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莱佛士
1819年，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登陆和占领新加坡，并选择新加坡为英国新开发的港口，使他成为“新加坡开埠第一人”。他也由此成为英国驻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督，直到1823年离任。
莱佛士在新加坡期间做了一些整顿工作，如以新加坡河为经济命脉；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规划新加坡的市区建设，设立了华人区（大坡）、马来人区（小坡）以及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区（美芝路），力求各个族群能够和睦相处。
此外，莱佛士也督导制定了新加坡的法律，如控制烟草和猪肉销售，严禁赌博等。1820年，新加坡开始为英国产出利润。1823年，新加坡的贸易额已经超过马来半岛的槟榔屿。
莱佛士是个古怪的多面手，也是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人。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围绕着他的赞誉和质疑始终没有散去。他既是学者，又是颇有手腕的政治家，还是个精于算计的商人。一方面，他是英国利益的忠诚维护者和殖民开拓的急先锋，他为大英帝国的利益殚精竭虑，四处奔忙，开疆拓土，用不太光明正大的手段帮助英国获得了新加坡。但另一方面，他促进了近代以来新加坡的繁荣发展，在这方面他又功不可没。1819年2月6日，莱佛士获准在新加坡设立商港，该日也因此成为新加坡的开埠日。直到今天，新加坡的很多酒店、广场和雕像仍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也被尊为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
莱佛士1781年7月6日出生于英属牙买加的莫兰港，1826年7月5日去世，去世时年仅45岁。他出生的地方加勒比海沿岸的牙买加当时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他的父亲是一位船长，家境并不富裕，因此他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14岁就被迫辍学，进入位于伦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任书记员，以供养母亲和4个姐妹。他依靠自己钻研科学，还学会了数种语言，对博物学也颇感兴趣。1805年，改变他命运的机会来了。年仅24岁的莱佛士在这一年被公司派往英属马来亚的槟榔屿殖民地担任助理秘书一职，并就此开启了他在东南亚的殖民生涯。槟榔屿，当地华人又称为槟城，是英国通过巧取豪夺，在马来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据点，也是英国殖民者对抗当时风头正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桥头堡。出身贫寒的莱佛士到达这里后，靠着勤奋钻研，很快就了解了散居在这里的马来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并赢得了时任英国驻印度总督明托勋爵的赏识。
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画像
在莱佛士来到槟榔屿的那一年，他和一位比他大10岁的寡妇结婚。他的行为举止引起了许多英国人的猜疑，不仅因为他的夫人比他大不少，而且因为他的夫人并不是真正的英国人，他们认为她和莱佛士并不相配，但这并不影响他与妻子的感情，反而促使他更加发愤图强。1807年，莱佛士到马六甲城养病，进一步学习马来文，了解马来人的社会，这段时期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他开始展现治理东南亚的才华。
