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新加坡的文化运动
从1945年日本投降至1959年取得自治、1963年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新加坡在文化领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民主义和多元民族和谐共生运动，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涉及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在凝聚人心、鼓舞人民的斗志和塑造民族国家的精神内核方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新加坡文学界涌现出一批以描绘抗日战争地下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优秀英文小说，如陈基安的《无声的敌人》（又名《马来亚》，1952年）、尼维·刹特的《一个像艾丽丝的小镇》（1950年）、迈克·强的《榴树》（1960年）、葛烈维尔的《鼠王》（1962年）和烈斯李·托玛斯的《娘子军》（1966年）。
与此同时，马来裔作家马苏里、玛斯等于1950年8月创立了“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他们坚持“为社会而艺术”的创作原则，向大众传播了强烈的民族解放思想，也被人们称为“五十年代派”。其中，马来裔诗人马苏里写下了热爱乡土和民族的诗集《白云》（1958年）、《时局的色彩》（1962年）和《苦花》（1962年），作家哈伦·阿米努拉锡以1511年马来人反抗葡萄牙殖民者的英雄事迹为题材写成了小说《阿旺元帅》及其续集《阿旺元帅之子》，马来裔小说家苏拉特曼·马卡山的短篇小说《没有出路》（1958年）则生动地描写了一位马来舞女的不幸遭遇，引起了人们对殖民地人民悲惨遭遇的广泛同情。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马来文学的中心并不在马来亚联合邦，而是在新加坡。直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不少马来裔作家才开始回迁马来西亚，马来文学的中心才逐步由新加坡转至吉隆坡。
战后新加坡的华人文学也迅速兴起。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新加坡的华文写作者们就于1945年底成立了“星华写作人协会”，但因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法令，该协会随即被解散。1947年底，新加坡华人成立了“星华文艺协会”，但再次因殖民当局的紧急法令而被解散。然而，殖民者的阻挠并不能影响战后新加坡华人文学的发展轨迹。新加坡华文文坛在此后涌现了不少描写劳苦大众特别是老一辈华侨苦力、矿工、割胶工和农民的优秀作品。代表作有李过（原名李今再）的中篇小说《大港》（1959年）、《新垦地》（1960年）和长篇小说《浮动地狱》（1961年），苗秀（原名卢绍权）的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1952年）等。
随着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也被开发了出来，其中就包括以新加坡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为基础的多元族群舞蹈。此前，殖民者对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各族舞蹈采取排斥和压制政策，战后却再难阻挡各民族通过自己的舞蹈表达民族独立之声。
这一时期，华人的舞狮、舞龙、红绸舞、采茶舞、荷花舞、剑舞等开始更多地走上街头和舞台，并受到人们的欢迎。1947年8月，中国歌舞剧艺社到新加坡和马来亚巡回演出300余场，引起了轰动，组织者应邀为当地民众进行了数十次培训和指导，对新加坡华人舞蹈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民众响应工会组织“创造新文化”的号召，为了塑造新的国家身份认同感并打造各民族和谐共融的新理念，开始编排本地题材的舞蹈节目。例如，在为南洋大学募集资金的过程中，许多华人学校和文化团体就联合起来编排了大量义演节目，其中除华族舞蹈外，还包括马来舞、印度舞等。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各民族文艺团体只有通过象征性的舞蹈联排联演形式，才能表达出团结必胜的意志。
其中，由新加坡华侨中学于1958年创作的舞剧《一个村庄的故事》，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以马来椰壳舞开始，继之以一群不同族群的孩子共同嬉戏的场面来表现多元族群在新加坡和谐共处的文化传承。随后，一组手持水罐的印度裔女孩来到河边，与几位正在浣衣的华裔村姑开始在潺潺的溪水间嬉戏。这时，一群金发强盗突然闯入了静谧的村庄，村民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不同族群的青年男女开始奋起抗敌，最终将入侵者成功赶出了家园。为了创作该舞剧，编创人员曾到巴斯卡舞蹈学院专门学习印度古典舞和现代民间舞，并向1957年从印度尼西亚请来的舞者学习马来舞。整台舞剧由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舞者同台献艺，跨民族、跨文化的表演精彩纷呈、水乳交融，构建出一幅迥异于殖民地时代风貌的多元文化共存共融的全新画面。
此后，新加坡舞蹈工作者还编导了舞剧《阿里和法蒂玛》，这是由华人编导并表演的马来人爱情故事，得到了马来舞蹈家农仄加尼的协助并受到了马来观众的热烈欢迎。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生动反映。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继续倡导多元文化理念，并根据新的现实，坚持兼容并蓄。文艺创作者在中华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西方元素，从而创造性地组织排演了包含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各族群舞蹈和西方芭蕾舞的“人民联欢之夜”环岛系列巡演，受到了新加坡各族民众的热烈欢迎，将当时的新加坡文化创作推向了高潮。这些演出以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卡车后车厢为舞台，使用简单的声光设备，一路载歌载舞、引人入胜，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增强了人们对多元族群和谐共生新理念的认同，加强了各族群对新生的国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