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新加坡和中华文明对新加坡的影响
新加坡与中华文明的联系源远流长。中国古籍中很早就有了与今新加坡相关的古地名，而且各种说法种类繁多。
皮宗。据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卷二八下记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汉书》记载了上起西汉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约230年的史实。书中所称“皮宗”，或指马来半岛西南岸外的皮散岛（Pisang，马来语意为香蕉），或泛指今新加坡与其北方毗邻的马来西亚柔佛州一带，也有人指今天泰国北大年府一带。目前尚无确凿史料证明“皮宗”确指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柔佛一带，否则新加坡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公元1世纪。
蒲罗中。公元3世纪30年代，三国吴人康泰撰写的《扶南土俗传》就记载了新加坡的古称“蒲罗中”，又作“蒲芦中”或略为“蒲罗”。虽然《扶南土俗传》今已散失，但据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编成的《通典》卷一八七记载：“又《扶南土俗传》云：拘利未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北宋时期成书的《太平御览》卷七八七也记载：“《扶南土俗》曰，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水经注》等也提到《扶南土俗传》关于新加坡的记载。归纳起来，共有三段文字记载了新加坡：一是“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二是“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人居，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三是“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并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蒲罗”或为马来语Pulau（岛）的音译，“中”或为Ujong（尽头、海角）的音译，合起来意为“（马来）半岛尽头的岛”，指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柔佛州（Johore）一带。一说为Prathom的音译，指泰国的佛统（Nakhon Pathom），也有人认为在泰国的北大年或万伦（Ban Don）湾一带。新加坡政府出版的《新加坡年鉴（1999—2005）》也以“蒲罗中”作为新加坡历史的引言。
莫河信洲（即摩诃新）。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的由王溥撰写的《唐会要》卷一〇〇记载：“金利毗迦，……行经
国、诃陵国、摩诃国、新国、多萨国、者理国……乃至广州。”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七、《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摩诃”下的“国”字系衍文，摩诃国、新国，即摩诃新国之误。或谓即11世纪印度尼西亚爪哇碑铭中Mahasin一名的音译，在爪哇岛西部，一说在新加坡。也有人认为是加里曼丹岛南部Bandjarmasin（属辰）一名后半部masin的音译。
多摩苌。又作多摩长，或讹为多摩、多摩莨、多摩苌。《唐会要》卷一〇〇记载：“多摩苌居于南海岛中。显庆四年（659年）二月，朝贡使主。”《通典》卷一八八记载：“多摩长国居于海岛，东与婆凤，西与多隆，南与年友跋（华言五山也），北与诃陵等国接。其国东西可一月行。”在今马来半岛，或位于泰国高头郎（Phatalung）府的塔莫特（Tamant）一带。一说又作堕婆登，在克拉地峡。此外尚有认为其对应的是泰国的洛坤（Nakhon）及新加坡等说法。
罗越。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成书的《新唐书》卷四三下记载：“（陆真腊）其南水真腊。又南至小海，其南罗越国，又南至大海”，“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卷二二二下云：“罗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坠罗钵底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一般认为罗越故地在马来半岛南部，今马来西亚的柔佛州一带，或指新加坡海峡一带，“质”即马来语Selat（义即海峡）的简译。或谓该地的雅贡（Jakun）族又称Orang Laut（马来语义为海人），“罗越”即Laut的音译，也有的认为唐代罗越国辖境包括整个马来半岛。