这时，盘踞在东南亚的荷兰殖民者已经先期控制马来半岛大部分地区并占据爪哇、苏门答腊等今属印度尼西亚的南方群岛，将该地区称为荷属东印度地区。而法国这时的当政者拿破仑也试图与荷兰人联合，欲以爪哇群岛为跳板击败英国，从而获得他们在东方的贸易权。英国殖民者与荷、法殖民者的碰撞势在必然。1810年，莱佛士奉时任英国驻印度总督明托勋爵的命令去印度的加尔各答，受委任为印度总督驻东方特派员。同年10月奉命统筹英军远征爪哇的工作。1811年，莱佛士被明托勋爵任命为参谋，参与谋划从海路攻击荷属爪哇群岛的作战计划并随明托一起渡爪哇。1811年8月6日，英国远征军经过安全登陆爪哇岛，并向盘踞在这里的荷兰、法国联军展开攻击，最终占领了该地。在此过程中，明托对莱佛士所展现出的指挥才能倍加称赞。同年9月，明托任命他为驻爪哇代理总督。随后，在英国攻占了荷属苏门答腊岛后，莱佛士又被任命为驻苏门答腊总督。
不久之后，明托返回了英国驻印度总督总部所在地加尔各答，年仅30岁的莱佛士单独担负起管理爪哇岛数百万民众的任务。踌躇满志的莱佛士试行了一些当地自治政策，废除了奴隶贸易，修复了当地部分古迹，并推行了新的土地租赁制以取代荷兰人统治时期推行的强制农耕计划，实行土地国有化，招揽专门学术人才。为打破荷兰殖民体系，他还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改善了原住民的生活条件。在闲暇之余，他还抽空撰写了《爪哇史》，试图全面回顾和总结该岛的历史，弥补有关该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不足。然而，改革耗资甚大、牵涉面甚广，最终夭折。
在此期间，莱佛士为了熟悉殖民地的人文风情，努力与马来人接触，探知马来人的社会风貌，渐渐成为一个“海峡通”“马来通”，并深得当地马来人的尊敬。他还建议把马六甲城吸纳为英国的军事基地，并为此常年奔波劳累，导致健康出了问题，因此经常到马六甲城养病。
由于健康不佳，加之挚爱的妻子于1814年亡故，以及1815年英国又将苏门答腊岛归还给荷兰，莱佛士最终于1816年3月奉召回国并被册封为爵士。1817年他续娶了妻子，并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但未能重新获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当权者的信任。
1818年3月，他的机会再度降临，英国东印度公司再度派遣他来到苏门答腊岛，担任苏门答腊西岸的明古连（又译“明古鲁”）代理总督。鉴于荷兰已重新控制海峡诸岛并推行商业垄断政策，因此莱佛士决定避其锋芒，从别的地方入手发展英国势力。他凭借深厚的东方知识和卓越的口才，很快获得当时的驻印度总督W.黑斯廷斯的信任，后者同意他的建议，并希望尽快付诸实施。1818年12月，莱佛士奉黑斯廷斯之命，开始在马六甲海峡东端寻找合适的地点，谋求建立英国的前哨基地。1819年1月28日，为了找寻新的自由贸易港，莱佛士乘巡洋舰抵达棋樟山（圣约翰岛），29日登陆新加坡本岛，在此建立了自由贸易港，这就是今天的新加坡。
他在登陆次日（有说当日）就宣布与当地天猛公订立友好同盟条约，东印度公司据此从柔佛王国苏丹手中获得了新加坡的管治权。然而这个管治权并不完全合法，因为事实上当时的柔佛王国苏丹阿都拉曼·穆阿占沙并未同意莱佛士的请求。因此，工于心计、善使手段的莱佛士采取了“扶持新苏丹，抵制旧苏丹”的计策，宣布不承认荷兰支持的原苏丹阿都拉曼·穆阿占沙，称愿拥立其兄长东姑胡先为合法苏丹，接下来通过与这个英国承认的苏丹缔结条约，获得了新加坡的合法管治权，莱佛士也成为英国驻新加坡的首任总督。
1823年1月，新加坡被宣布为自由港。1824年3月，英荷缔结条约，荷兰宣布放弃对新加坡的一切要求。这时莱佛士健康状况恶化，1824年乘“荣誉号”回英国，不幸途中遭遇大火，家产和收藏付之一炬。返回伦敦后，他被誉为东方学专家并协助建立了伦敦动物园，当选为第一任园长和伦敦动物学会首任主席。1826年7月5日，莱佛士爵士在45岁生日到来的前一天于伦敦病逝。
终其一生，莱佛士既有极不光彩的殖民行为，也有对近现代新加坡的开辟、建设和长远规划贡献：首先，他让新加坡从一个经历古代辉煌后没落的普通渔港再次崛起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重要商港。他的社会管理理念、企业经营之道和文化保护主张等直到今天都有其可取之处。今天，新加坡的顶尖学府莱佛士书院、莱佛士女中和莱佛士初级学院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他名字命名的莱佛士酒店则是新加坡最好的五星级饭店之一。其他用他名字命名的场所还包括莱佛士坊地铁站、莱佛士城等，这些都折射出了他对新加坡深厚复杂的影响。
