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狮城沦陷
马来半岛被日军占领后，新加坡成为咫尺之遥的孤岛。面对日军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入侵，新加坡华人积极展开抗日救亡运动。一些华人组织的“华侨抗日义勇军”，吸收了部分工人、学生，总数达到数千人，奔赴在抗日一线。新加坡华侨各界也已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对“华侨抗日义勇军”的抗日行动进行资助。
1942年2月初，日军终于发动了对新加坡的总攻。英军总司令部白思华中将（Lt.Gen.Arthur Ernest Percival）随后宣布新加坡攻防战开始并决定防守前线，驻新加坡英军开始与日军交战。与此同时，千余名“华侨抗日义勇军”队员在“保卫星洲”的口号下，由马来亚共产党员林江石率领，开往前线协助英军作战。当时的英军宣布新加坡“华侨抗日义勇军”为隶属于马来半岛英军司令部的“星华义勇军”（Dalforce），宣布待遇与不列颠印度军队及英属澳洲军队“一律平等”。
1942年2月1日，日军指挥官山下奉文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先派一部在新加坡岛东北部和近乌敏岛一带水域成功吸引驻守该地的英军注意力，然后在新加坡岛西北部趁机用充气皮艇渡过新加坡本岛与马来半岛之间的柔佛海峡，在莎琳汶、克兰芝、林厝港和裕廊等地海滩登陆。其间，日军受到“星华义勇军”和盟军联手抵抗。
2月13日，日军第18师团以猛烈的火力进攻鸦片山（巴西班让），鸦片山战役打响，这是日军进攻新加坡期间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由于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死亡400人，因此决定乔装成英属印度兵再次实施攻击。但日军的诡计被坚守在鸦片山上仅余42人的第一马来军团阿南·宾·赛义德·迪上士识破，随后对日军展开攻击。最终，马来军团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阿南上士不幸被俘。日军为了泄愤，将阿南四肢砍掉，并将他用麻袋装起来倒挂在树上，用刺刀刺了几十刀。阿南壮烈牺牲，年仅27岁。
阿南上士遗像
与此同时，“星华义勇军”也在新加坡的裕廊前线、巴西班让沿海防线、武吉知马沿海海岸等地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星华义勇军”原为新加坡华人自发成立的“华侨抗日义勇军”，成立年份不详，至少在1939年就已存在，1941年12月25日被英国驻马来亚秘密警察部队的约翰·达利中校收编到英属海峡殖民地志愿军之中。由于将领姓氏为达利，于是英殖民地政府也称“星华义勇军”为“达军”。并且，因为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勇猛，英国人还给他们取了一个“达利的亡命之徒”（Dalley's Desperadoes）的外号。
新加坡“星华义勇军”成员曾获得过的勋章
“星华义勇军”虽号称与殖民地军队待遇一样，但并没有配发英联邦军队军服，而是穿着自己的制服并在头上绑有头巾。多数人持恩菲尔德步枪、刺刀与一些子弹，通常每人仅有数发至20多发不等的子弹，只有少部分人有手榴弹和布伦轻机枪，其他人只能持打猎用的器具如猎枪与巴冷刀（马来半岛特殊的开山刀）。一名负责军训的名叫弗兰克·布鲁沃尔（Frank Brewer）的英军军官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英军不够步枪发给这些队伍中的每一个人。其中一个中队有多达三种不同的猎枪，这使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学会如何使用这些东西越发困难。
“星华义勇军”在莎琳汶海滩、武吉知马、兀兰与克兰芝抗敌。主要任务是巡视敌人可能的登陆点红树林沼泽地。他们作战勇敢，坚决杀敌，但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17条半碑19烈士”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当时，星华义勇军一部在17条半碑遭敌包围，战士们坚决与敌作殊死战斗，激战一个多小时，除排长幸存外，其余冯松经、莫奉恋、冯廷坤、何琼等19人壮烈战死于星洲曦光社后面的高地。
但英军以防卫英国本土免遭法西斯德国侵略为由，除1月下旬曾派遣少量从马来半岛退守的援军到新加坡外，并未向驻新英军提供实质军事援助，造成防守新加坡的军力单薄；再加上指挥、训练、装备和士气等问题，新加坡英军节节败退。
日军战机轰炸新加坡红灯码头逃难船只时的现场航拍照
在此形势下，英军总司令部决定投降。而由于此时“星华义勇军”仍在继续抗日，英军总司令部竟于2月13日下令解散“星华义勇军”。尽管如此，“星华义勇军”大部仍战至15日英军投降前的最后一分钟。甚至在新加坡沦陷后，仍有战士坚持在敌后工作，继续为抗日而战斗，并因此遭敌捕杀。
1942年2月15日农历新年当天，白思华中将向山下奉文投降，并在新加坡武吉知马福特汽车厂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正式将新加坡的主权交给日本，约13万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士兵被7万日军击败，当中一些战俘随后被日军遣送至缅甸、日本、朝鲜和伪满洲国修建铁路。
攻下新加坡后，日本旋即将之改名为“昭南岛”。1942年2月18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晚报在封面头条刊登一则报道称，2月17日正午日本大本营（战时日本陆海两军最高统帅机关）发布通告，宣布将新加坡岛改称昭南岛。时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为改名给出了堂皇的理由：“新加坡是英国多年的领土，而且是东亚祸乱的基地，大日本帝国不但必须彻底把这个祸根去除，还必须把它变成大东亚防卫的据点。”所谓“昭南”或指“昭示光芒普照南洋”，但新加坡历史研究者林少彬先生认为将其解释为“昭和天皇治理南方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似更准确。在行政上，新加坡成为日本法西斯帝国的一个“特别市”。因此，新加坡的日治时期也被日本方面称为“昭南时代”，并由大达茂雄任第一任特别市市长，内藤宽一为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市长。
可有谁知道，就在新加坡被迫改名的同一天，日军以“大检证”为名，开始在新加坡实施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血腥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