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华人对当时中国革命工作的支持
殖民地时期，新加坡曾是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活动中心，曾是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要海外基地，发挥着联络南洋侨胞、宣传革命、募集资金和筹划起义等重要作用。按照新加坡著名学者柯木林先生之说，孙中山先生从1905年起曾先后8次访问新加坡。
孙中山先生8次到新加坡，其中数次下榻晚晴园，与黄兴等人商谈国是。晚晴园是坐落在今天新加坡大人路12号的一座古朴的二层小楼，是孙中山先生早年活动的地点。其前身是“明珍庐”，原是广东籍梅姓华商的住所。20世纪初，潮州华商张永福为供养母亲而购得此楼，遂取唐朝诗人李商隐名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意，命名为“晚晴园”。主楼呈凸字形，坐东偏南，为古典殖民地别墅，采用了当时欧洲流行的帕拉第奥风格并混杂有中国和马来风格，走廊宽阔、园地宽大、地辟人静，是早年新加坡富商常用的住宅样式。
新加坡晚晴园
按照新加坡史学界的说法，孙中山先生8次访问新加坡的时间大致是：第一次为1900年7月9日至12日，前后停留4天；第二次为1905年7月初，只停留1天，夜宿轮船上；第三次为1906年2月16日，在晚晴园居住2星期；第四次为1906年7月，停留一个半月，仍住晚晴园；第五次为1907年3月底，停留数日，住在乌节路（Orchard Road）一间屋子里；第六次为1908年3月至1909年5月，在新加坡前后居住达10个半月，先住晚晴园，其间曾北上槟城（今属马来西亚）、曼谷（今泰国首都）等地活动，1908年12月后搬离晚晴园，改住客纳街（Club Street）85号和丝丝街（Cecil Street）77号的两处旅店；第七次为1910年7月11日，停留1星期，住丝丝街77号旅店；第八次为1911年12月15日，只停留1天，下榻秉德路（Pender Road）16号的陈武烈大厦。
1905年新加坡《图南日报》刊行的日历
由于新加坡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东南亚地区的中心，也是东南亚地区华人人数最集中、资金最充裕的地方，作为反清革命运动的总领袖，孙中山期望南洋华人能够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提供帮助。然而，当他第一次抵达新加坡后，很快就被英国殖民地当局发觉并驱逐，且禁止其5年内再次入境。
1904年新加坡第一份革命性报纸《图南日报》创刊，新加坡再次引起其关注。当时，《图南日报》的创办人张永福与陈楚楠为庆祝1905年新年，特地刊印日历，上有“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题词，并配上“自由钟”“独立旗”插图，旗上印有“同胞国民万岁万岁万岁”字样。这份日历流传至美国檀香山后被孙中山偶然看到，孙中山对其革命立场十分赞赏，亲自寄20美元购买20张，并专函致新加坡的革命志士尤列，询问《图南日报》详情，十分关心新加坡华人革命运动的情况。1905年7月初，孙中山先生从欧洲乘轮船赴日本途中经过新加坡暂时停靠，新加坡革命志士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三人在尤列的引荐下，上船会见孙中山先生。这次会见奠定了日后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分会的基础。张永福等人见到孙中山后，为孙先生的风范所折服，于是决定将晚晴园借出，作为新加坡革命活动的总部。
孙中山（中）、张永福（左）、陈楚楠（右）20世纪初在晚晴园合影
孙中山先生第一次下榻晚晴园是在1906年2月。当时，中国同盟会已于数月前（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孙中山先生在晚晴园入住三四天后，即召集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东南亚华人社会有革命党的正式组织，即从晚晴园开始。当时，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盟书就由孙中山先生与李竹痴等在晚晴园楼上议定。李竹痴常年在槟城和仰光两地经商，能说多种方言，因此由陈楚楠介绍，作为孙中山在南洋各地活动的向导。据考证，第一次在晚晴园加入同盟会的，只有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三人。张永福先生在他的回忆录《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中回忆，“我还记得很清楚，孙先生……他自己先行起立，举起右手，以最庄严的态度，在我们的面前宣誓……看着他宣读誓书毕，就是李竹痴及永福、楚楠均照孙先生仪式轮流做去”。据说，当宣誓礼将毕之时，约在晚上九时半，晚晴园外忽然狂风大作，随而飞入乌鸦百余只，在大厅中乱飞乱叫，壁上挂屏字画、厅中所悬灯盏均被乌鸦冲撞震动，约半小时之久。当时，孙中山先生向他们解释说，外面因起巨风，乌鸦入屋避难，不能视为祥瑞或异怪之兆。孙中山先生不愧为革命先驱者，其信念之坚定若此。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安排，新加坡同盟分会以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同时，孙中山还传授他们“握手符号及会话秘诀”，进行悉心指导。翌日入会的又有林义顺一人，几天后陆续增加李晓生、林受之等6人。张永福先生回忆称，“孙先生命我们开一个大会并拍照纪念。先生取了许多张相片，乃搭船往西贡一行”。这次孙中山先生前后在晚晴园住了两个星期。
