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庐”是张爱玲的笔名吗？[1]
根据笔名判定作品归属，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也最见考证的功夫。因此，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等专书的编著者是至为佩服的。
2018年，《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有一篇文章，题为《“霜庐”张爱玲及几篇佚文的考证》[2]。作者通过考证，将1947年至1949年署名“霜庐”的8篇作品，都归在张爱玲名下，认为“霜庐”是张爱玲的另一个笔名。这8篇作品是：
《红》，毛姆著，载上海《春秋》1948年10月10日、12月1日第5年第5期、第6期。
《牌九司务》，毛姆作，载上海《幸福》1948年10月30日第22期。
《蚂蚁和蚱蜢》，W.S.毛姆作，载《春秋》1949年2月20日第6年第2期。
《风景爱》，载上海《申报》1947年12月12日第25082号第9版《自由谈》。
《中年况味》，载上海《申报》1948年4月3日第25189号第7版《自由谈》。
《作品的厄运》，载上海《申报》1948年7月3日第25280号第8版《自由谈》。
《契可夫的笔记》，载上海《申报》1948年7月11日第25288号第8版《自由谈》。
《一本好的刊物》，载上海《申报》1948年7月23日第25300号第8版《自由谈》。
藏书家韦泱曾采访《春秋》《幸福》的编者沈寂，写了一篇《沈寂眼中的张爱玲——张爱玲辞世20周年祭》，载《传记文学》2015年第11期。文中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沈寂……应环球出版社冯葆善先生之邀，应聘主编《幸福》月刊。又于1948年5月，接编《春秋》月刊。1948年，沈寂主编《幸福》。在任上海沦陷时期《杂志》（共产党地下党员袁殊负责）主编的吴江枫，寄来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短篇小说译稿《牌九司务》，署名“霜庐”，沈寂编入10月出版的《幸福》第22期。……时至1948年底，沈寂正在革新《春秋》杂志，想办得更纯文学一些，在一时稿源匮乏之下，他想到了张爱玲，不宜用真名发表创作作品，就请她翻译一些外国作品。……沈寂写信约张爱玲寄稿，很快，张爱玲寄来了一篇题目为《红》的文稿，约4000余字，未署名。沈寂看后，觉得是对毛姆原著的改写，文字风格则是张式的。张爱玲说明道：因在创作剧本，没有全部完稿，很是抱歉云云，同时把英国“企鹅版”毛姆小说原著附来。沈寂读的是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对外国文学自然烂熟于胸。他很快根据原文，译完余下的三分之一文字，文末还写上“本篇完”，编入《春秋》1948年第6期“小说”栏目，在内页《红》的题目处，沈寂请人配了题头画，中间留了空白，用何笔名，一时难定。后将曾译过毛姆作品的吴江枫笔名“霜庐”代用在目录上。却因发稿时紧，疏漏了在正文标题中写上此名。这样，不看前面目录，不知作者为谁，只是此文与鲁彦的《家具出兑》、田青的《恶夜》等排在一起，给读者造成这是一篇原创小说的感觉。刊物印出，吴江枫看到并不介意，之后继续用他的“霜庐”笔名，再寄所译毛姆的短篇《蚂蚁和蚱蜢》，沈寂将此刊于《幸福》1949年第2期。张爱玲收到《春秋》样刊后，自然喜出望外，内心感激着谷先生。张爱玲改写毛姆作品未完，沈寂曾予续译救场。作者与编者的默契合作，这实在是一则文坛轶闻。