他具有超越同时代人的战略眼光和精辟独到的见解。作为《爪哇史》的作者，莱佛士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东南亚历史和地理学者。他通过对地区历史的深入研究，很早就敏锐地捕捉到新加坡地理位置的极端重要性。他深知，早在他来到新加坡之前的500年，这里就已经是一个繁荣的商港，并且早在“淡马锡”时代，新加坡就已与世界通商。莱佛士认为，他有能力重振新加坡的古代辉煌，让这个古老的文明重放光彩。因此，他最终选择在新加坡开埠并非偶然，而是经过一系列深入研究后的决定。
其次，莱佛士从一开始就把新加坡定位为自由贸易港，从而使“经济第一，商人至上”的价值观成为现代新加坡经年不变的精神内核之一，并延续至今，这也缔造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奇迹。新加坡虽然小，但它有着拥抱全世界的胸怀；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胸怀，世界各国的商人、移民才能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自由地开展贸易，密切地相互交往，从而成为东西方交融的中心。
再次，莱佛士的一些精神品质值得后人尊崇和学习。除了本身勤奋好学之外，莱佛士也勤于历史研究，尤其对当地的历史渊源和古代的习俗颇感兴趣。他交际能力强，能与各个阶层的人群沟通自如。他懂得尊重别人，并拥有笑容可掬、温文尔雅的谈吐风格。他也喜欢帮助别人，同情弱势群体，因此深得人心。他喜欢研究政治、历史、法律和名人逸事。莱佛士的私人助理阿都拉常看到他在幽静的角落沉思，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非常投入，常常不发一言且要追根究底。
此外，莱佛士颇善于社会管理。他对殖民地各个族群的思维和个性都了如指掌，比如他观察到当时的马来人慵懒闲散的习性，华人、印度人的勤劳本性，还有阿拉伯人善于经营生意的能力。对此，他在策划和发展新加坡的时候，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例如他对新加坡的市区建设进行了认真规划，以新加坡河为经济命脉，将新加坡划分为华人区（大坡）、马来人区（小坡）和欧洲人—阿拉伯人区（美芝路），使各族群和睦相处。此外，他也协助制定了新加坡的法律，控制烟草、猪肉交易等。
然而，“功归功，过归过”，围绕莱佛士个人的争议也始终没有停歇。历史学界及民间对莱佛士抨击最多的是他的殖民者本质，并且他采取“另立苏丹”这一并不光明正大甚至有些卑劣的手段，从柔佛王国手中威逼利诱获得了新加坡的管治权。站在不同的角度，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观点认为不管当初他使用了怎样的手段，毕竟让新加坡从此走上了开放、发展的道路，但也有不少观点认为莱佛士在获取新加坡管治权过程中的表现，确实给外界留下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政客的印象。
人们对莱佛士的另一个否定点是他在获得新加坡管治权后推行的毒品贸易政策。莱佛士在新加坡开埠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随即将新加坡经营为加工、储存、分销鸦片的地区中心，从印度大量进口鸦片，在当地加工后走私、贩卖至东南亚、中国等地，戕害亚洲人民身心健康。这导致了19世纪中叶两场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对此，一些西方历史学者也对当时英国殖民者推行的毒品贸易政策具有清醒的认识。例如，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卡尔·特罗基（Carl Trocki）就强调“整整一个世纪”，新加坡都是英国殖民体系在东南亚的“鸦片中枢”，并指出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英殖民体系“在本质上是个毒品垄断集团”。莱佛士作为英国殖民体系的维护者和执行者之一，他在经营鸦片贸易这一问题上对亚洲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矗立在新加坡河边当年登陆点的莱佛士雕像
另外，人们对莱佛士的质疑还集中在他实施的一些社会政策上。在莱佛士管理新加坡期间，虽然来自鸦片贸易的收入已经很可观，约占当时英国在新加坡税收的50%，但仍不能满足帝国对财富积累的需求，因此莱佛士允许娼妓合法化、规模化，甚至从东欧进口妓女，并从中征收娼妓税。这一做法也招来后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