此后三年，晚晴园不仅成为新加坡革命志士聚会的场所，也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人革命党的总机关所在地。孙中山、黄兴等近代风云人物都曾在这里商谈国是，为推翻数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而呕心沥血，甚至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战役，如黄冈起义（1907年5月）、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河口起义（1908年4月）等，都是在晚晴园谋划的。张永福先生以晚晴园招待中山先生，“并无收一文的屋租”，甚至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期间的一切开销均由陈楚楠和张永福二人分担。
1906年7月，孙中山先生从日本抵达新加坡，由林义顺到码头迎接。上岸后，一行人等先到张永福的新长美布庄座谈，然后乘马车到晚晴园安宿。张永福当时以电话通知同盟会志士，关照他们到晚晴园会见。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第二次下榻晚晴园。此次孙中山先生来新加坡，很快被当地殖民政府知悉，乃“请”孙中山先生到华民政务司处会谈。殖民地政府还派了华籍便衣暗探10多人，日夜轮流在晚晴园四处梭巡，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不过，负责监视晚晴园的巡长后来却被同盟会争取过来，做了革命党人的内应。
这次孙中山在晚晴园住了一个半月，至1906年8月底方离去。他在旅新期间的最大收获就是制定了同盟会章程，巩固了革命组织，并将之扩展至马来半岛。1906年8月后，芙蓉、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地华人社会相继成立同盟会分会。
1908年3月，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先后回到新加坡，仍旧住在晚晴园。对孙中山而言，这是他的第六次抵新，也是最后一次下榻晚晴园。张永福先生回忆称，“晚晴园这回人数增多……自然不免有人满之虑，但统是一家人，地方虽浅狭些，三二人共一床，亦算将就过去，孙先生便将镇南关……俘获清军所穿的前后补心的军衣三四件，带来展开与同志们观看”。这次孙中山先生来新加坡，革命形势已大有不同，同盟分会自1906年2月在晚晴园成立以来已有两载，六次在华南起义均未成功。会员们历年出钱出力颇感疲累，渐对革命失去耐心。再加上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不时要求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抓捕革命志士，致使革命活动陷入低谷。这也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生涯最低潮的时期之一。
在此期间，孙中山先生在晚晴园住了三个月，清楚地看到同盟会会员对革命的态度变化，于是改组组织，在1908年7月成立了南洋支部，想借此唤起当地革命志士的热情，但结果却使他有点失望。不久，他前往槟城发展组织，在当地居住了一个半月后返抵新加坡。1908年10月28日，他再度北上，在芙蓉、吉隆坡、怡保、槟城辗转十天，主要目的是筹措起义经费，但依然有些失望，遂于11月9日回新。11月20日他前往曼谷筹款，成效有限。此后五个月，他虽仍居留新加坡，但却不住晚晴园，改往两处旅店入住，一为客纳街85号，一为丝丝街77号。1909年5月19日，孙中山先生离开新加坡赴欧，结束了这次为期最长也最令他心情凝重的新加坡之行。
孙中山先生搬离晚晴园极有可能与当时革命组织经费捉襟见肘有关。1909年初，南洋支部迁往槟城，以求获得新的革命力量支持。从此，晚晴园和新加坡在中国反帝反殖民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退居次要，槟城成为同盟会在东南亚的革命基地。因此，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在槟城策划的。
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除以晚晴园为主要反清革命基地外，也用陈楚楠的板厂（美芝路327号）和张永福的新长美布庄（美芝路105号）为联络地。
孙中山先生虽多次来新，但他对自己的身份及行踪却保持高度的警觉。他第一次来新是用假名，所以当地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1906年8月离开新加坡时，他留下的化名叫高野，以后通信就多用高野这一名称，孙文、孙逸仙等名字亦少使用。为了保密，当时闽潮革命志士通信暗号以“武公”代孙文二字。
既要宣传革命思想，又要保密，似乎矛盾，其实不然。据当地人回忆，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期间领导革命所用的主要方法“是经由个人的接触，而不采用公开的群众煽动方式”。他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了鼓励华人富商慷慨解囊支持武装起义的筹措经费方式，表明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但问题是，如果这些华商答应过又反悔，则原来的计划将因此而落空。河口起义的失败，部分原因也在于此。另一方面，这种保密的策略也导致孙中山的社会接触面存在局限性。辛亥革命未能在新加坡引起热烈响应与广泛的民众支持，原因亦在此。