《“霜庐”张爱玲及几篇佚文的考证》的作者依据沈寂的说法，在肯定“霜庐”为张爱玲笔名的前提下，进一步推断《牌九司务》也是张爱玲翻译的，还将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私语》《童言无忌》《重访边城》《我看苏青》《中国的日夜》《谈画》《太太万岁题记》《四十而不惑》等相关散文与《申报·自由谈》上《风景爱》《中年况味》两篇散文中的只言片语相对照，认为它们在习用语汇、基本思想、个人经历等方面高度契合，进而认定这两篇文章及《申报·自由谈》上其他3篇散文也是张爱玲写的。她们对张爱玲何以用“霜庐”笔名也作了考释，认为张爱玲化用这个笔名，是符合其当时的心情、心境的，是其身处“蒙寒霜之庐”的现实处境的写照。作者确实花了大功夫，但恕我直言，这篇考证文章看似很细密，实则有牵强附会之嫌，所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需要说明的是，《春秋》创刊于1943年8月15日，1949年3月25日终刊，共出30期。创刊号版权页编辑者署名陈蝶衣；1946年4月1日第3年第1期复刊号起，编辑者为陈滌夷（陈蝶衣）、文宗山；1947年4月1日第4年第1期起，编辑者为徐慧棠；1948年4月14日第5年第1期起，编辑者为冯葆善；1948年8月1日第5年第3期起，编辑者为编辑委员会[3]。1949年3月10日第6年第3期起，由月刊改为半月刊，编辑者为沈寂、余扬。《幸福》创刊于1946年4月25日，刊名一度易为《幸福世界》，共出26期。第1期版权页编辑人项下署名汪波、汪本朴，1946年11月10日第4期起，改为汪波；1948年12月5日第23期“革新号”起，署名沈寂。沈寂原名汪崇刚，又叫汪波，笔名谷正櫆等。
2015年7月31日，韦泱在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上发表《听沈寂忆海上文坛往事》。文中说：
时至1948年底，沈寂正在革新《春秋》杂志，想办得更纯文学一些，在一时稿源匮乏之下，他想到了张爱玲，不能用真名发表创作作品，就请她化名发表翻译作品吧。沈寂写信约张爱玲译稿，很快，张爱玲寄来了一篇题目为《红》的译作，约四千余字，署名霜庐。沈寂看后，觉得是对毛姆原著的改写，文字风格则是张式的。张爱玲说明道：因在创作小说，没有全部译完，很是抱歉云云。同时，把美国“企鹅版”毛姆小说原著附来。沈寂读的是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对外国文学自然烂熟于胸。他很快根据原文，译完余下的三分之一文字，文末还写上“本篇完”，编入《春秋》1948年第六期“小说”栏目。在内页《红》的题目处，沈寂请人配了题头画，中间留了空白，署名是用翻译还是改编，沈寂颇费踌躇。却因发排时间紧，最后疏漏了填写。这样，不看前面目录，不知作者为谁，只是此文与鲁彦的《家具出兑》，田青的《恶夜》等排在一起，给读者造成这是一篇原创小说的感觉。刊物印出，张爱玲收到样刊后，自然喜出望外，为了这份情谊，张爱玲又赶紧续译毛姆一篇稍短的小说《蚂蚁和蚱蜢》，寄给沈寂。沈寂标上“W.S.毛姆作，霜庐译”，同样请人在页面上端配了相关插图，编入《春秋》1949年第二期。张爱玲译毛姆作品，沈寂曾予救场。这实在是张爱玲的一则文坛轶闻哪。
这段文字与《沈寂眼中的张爱玲——张爱玲辞世20周年祭》相比，有一定出入。如：一说张爱玲寄来《红》译稿，“署名霜庐”；一说“未署名”，发表时是“将曾译过毛姆作品的吴江枫笔名‘霜庐’代用在目录上”。按第一种说法，“霜庐”当是张爱玲自己取的笔名；按第二种说法，“霜庐”不是张爱玲自己取的，是代用了吴江枫的笔名。一说《红》“因在创作小说，没有全部译完”，一说“因在创作剧本，没有全部完稿”。同时，按沈寂的说法，《红》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他翻译的，这篇译作是他和张爱玲共同完成的。发表在《幸福》上的《牌九司务》，并不是张爱玲的译作，而是吴江枫翻译的。
