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拍还是摆拍
我对抓拍和摆拍问题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喜欢上摄影的初期，在拍摄民俗风情时，对人物进行摆拍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并没有觉得不妥。而且摆拍的作品容易吸引评委的目光，获奖率大为提升。但摆拍得多了，我对此渐渐有了思考和质疑──这样的摆拍有多少真实性可言？有什么意义呢？
2002年，一个以“福”为主题的全国摄影评比正在征稿。周围的影友都在动脑筋、想办法，希望能在这个命题影赛中有所收获。一位影友欲与我合作，我愉快地答应了。我们两人结伴同行，多次下乡寻找拍摄点，终于在一个村子里发现了一座雕梁画栋的民居。我们决定以此为背景，拍摄农家女出嫁的喜庆场景。查看民居的朝向，估算一天中太阳光的变化情况，据此确定拍摄的时间、方位、角度等，并约定好拍摄日期后，我们分头准备：我负责书写对联和“福”字，影友则准备服装和道具。
几天后，我们一起来到村里。我忙于张贴对联和“福”字，影友则到村里找“模特”。不一会儿，他就叫来一个老奶奶、一个村姑和一大群孩子。随即让村姑穿上影楼用的红色中式服装，坐在厢房门前。老奶奶则手拿梳子，假装给“新娘”梳妆打扮。孩子们就围在大人周围。影友到底是摆拍高手，善于调动现场气氛，拍摄非常顺利。照片冲洗出来，光影色彩俱佳，人物表情欢快，一眼看去确实是好片，可我却越看越不是滋味。主题先行，凭想象制造出来的美好场景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可言？按照当地风俗，新娘的梳妆打扮都是在闺房里进行的；厢房是不贴对联的；窗格子是采光用的，不会贴上“福”字。这样不顾实际、违反常理地刻意导演摆拍有什么意义？仅仅是为了获奖，还是为了表达真情实感？我越想越迷茫。虽然照片很漂亮，也许评委会喜欢，可我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将其送去参评。
郑忠民《老街上的能工巧匠》（2007—2017）选一
此后，我进入了历经数年的学习转型期，看了不少摄影书籍，特别是有关纪实摄影的图书，慢慢转向了纪实，可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拒绝摆拍，用绝对的抓拍来关注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记录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
2010年以后，随着先后参加丽水摄影研修班和浙江省摄协研修班、工作坊的学习，随着自己的阅读面和知识面逐步扩展，眼界逐步拓宽，我才渐渐明白，“不管拍什么都摆拍”和“完全拒绝摆拍”，都不是正确的摄影创作理念。
摄影的抓拍与摆拍之争由来已久，贯穿了摄影发展的整个历程。其实，不同的摄影门类对图像真实性的要求是不同的，其摆拍的限度也各异，并没有一个通用的绝对标准。
对于新闻摄影，业界基本上已形成了共识──以在真实现场抓拍的照片传达新闻事实（人物肖像、合影等除外）。然而，从整个新闻摄影发展史来看，国内外都曾出现过不少摆拍的新闻照片，有的甚至是名家名作，比如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士兵之死》、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的《国旗插上硫磺岛》。这种摆拍行为往往不仅仅是摄影者的个人行为，甚至是主管单位、报纸杂志、图片编辑等的“共谋”。这些照片从拍摄目的、诉求及传播效果来看，似乎作为宣传摄影更为合适。据雷锋照片的主要拍摄者张峻、季增介绍，不少雷锋照片是为了塑造雷锋形象、宣传雷锋事迹的需要，根据真实事件进行补拍、重拍和摆拍的。它们是雷锋事迹的场景再现，而不是完全虚构演绎的。这种摄影准确来说是“宣传摄影”（又叫“公关摄影”），具有自己的语言特点、呈现方式和使用场景，但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并从实践的角度与其他摄影类别区分开来，导致“宣传摄影”和“新闻摄影”一锅粥，傻傻分不清。报刊刊登宣传照片的时候，一般也不会注明这是“宣传照片”或者“根据真实事件情景再现”等字眼，以致读者会误认为是“新闻照片”。这种事情多了，就会导致新闻摄影的公信力下降。
不管是抓拍，还是摆拍，那些历史影像已经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在分析历史影像“抓”与“摆”的问题时，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其横加指责，更不能套用当时的做法，为自己今天的新闻摄影摆拍行为狡辩。