凌牙门。又作龙牙门、龙牙山门。南宋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于宝庆元年（1225年）著成的《诸蕃志》卷上“三佛齐”记载：“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岛夷志略》“龙牙门”记载：“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中有水道以间之。”《元史》卷二九：“［泰定二年（1325年）五月］癸丑，龙牙门蛮遣使奉表贡方物。”《瀛涯胜览》“满剌加国”记载：“自占城向正南，好风船行八日到龙牙门，入门往西行，二日可到。”《郑和航海图》记载：“（吉利门）用乙辰及丹辰针取长腰屿，出龙牙门，龙牙门，用甲卯针，五更船，取白礁。”龙牙门或指岛屿，或指海峡。作为岛屿名的龙牙门，如《郑和航海图》的记载，一般认为指印度尼西亚的林加（Lingga）岛，但也有学者认为某些典籍记载的龙牙门应指新加坡。至于作为海峡名的龙牙门，所指则往往因时代或记载典籍的不同而异。一说指新加坡海峡，或专指新加坡和绝后岛（Blakang Mati）之间的石叻门，即前文所述的岌巴港（Keppel Harbour）。一说指林加海峡。也有的学者主张宋、元时的龙牙门指新加坡海峡，明以后则指林加海峡。还有人认为最初仅指石叻门，后成为新加坡海峡主峡及其南的泛称。
麻里予儿。明朝初年由宋濂、王祎主编的《元史》卷二一〇记载：“以暹人与麻里予儿旧相仇杀，至是皆归顺，有旨谕暹人，勿伤麻里予儿，以践尔言。”或谓麻里予儿即马来人自称Malayu的音译，《马可波罗行记》中作Malajur。其故地一般均认为在马来半岛南部一带，一说指马六甲，一说指新加坡或柔佛。
单马锡。或误为牛单锡。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于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编撰的《岛夷志略》记载：“近年以七十余艘来侵单马锡，攻打城池，一月不下。”一般均认为单马锡即《爪哇史颂》中Tamasik的音译，新加坡出土的13世纪的碑铭作Tamasak，《马来纪年》中作Temasek，为新加坡的古名。也有人认为指马来西亚的柔佛，或兼指新加坡、柔佛。
淡马锡。《郑和航海图》图一五有载“淡马锡”，一般认为它是新加坡的古名。也有人认为指马来西亚的柔佛，或兼指新加坡、柔佛。
淡马锡门。明张燮所著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东西洋考》卷九记载：“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八九托。又过淡马锡门，用庚酉及辛戌针，三更，取吉里问山了。”应指整个新加坡海峡的中段，位于新加坡南面，或指石叻门和新基水道。也有人认为指柔佛海峡西部的通道。
长腰屿。《郑和航海图》图一五记载：“（吉利门）用乙辰及丹辰针取长腰屿，出龙牙门，龙牙门，用甲卯针，五更船，取白礁。”一般认为在今新加坡海峡，有柯奈岛、安乐岛、绝后岛（即今圣淘沙），新加坡东北角的樟宜乃至新加坡岛等说。但依《郑和航海图》针路，长腰屿当在卡里摩群岛东南面，且龙牙门或指林加海峡，故有人认为此航路似未经过新加坡海峡，长腰屿应在廖内群岛求之，指苏吉岛或布朗岛。还有人认为指林加岛或宾坦岛。
星忌利坡。清朝颜斯综撰《南洋蠡测》记载：“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塘之西为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峡通进，……十余年前，英吉利据此岛，名之曰星忌利坡。”此即指今新加坡。
息力（又作昔里、息辣）。《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三“麻剌甲”记载：又南端一小岛，旧名息力，英人名曰新加坡。《海录》卷上“旧柔佛”记载：“旧柔佛在邦项之后”，番人称其地为“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一般均认为息力、息辣即指今新加坡。“息力”是马来语Selat（海峡）的音译，源自柔佛海峡的马来名Selat Tebrau。也有人认为《海录》中的新州府是兼指马来西亚的新山。
旧柔佛。《海录》卷上“旧柔佛”记载：“旧柔佛在邦项之后，陆路约四五日可到。……本柔佛旧都，后徙去，故名旧柔佛。嘉庆年间英咭利于此辟展土地。”有人认为旧柔佛即指新加坡，按旧柔佛原指Johore Lama，位于马来半岛南部柔佛河上游，16世纪柔佛王国建立后即建都于此，后遭葡萄牙人毁，曾屡屡迁都，今哥打丁宜等处及印度尼西亚的宾坦岛、林加岛都一度成为该国建都之所。唯新加坡似未同为柔佛王国的都城，况据《海录》所记自彭亨陆路可达，故此处旧柔佛虽非指Johore Lama，恐亦非专指新加坡，它包括哥打丁宜和新山一带。
新加坡。又作新加坡、星嘉坡。《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三、三三八、三三九，《清史稿》卷一三六、一五三、五二七均有记载，即今之新加坡，该名源自梵文的Sinhapura或Singapura，意为狮子城。
上述中国历代典籍中关于今天的新加坡的相关地名，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与新加坡密切的人文商贸联系和深远的历史渊源，表明新加坡自古以来就与中华文明关系密切，特别是马六甲王国时期，而不是仅仅始于西方殖民者入侵新加坡以后。
中华文明对新加坡的影响较大的是宗亲意识和儒家思想。从古代典籍可以推测，华人至少在公元元年前后就已经来到新加坡。他们的身份构成非常丰富，既包括中国历朝历代政府派遣的官员、学者、探险家，也有商人、农民、手工业者等，这是早期陆续到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到了近现代，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后，中国大量移民下南洋，来到新加坡做苦力、小贩。他们克勤克俭，发展壮大，用自己的双手缔造了今天的新加坡，这是新一批到新加坡的中国移民。这些移民彼此多为乡党、宗亲关系，他们血浓于水，相互依存。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早期传播，主要靠家庭、宗亲组织或同乡组织的祭祖活动和私塾教育。从社会组织形态看，华人的传统社团现在仍在新加坡社会动员中发挥一定作用。至于儒家思想在婚姻、家庭、社会关系上的理念和原则，更是新加坡社会的核心理念之一。新加坡政府独立后将儒家思想定为全民“共同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又将“儒家伦理”定为学校的选读课程。