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红》连载《春秋》第5期、第6期，不是在第6期上一次性登完的；第6期目录页题下署“霜庐”，内页的确未署名，但第5期题下署有“毛姆著，霜庐译”，文末标注“未完”；整篇译文约15000字，不是约4000字。沈寂的追忆或可聊备一说，但不能视为铁证，其可靠与否，容有怀疑的余地。退一步讲，就算他的记忆准确无误，也只能说明《红》和《蚂蚁和蚱蜢》是张爱玲翻译的，并不意味着凡署名“霜庐”的作品都出自张爱玲之手。
据我所知，《风景爱》，后又载《新疆日报·天池》1948年2月20日第804期，署名“霜庐”。而《蚂蚁和蚱蜢》在《春秋》上刊载之前，1947年7月28日就在《新疆日报·天池》第724期上发表过，署名也是“霜庐”；两个文本，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可见，所谓《红》发表后，“张爱玲又赶紧续译毛姆一篇稍短的小说《蚂蚁和蚱蜢》”云云，也是靠不住的。如果说《风景爱》属于转载，那么《蚂蚁和蚱蜢》则是初刊。《新疆日报》副刊《天池》的主编是新疆奇台人王奇。问题是，既然认定“霜庐”即张爱玲，那她的作品怎么会发表在《新疆日报》上呢？她和《天池》副刊的主编王奇有什么关系呢？她为什么把一篇旧译寄给革新后的《春秋》呢？这些都需要一一加以考证。
《风景爱》中写道：“有一次，在朋友家赌罢回来，东方已露出最初的曙色。”《中年况味》中说，人到中年，“逢到一二个可亲的少女，你满以为可以交朋友的，她们却已把你看成上一辈，叔叔伯伯的乱叫了，你还有跟她们做朋友的勇气吗？”这些分明是男性的视角、口吻和做派，与张爱玲实在有点风马牛不相及[4]。
民国时期，署名“霜庐”的作品远远不止以上8篇。上海《和平日报》（原名《扫荡报》）和《金融日报》上署名“霜庐”的作品，至少有9篇，具体如下：
《卧而读之》，载《和平日报》1947年3月14日第6版“和平副刊”。
《逃》，毛姆作，载《金融日报》1947年2月17日、18日第8版“墨屑”（“墨屑”主编是徐訏）。
《论二三流》，载《金融日报》1947年2月21日第8版“墨屑”。
《影评礼赞》，载《金融日报》1947年3月3日第8版“墨屑”。
《论“我爱你”之害》，载《金融日报》1947年3月9日第8版“墨屑”。
《论现代人的悲哀》，载《金融日报》1947年3月14日第8版“墨屑”。
《我是怎样知道春天来了的》，载《金融日报》1947年3月15日第8版“墨屑”。
《诺》，毛姆作，载《和平日报》1947年3月16日第6版、17日第5版、18日第6版“和平副刊”。
《奇人奇事》，毛姆作，载《和平日报》1947年3月24日、25日第6版“和平副刊”。
这些作品密集发表在《金融日报》和《和平日报》上，其作者应该是同一个人。在《我是怎样知道春天来了的》一文中，作者说他“吃了午饭以后，妻子从街上回来”，又说“不多一回，孩子们放学回来了”，可知“霜庐”是一个已经结婚且有几个小孩的男性。这个人是否就是吴江枫呢？因史料阙如，故不敢肯定。不过，从吴江枫于1945年12月28日在西安《西京日报·南山》新第35期上所发表的一篇散文《鸽子的生活》来看，其文笔也是不输“霜庐”的。
因此，“霜庐”是否是张爱玲除“世民”“梁京”“范思平”等之外的又一笔名？署名“霜庐”的作品是否是张爱玲所作？我是倾向于否定的。
【注释】
[1]原载《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4期。
[2]高丽、张瑞英：《“霜庐”张爱玲及几篇佚文的考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春秋》1948年8月1日第5年第3期目录页刊名下所列“编辑者”依次为刘以鬯、沈寂、徐慧棠、钟子芒和蓝依，“插图者”为乐汉英，“摄影者”为康正平。
[4]《中年况味》中说：“像我们这样三十多岁的人……”这也与张爱玲不符。张爱玲生于1920年，此时尚不到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