微,这岂不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好现象么?

近作两首,另纸抄奉,或可在《大风》上作补白之用。……(下略)

弟郁达夫上四月二日

此信作于1938年4月2日,载同年4月13日《大风》第17期。《大风》系三日刊,1938年2月创刊于浙江金华,大风三日刊社编行。始为小型报纸形式,自1938年3月10日第7期起改为十六开本。其社址原在金华八泳门外紫岩路一号,后因战乱迁往萧山楼家塔。在《大风》上,郭沫若、茅盾、冯雪峰、邵荃麟、田汉、臧克家、聂绀弩、马蜂、陶行知、黄药眠、孙用等名家均有作品见载。与郁达夫的这封信同期刊发的就有林语堂的《中日战争的我见》、赵景深的《三勇士》(大鼓)等。

在郁达夫信前,有“编者”一段按语:“郁达夫先生近由福州赴武汉,已于日前到达,曾致函赵龙文先生,略述武汉最近敌机轰炸之情形,并附寄近作诗二首。兹经征求赵先生同意,将该函暨其新作一并刊载于此。”可见,郁达夫的这封信是写给赵龙文的。

赵龙文(1902—1968),字华煦,号遯庵,浙江义乌人。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做过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杭州省立第一中学教员。1930年,经胡宗南介绍,任汉口市政府秘书兼第一科科长。1934年,由戴笠推荐,任浙江警官学校校长,兼任浙江省警察局局长。后历任浙江四区(金华)行政督察专员兼浙江抗卫总部第一支队司令、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南京国民政府粮食部次长、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等。1950年去台湾。1968年,在台北逝世。著有《论语今释》《孟子今释》《火焰的人生》等。他曾在《大风》上发表《桐庐道中》《如何使用新战术》《予打击者以打击》《抗战期中之发动民众问题》《情报人员应有的特性》等近十篇文章。

郁达夫与赵龙文交往比较密切,在其遗留下来的日记、书信中多次提到他。如,1935年6月30日,下午“二时后,赵龙文氏夫妇来,与谈天喝酒到傍晚;出去同吃夜饭,直至十点方回”[20]。1937年3月15日,在致日人小田嶽夫信中称“警察局局长赵龙文”是他的“朋友”[21]。此外,郁赵之间也偶有诗词唱和。1935年,赵龙文在赠郁达夫扇面上题了两首诗,一为于右任《读史》,一为赵氏自己所作。11月2日,这两首诗以《题赠郁达夫》为题,发表在《越风》半月刊第2期。郁达夫和了两首诗,发表在《越风》半月刊11月16日第3期,题为《卜筑和龙文》[22]。11月28日,郁达夫在日记中说他所和之作,“倒好做我的四十言志诗看”[23]。因郁达夫诗中有“苟活人间再十年”之句,而恰巧十年后,他被日本宪兵暗杀于苏门答腊岛,故有不少人将其和作称之为“诗谶”。

1938年3月9日,郁达夫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邀请,辞去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职务,转道浙江,于3月下旬抵武汉,被任命为第三厅少将级设计委员。3月27日,到汉口总商会礼堂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被选为理事。下午,返回武昌,上珞珈山访武汉大学友人。3时许,日机开始轰炸徐家棚机车场、材料厂、工人宿舍区及附近地区。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1937—1939年《湖北省境内敌机空袭调查表》(档号六—639—4),这次空袭,日机“投大型炸弹8枚,小型炸弹83枚,共91枚,炸死87人,炸伤110人,炸毁民房150栋,炸毁铁路局房屋6间,炸毁车皮4辆”。空袭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可谓不惨重。但政府贮藏在附近的弹械、粮食、油煤等货物和给养品,由于民众拼死搬运而“损失极微”。郁达夫把广大民众的这种为了国家利益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行为,看作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好现象”。