对于纪实摄影，情况就比较复杂了。纪实摄影对摆拍的限制没有新闻摄影那么苛刻，摆拍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已在一定范围内被逐渐接受，但仍然会不时引起矛盾和争论。世界上没有评判纪实摄影摆拍限度的绝对标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的来说，关键要看摄影者是在一定环境下虚构不存在的场景，还是再现真实的情景；是针对某种现象、某个问题编造故事、制造假象，还是通过强化情境突出观点。
对于商业摄影、艺术摄影、观念摄影等，则可以大摆特摆，几乎不受限制。要说有限制，那也仅仅受限于作品内容、主题、意蕴表达的需要以及创作者的想象力，即通过摆拍“造相”：商业摄影是否达到了客户需求和个人创作的平衡，艺术摄影是否创造了独特的情境、情绪和情节，观念摄影是否完美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态度。这类作品，往往让人一看就知道画面是“假”的，甚至有一种剧场式的突兀感和超现实的疏离感。人们欣赏作品，看重的是作品要传达出来的美感或者观念，才不管是摆拍还是PS的呢。摆拍，已成为当代影像的重要创作方式之一，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落入为摆而摆、为形式而形式的窠臼。
除风光外，普通摄影爱好者拍得最多的题材就是社会生活、民俗风情了。这些照片很难归类，拍摄的目的和用途除了自娱自乐外，也常常用于参加各种比赛和展览。而展赛大多为宣传性质的，投稿作品自然也可以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宣传摄影。故这类题材并不完全排斥摆拍，没有新闻摄影、纪实摄影那样的诸多限制，但也不能毫无顾忌地胡编乱造，以假乱真。也就是说，在不影响生活真实的情况下，可以再现刚发生不久的场景，或者重现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这种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进行适度摆拍的影像实质上还是基本真实的。
然而，有不少摄影人却热衷于此道──找模特，选服装，带道具，寻找“理想”的拍摄地，用拍电影的方式导演摆布，刻意营造生活中根本不会存在的场景，讲述生活中根本不会发生的故事。这样的摆拍，往往是要利用他人学识、文化、修养方面的差异和对影像解读、阐释、评价的不确定性，企图蒙混过关，让观者误以为真，让评委信以为真，达到自己的功利目的。让农民大晴天穿上蓑衣在田里干活，就是这种摆拍的典型例子。这类构图完美、画面漂亮、影调精致、表情丰富、视觉效果强烈但主题浅薄、内涵贫乏，甚至违反生活常识、编造虚假场景、随意改变民俗的摆拍作品却常常在展赛中亮相，甚至摘金夺银，在业界造成了功利浮躁思想的蔓延、模仿雷同作品的泛滥。
需要注意的是，各个摄影门类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它们之间在一定条件和语境下还会发生交涉和转换，摄影的多义性也决定了观众可以对作品有多方面的解读。在个人创作时，我们没有必要给自己的作品事先贴上摄影类别的标签──“我今天拍的是纪实摄影”或者“下一个专题我要做观念摄影”等。在专题摄影方面，基本上有两种工作方式：日常拍摄后编辑而成专题，或者有计划地实施专题拍摄。就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类摄影而言，长期拍摄后可以成为某地珍贵的本土影像集合，其历史、文献价值不容忽视。如果胡乱导之摆之，则失去了摄影关注民生、表现发展、记录时代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得不偿失：到头来拍了一辈子的照片，能够被别人记住的却一张也没有，哪怕得过无数的奖项也是没有意义的。
摆拍除了对被摄者──“人”的人为摆布外，还包括对拍摄对象──“物”的主观布置，其运用及限制可以参照上述内容。我在拍摄老街古村的静物（也就是后来的专题《人家物语》）的初期，遵循绝对抓拍和“三不”的原则，即对画面中的物体不移动、不增添、不减少。但后来发现，这样拍摄，多余的东西（比如桌子上的塑料袋、地上的纸片等）、杂乱的东西（随意而无序摆放的物品）往往会影响画面的视觉秩序和美感。后来则改为“尽量少动甚至不动”的原则，在尊重生活现实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画面效果。
其实，摆拍的绝对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摆拍的“度”在公众的眼中，在每个摄影人自己的心中。
2015年12月15日写，原刊于2019年4月10日《人民摄影》报、《丽水摄影》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