中华文明还带给新加坡华人勤奋、忍耐、节俭、忠诚等传统美德。儒家强调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要求“慎独”。这种自我克制、自我反省的品格，对成就一个人非常重要。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华人漂洋过海，靠的就是这种刻苦耐劳、发愤图强的精神。新加坡人坚持以“忠诚”为核心的道德训诫来处理商业伙伴间、同行间、主从间的关系。在新加坡，“忠诚”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人际关系讲究“诚信”，即讲信用、信誉；二是个人与组织间强调“忠诚”，即忠于事业、忠于团体、知恩图报。儒家文化不仅增强了新加坡华人的凝聚力，而且在新加坡的社会生态、经济运行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层面看，儒家思想加强了新加坡社会各界的联系和关系的稳定，对促进新加坡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发挥了极大作用。在经济运行和商业管理方面，儒商是新加坡经济腾飞的一分子。经过现代化改良后的家族企业至今仍是新加坡的商业基础之一。
此外，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兼收并蓄、和合共生”也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的重要思想源泉。今天的新加坡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人群，居民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混血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各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特色、宗教信仰和节日礼俗，使新加坡文化呈现多元特色。
在新加坡，极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实物之一是各色店屋。这些二三层的小楼，在街道两侧整齐排列，颜色亮丽，靛青色、粉色、黄色、白色……在热带阳光的照耀下格外醒目。这些小小的店屋既有最初的中华文化特色，又有符合新加坡本土文化的改良。
店屋通常从街道的一头开始，一家家排列到街道的另一头。从正面看，它相当狭小，只有四五米宽，木梁架在两侧承重墙上，支撑起各个楼层。房顶搭上瓦，就成了一座小楼。然而店屋内部却别有洞天。一家店屋的深度至少是宽度的三四倍，直通后巷。屋内分割为楼梯间、房间、走廊、厨房、厕所，中部还保留了中国建筑中常见的天井结构，天井中往往养着盆栽花草，有的还配有一张茶几，颇有“大隐隐于市”的味道。
中国风格的店屋
有的店屋按照中国传统，采用完全开放的天井，从三楼直通一楼，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小型露天庭院。有的店屋在天井上又支起小亭盖，以避免水涝和过强的日照。在狭长且两侧封闭的店屋中，天井改善了采光和通风，可谓店屋的点睛之笔。而在炎热午后，店屋的高墙和天井又可创造出幽深清凉的环境，让店屋成为热带小城中的世外桃源。
这种正面窄、纵深长的奇特比例源自中国南方民居风格。在中国，人们在江南的水道旁，或岭南的街道边，都常常能看到类似的窄瘦民居和店铺。早年华人下南洋，就把家乡的建筑风格带到了新加坡。另一方面，中国建筑本来就惯用木结构支撑房顶，传统的店屋当然也概莫能外。由于当地木材的承受力有限，因而店屋的宽度受到限制。
此外，这一建筑结构也源自殖民统治时期的深层原因。英国人最初规划新加坡城市建设时，曾按照管理印度等其他殖民地的经验，将不同种族划分为不同片区，分而治之。殖民者当初把新加坡中部的大片土地留给了欧洲人，而边缘地区则分别划出了中国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的小片居住区。出乎意料的是，华人社区人口迅速膨胀到数万，欧洲人却不到百人。在狭小而拥挤的华人社区中，“临街”逐渐变成了珍贵的商业资源，而正面狭小的店屋既能让更多人享受到“临街”的特权，又可以最大限度容纳更多居民，可谓一举两得。
店屋结构图
因其雅俗共赏的外观、深沉蕴藉的文化和方便宜居的实用性，岛上其他族群的居民也纷纷效仿、采纳店屋的形式，土生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也根据自己的喜好，改造出形式各异的店屋。华人在店屋的正面往往会挂起牌匾和灯笼，在墙上刻上松、竹、梅、兰，龙和麒麟等植物或瑞兽。马来风味的木雕、希腊罗马式的柱头和拱圈、欧洲殖民风格的盾牌和勋章……缀满店屋的正立面，而店屋的窗户也可谓琳琅满目，有百叶窗、推拉窗、滑窗、玻璃窗等，不一而足。不同风格的文化元素在店屋混搭在一起，竞相辉映，共筑多元文化的魅力。
店屋的不同形制
新加坡的“中式巴洛克风格”店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