在武汉期间,郁达夫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写完致赵龙文信的第二天,他在冯玉祥宅参加“文协”第一次理事会,被推选为常务理事、研究部主任和《抗战文艺》编辑委员。4月中旬,他以政治部代表兼“文协”代表的身份,与盛成等人深入台儿庄等前线慰劳将士,走访鲁苏豫三省,视察陇海津浦线各地防务。5月初,返武汉。6月下旬,又奉命去浙东、皖南视察。7月初,回武汉。郁达夫根据自己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撰成《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黄河南岸》《我们只有一条路》《抗战周年》等战地报告、政论和杂感,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

郁达夫“抄奉”的两首近作,在《大风》上刊载时,附在致赵龙文信后,总题为《近作二首》,署名郁达夫。这两首诗是:

闻鲁南捷报晋边浙东亦各有收获而南京傀儡登场

大战临城捷讯(报)驰,

倭夷一蹶竟难支,

拼成焦土非无策,

痛饮黄龙自有期。

晋陕河山连朔漠,

东南旗鼓奋编师,

笑他优孟登场日,

正是斜阳欲坠时。

廿七年黄花岗烈士纪念日作

年年风雨黄花节,

热血齐倾烈士坟;

今日不弹闲涕泪,

挥戈先草册倭文。

这两首诗名为“近作”,但并非“新作”,亦非初刊。在《大风》刊出前,已在报纸上发表过。第一首原载1938年4月7日《武汉日报》“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特刊”,题为《闻鲁南捷报晋边浙北迭有收获而南京傀儡登场》[24];第二首原载1938年4月6日广州《救亡日报·文化岗位》,题为《黄花节》[25]

郁达夫在致赵龙文信中说:“属为《大风》撰稿,极愿。现因初到,诸事未接洽就绪,所以要等一下,才能为写。”但除以上两首诗外,《大风》上再未见刊载郁达夫的其他作品。

【注释】

[1]原载《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6期。

[2]在陈大齐代理期间,蔡元培一直未到任。1930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

[3]《郁达夫日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4]《王星拱先生致陈校长电》,《北大日刊》1929年10月2日第2245号。

[5]《郁达夫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10—111页。

[6]《周作人日记》中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708页。

[7]《郁达夫日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8]《郁达夫日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9]《郁达夫日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10]《郁达夫日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11]《国文学系教授会通告》称:“郁达夫先生原定本学期到校授课,三月七日由沪致马幼渔先生函,定由海道北上,约本月底抵平,不料临行之前,郁先生忽然患病,暂时中止来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郁达夫全集》所收此信,系据《大地》1981年7月第4期所载编入,与《北大日刊》本在文字、标点上稍有出入。

[12]《郁达夫日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13]《郁达夫日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14]《郁达夫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15页。

[15]丁武(废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北平《骆驼草》周刊1930年5月12日创刊号。从郁达夫日记可知,他是见过《骆驼草》周刊的。

[16]《国文学会全体大会记录》,《北大日刊》1931年4月2日第2597号。

[17]《翟永坤启事》,《北大日刊》1931年4月4日第2599号。《翟永坤启事》:“昨日接周先生来信,关于郁达夫先生事,有所叙说。特将该信发表于此,以当转告关心郁先生者。至于以后消息如何,仍待周先生报告。”

[18]《翟永坤启事》,《北大日刊》1931年4月10日第2601期。《翟永坤启事》:“迳启者,关于郁达夫先生事,已得周岂明先生来信,今把原信抄录在下面,给大家看看——”

[19]《郁达夫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17页。

[20]《梅雨日记》,《郁达夫全集》第5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377页。

[21]《致小田嶽夫》,《郁达夫全集》第6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267—268页。

[22]此诗又题《赵龙文录于右任并己作诗题扇面贻余,姑就原诗和之,亦可作余之四十言志诗》。

[23]《冬余日记》,《郁达夫全集》第5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395页。

[24]《武汉日报》本与《大风》本在文字上略有出入,其第2句为“倭夷一蹶势难支”,第6句为“东南旗鼓壮偏师”,第7句为“怜他傀儡登场日”。

[25]此诗又题《廿七年黄花岗烈士纪念节》或《廿七年黄花岗烈士纪念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