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血腥大屠杀
随着1942年2月15日英军投降，新加坡沦陷。马来—新加坡战役以日军的完全胜利结束。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战后回忆称，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会陷落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了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是一记沉重的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小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
在马来—新加坡战役中，表现最英勇的是马来人民抗日军和“星华义勇军”。前者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主要由华人组成的抗日武装，编成2个旅，约4000人，他们曾在金马士（Gemas）地方重创日军第25军战车第一联队及安藤支队。“星华义勇军”在新加坡保卫战中表现英勇，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自己也承受了巨大伤亡。新加坡保卫战虽然在日军猛烈攻击下最终失败，仅坚持了八天，但一些义勇军成员随后坚持开展游击战，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其间，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抗日力量也对新加坡的抗日力量进行过援助。
与此同时，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南洋华侨们也为抗击日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们就出钱出人支援中国抗战，在抗战初期直接汇回中国的钱款加上义捐总数达到50亿元，而1939年中国国民政府全年的抗战经费也不过18亿元。陈嘉庚先生、胡文虎先生都是当时南洋著名的抗日爱国华商。此外，更有许多华侨回到中国参战，令日军胆寒。新加坡的一些南洋机工甚至曾到中国接受军事训练，然后被派往滇缅公路，与中国机工共同抗日。当时的日军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不是有华侨的支援，中国问题早就解决了。
凶残的日本法西斯对新加坡华人恨之入骨，因此日军一占领新加坡，即将屠刀伸向新加坡人民。侵占新加坡后仅仅几天，日本侵略者即发布文告，要求新加坡华人不分男女老幼到指定地方集中接受“大检证”，但到了集中地点等待着华人的却是蒙着面的原英国警察、印度警察等变节分子，他们对所谓“反日分子”进行指认。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即被日军绑赴海边遭重机枪扫射杀害。到后来，为节约子弹，日军干脆将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10千米左右的地方推入海中溺亡。
这次美其名曰“大检证”的大屠杀行动就是由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与参谋长铃木宗作以及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实施的。事实上早在2月17日，山下奉文即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宗作则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处死）”。计划原本要在3天时间内鉴别并肃清所有抗日的华人。
日军在新加坡展开“大检证”行动
2月18日，残酷的“大检证”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华侨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检证”。不到3天，7个集中地的学校、工厂、住宅、街道都挤满了华人。白天烈日曝晒，夜晚寒风侵肌，华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惊胆战地等待审查。仅仅几天，就有100多人被挤死、闷死。
好不容易熬到受检之时，还须连过日军官兵和“线人”的审查和盘问。尽管有《抗日华侨名册》（在新加坡的日本侨民和柔佛州警方有关人员提供）和投降变节人员的协助，但要在短短3天内，从七八十万华侨中甄别出五六万“抗日分子”，绝不可能。整个甄别过程实际上充满了“儿戏”——只盘问职业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甚至抽签抓阄者有之。由于“检证”匆忙，日军并未制订出一套完整的计划，所以实际执行时标准各异，各区军官完全随个人好恶行事，有的“检证点”专门拘捕有钱人，有的“检证点”专门拘捕戴眼镜者。不幸被“检证”出来的，即被卡车拉往郊外集中处死；侥幸过关的，则身上盖一“检”字放回。总之，是生是杀，全随日军意志支配。据当年亲历者回忆，那几天新加坡全城血雨腥风。
关于那场“大检证”，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过生动的描述：
