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驱动因素的国内外比较
虽然国外影子银行与我国的影子银行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其发展的驱动因素依然具有参考价值。以下将首先梳理国外影子银行发展的驱动因素，然后整理我国影子银行驱动因素的相关观点。
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抑制是国外影子银行产生的原因，如利率管制和资本市场不发达（王达，2012；张田2012）。陆晓明（2014）结合美国金融历史梳理了美国影子银行发展的驱动因素，认为大萧条之后的金融抑制是影子银行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此后政府主导的金融创新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使银行实现了平稳脱媒。而1980年代之后的监管放松和金融创新深化促使美国影子银行高速发展（Nersisyan & Wray，2010）。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也是国外影子银行产生的重要原因，机构投资者的可投资现金远远超过了短期政府债券和其他安全投资品种的供给（Greenwood et al.，2012；Pozsar，2011）。Verona et al.（2011）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背景，构建了一个包含微型影子银行部门的DSGE模型，以回答美联储长时间的低利率政策是否会引发繁荣萧条，结果发现当面临不正当的激励措施时，影子银行部门内的金融中介机构甚至会将资金挪为己用。
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影子银行产生的重要原因是监管套利[1]（Pozsar et al.，2011；Schwarcz，2012）。这一点得到了国外和国内学界的普遍认同。由于监管者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监管者无法时刻监测银行的行为，再加上监管制度的制定具有时滞性，使得在一段时间内无法避免监管套利行为。银行将信贷资产通过分级打包的方式由表内转移到表外，以此规避监管限制（Pozsar et al.，2011）；与此同时，宽松的监管使得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介入其中。Ordonez（2015）认为传统银行业出于监管和维护其声誉的原因，往往会对其投资组合和过度冒险行为进行限制，有时甚至会因此放弃一些优越的投资机会；但同时也会使用影子银行来避免政府监管并实施更有效的投资。Plantin（2014）认为紧缩的资本要求可能会引起影子银行业务的激增，从而导致正规银行和影子银行的整体风险更大。
中国影子银行的诞生与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有着直接的联系（Chen et al.，2016），最初是以城投债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等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Hachem & Song，2016）。虽然其本身暗藏着风险和杠杆，但也促进了中国的金融市场现代化，推动了利率市场化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诞生，催生了快速发展的国内银行间市场，并直接降低了实体经济对商业银行的依赖程度（Chen et al.，2017）。也有学者认为利率管制是中国理财产品发展的原因。Acharya et al.（2016）认为人们对比存款利率更高的资产需求的上升导致了理财产品的发展，并推高了理财产品的回报率。
中国影子银行之所以能够飞速发展，主要还是中国对于金融业的监管不断趋严所致。中国的影子银行是一种典型的政策套利产物，大量资金流入地方融资平台，挤占了中小企业的可贷资金。结果推高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资金错配的情况日益加剧（Song，2015）。袭翔、周强龙（2014）在DNK-DSGE框架下引入了包含影子银行的金融中介部门，将影子银行视为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体系在高风险领域的延伸，并探究了该中介体系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影响。Hachem & Song（2016）通过构建一个基于贷款综合交易的数据集，发现中国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系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银行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的委托贷款业务，中小银行利用影子银行进行委托贷款，进而掩盖其资产负债表风险暴露的程度，并且所有银行都存在将高风险业务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逃避监管的行为。
同时，国内外都有学者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引起影子银行风险增加的重要原因（Schwarcz，2012；Baily et al.，2008；Keys et al.，2010；Gennaioli et al.，2011；Reiss，2012；李建军、薛莹，2014）。Adrian and Ashcraft（2012）指出，资产证券化在市场中产生的最重要的摩擦便是投资者和发行人之间关于产品的信息不对称，缺乏政府背书的流动性和信贷导致影子银行存在天然的脆弱性。许多影子银行活动与核心监管机构（如银行控股公司和保险公司）的运作交织在一起，从而成为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并且这种风险会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性而加强。投资者过于依赖信用评级机构时，发行人会更有激励将不透明的且存在风险的应收款项打包分析，提升证券化资产的评级（Ashcraft et al.，2011）。Wagner（2008）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发现，商业银行的管理者会利用金融衍生品来规避监管，并且金融衍生品的使用会降低商业银行的透明度。不仅如此，打包后的证券化资产信息不对称还会导致流动性错配等风险感知滞后（Keys et al.，2010）。
在我国，信息不对称导致风险增加的这一现象更加严重。从流动性风险的角度来看，理财产品一般期限较短，然而标的投资项目的期限都比较长。这样的活动使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错配，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引发流动性危机。监管缺位、资金运转流向不透明大大提高了中国影子银行的风险（Song，2015）。理财资金配置中相当部分基础资产都呈现了低透明度、低流动性、高风险的特征，尤其是非标资产投资和对接资本市场投资，具体资金投向、真实风险水平难以评估（廖岷和郭晓夏，2017）。李建军和薛莹（2014）认为信托公司部门是主要的风险源，银行部门是系统性风险最主要的承担者，观测期内影子银行部门系统性风险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而降低影子银行风险的重要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提高影子银行的透明度。
据此本书认为，国外影子银行的发展与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但是究其动因都离不开监管套利。中国影子银行是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为主体，是监管趋严背景下监管套利的产物，由于自身的高度不透明性，在监管体系外积累了大量的风险。然而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影子银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规模的估算（王浡力和李建军，2013；吕健，2014；孙国峰和贾君怡，2015），实证研究切入点更多在委托贷款、信托，而很少涉及理财产品层面。对于影子银行的研究则只能通过建模，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撑。本书则试图在该方面做出一些贡献，构建银行理财产品供给-需求的均衡模型，得到银行透明度能够缓解过度理财产品风险承担行为但不一定会抑制理财产品业务发展这一理论结果。最后本书还对这一理论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