日本兵离开我家之后不久，便传来消息说，日本人要所有华人到惹兰勿刹运动场集中，接受检证。我看到李绍茂和他的家人离开，认为自己也跟着去方为上策。如果我随后被日本宪兵发现留在屋子里，一定会受到惩罚。于是，我和忠祜一起到惹兰勿刹运动场去。碰巧忠祜跟其他人力车夫同住的“估俚间”就在铁丝网围篱之内。几万户人家挤在这一小片天地里，所有出口都有宪兵站岗。
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这一次，我竟莫名其妙地平安通过了检查站。日本兵在我左手臂和上衣前面，用胶印盖上一个“检”字，意思是检查过，可以出去了。我和忠祜一起回家，不禁松了一口气。我是有理由感到宽慰的。
从以上的文字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到紧张和恐怖的气氛。在那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李光耀凭借自己的果敢、机智和镇定躲过一劫，实乃新加坡之大幸。同时，从李光耀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军的“大检证”是何等随意、恐怖和凶残！
根据新加坡文献尤其是经历过惹兰勿刹检证的亲历者回忆，当年“大检证”原本定在2月23日完成，实则一直延续到3月3日才停止。由于带着刺刀的日本宪兵进入每栋房子检查，匿藏者一旦被搜出将必死无疑，因此除非早已躲进郊外的森林中，否则留在市区内的平民都不得不前往集中地接受“检证”。
集中地由铁丝网隔离，出入口有重兵把守，平民有进无出。众人均蹲坐在地上静候“检证”。稍后，老人妇孺被释放回家，青壮男子留下接受检查。候检的个别人士依序前往检查台前站立，负责的日军依清单名册抓人，变节者也从旁协助指认。另有多名宪兵在场戒备，还有日军军官一同执行监督。受“检证”者只有两种命运：一是通过“检证”，衣物上被盖个印记然后释放回家，二是通不过“检证”，被大卡车运走并集体枪杀。除此之外别无第三种情况。
新加坡华人接受“检证”
当时，日本陆军中鼎鼎大名的战争狂人辻政信正担任马来方面作战处主任参谋，他也是大屠杀的主要推动者之一。2月22日，辻政信巡视了负责惹兰勿刹地段“大检证”工作的日军部队。在听说大西觉的分队只甄别出70人后，辻政信大为光火，严厉斥责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这一句话便让大西觉的分队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了几十辆汽车，风景宜人的樟宜海滨遂成血腥屠场。
日军屠杀新加坡华人的手段极其残忍：有将人相互捆绑推入海中用机枪扫射的，有令其自掘坟墓服毒自尽或用机枪射杀、军刀砍杀的，种种手段，令人发指。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肃清”案战犯审讯记》曾有这样的记述：“芽笼区则为日军施虐最残酷惨毒之地区也。华侨居民不问男女老幼，均被驱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场，忍饥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妇孺乃得释回。男子蹲踞草场，任曝骄阳，稍一动弹，拳足交加，甚或驱上罗厘（货车），每车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经检出之教员及识字者、公务人员、义勇军、南来不及五年者、有五万以上资产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载往锡叻七里半处屠杀，为数之众，为各区之冠。”
有生还者忆称，一同被载到海边枪杀的共有11卡车600多人，自己是枪下余生者。还有生还者披露，自己是在2月22日到惹兰勿刹集中的，次日妻子女儿获释回家，自己则和其他20卡车的华人被载到海边枪杀，本人身受重伤后躲藏在附近丛林中生还。还有生还者披露，自己与其他120人被载到海边时那里已经堆积着很多死尸，众人皆被绑成一串，被迫步入海中，日军随后在其背后用机枪扫射。该生还者挣脱绳索，潜入海中得以逃过一劫，同他一起生还的还有一人，亦是潜水逃生。还有生还者忆述，自己被变节者指认为抗日分子，当时天色已晚，因此暂被囚禁在维多利亚学校教室。次日清晨，室内70多人被集体载到海边枪杀，其中4人未射中要害，挣脱绳索逃生。
战后调查，日军集中屠杀华人的地点多达几十处，包括榜鹅海滩、旧樟宜海滩、圣淘沙海滩、东海岸靠近码头的地区等都是当时的屠场，并有大量遗骸被陆续发掘出来。
那么，那场大屠杀究竟有多少罹难者？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轻描淡写地称是5 000人，但这一数字实际上最初出自当时“昭南市”警备司令官河本参郎的自供，没有人做任何核实，因此其说辞不仅准确性令人怀疑，且极有可能是战犯推脱罪行之辞。新加坡华人社会则估计遇难者人数可达10万人以上，也有较折中的观点认为，罹难者至少应介于2.5万至5万人。但无论罹难者人数多少，新加坡“大检证”大屠杀与中国南京大屠杀、菲律宾大屠杀已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屠杀亚洲地区人民的三大惨案，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而新加坡大屠杀是其中目的最明确、组织最严密的一次屠杀。
新加坡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曾经经历的惨痛历史。1967年2月15日，新加坡和平纪念碑落成揭幕。直到今天，每年的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到来之际，新加坡人都会集中到这里控诉侵略者的暴行，悼念无辜的死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