尽管如此，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期间宣传革命的努力，对当地的华人社会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的华人社会分成“亲英”与“亲华”两大社群，而孙中山先生则将“亲华”的社群“再分化”为“革命派”与“保皇派”两大阵营。21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出现了代表保皇派的《总汇报》与代表共和派的《中兴日报》大论战。另一方面，新加坡革命党林义顺等人将革命宣传品带到闽南潮梅各处分发，也推动了华南地区反帝反殖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由于孙中山先生鼓励读书看报，因此宣传革命党理论的书报社如“同德书报社”（潮帮）、“开明书报社”（粤帮）及“同文书报社”（琼帮）等，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从而提高了华人的革命意识，为20世纪30年代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新马华人援华抗日救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新加坡华人对中国革命活动的支持和影响可谓深远。
辛亥革命成功后，晚晴园人去楼空，便沉寂下来。又因屋主张永福致力于革命，无暇顾及本身事业，几致破产，于是最终将晚晴园卖给了印度商人。而印商也不常住此处，致使晚晴园一度凄凉冷落。1937年，李光前、李俊承、李振殿、陈延谦、杨吉兆、周献瑞等旅居新加坡的华商合资购下晚晴园，将其重修后开放供公众参观。
1937年，李光前、李俊承、李振殿、陈延谦、杨吉兆、周献瑞6位新加坡侨领合力购回晚晴园
不久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沦陷，晚晴园被日军征作通信营驻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度重修。
从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前后到辛亥革命成功，这些新加坡华人精英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被铭记。
尤列
尤列（1866—1936），祖籍中国广东顺德。自幼博闻强记，在学堂读书时就有强烈的反清革命意识，绝意科举仕途。22岁入广州算学馆，结识孙中山、郑士良，毕业后任广东沙田局丈算总目、广东舆图局测绘生、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书记。后来，与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为友，抨击清政府，畅谈革命，被清政府称为“四大寇”。他参加了广州起义，失败后赴越南西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01年，尤列受孙中山委托前往新加坡设立名为“中和堂”的革命组织，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等理念，吸收华侨华人参加革命，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尤列曾任新加坡《图南日报》名誉总编。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凯篡权后尤列曾想北上组织讨伐，但因南北议和，只好作罢。二次革命时他东渡日本，闭户著书，后居香港设皇党书院讲学。1921年任孙中山总统府顾问。1936年病逝于南京。
陈楚楠（1884—1971），原名陈连才、陈连材，别号思明洲之少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福建厦门，南洋华侨。早年与兄长合营橡胶产业并成为新加坡乃至整个马来半岛橡胶种植业大亨。1898年，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维新运动，陈楚楠作为爱国青年，起先支持维新派的保皇运动，后通过阅读《苏报》《革命军》《黄帝魂》等革命报刊，逐渐放弃保皇立场，转而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反清革命事业。他常以“思明洲之少年”笔名在新加坡《天南新报》及香港《中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清政府，抒发愤慨之情，还在尤列的支持下，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张永福、林义顺等建立了“小桃源俱乐部”，商议如何建立“民主共和之中国”。
1903年夏，上海发生“苏报案”，陈楚楠与张永福等人以“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英国驻沪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将章炳麟、邹容引渡给清廷，以重人权。不久，陈楚楠等人又集资翻印邹容的《革命军》5000册，改名《图存篇》，由黄乃裳携带回国，到粤东、福建一带散发。1904年初，陈楚楠与张永福合资创办《图南日报》，陈楚楠任报社经理，陈诗仲为主编，聘请革命党人尤列为名誉总编。尤列在发刊辞中宣传反清革命，该报成为南洋华侨最早的革命喉舌。孙中山先生对此大为赞赏，表示愿与陈楚楠等人会面。同年6月，孙中山先生由欧洲取道新加坡赴日，致电尤列，约《图南日报》负责人相见。轮船停泊新加坡时，尤列便引见了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人。经陈楚楠等人到警厅担保，孙中山先生得以上岸到小桃源俱乐部聚会，商谈组织革命团体事宜。
《图南日报》出版不到两年即因经费问题而停刊。两个月后，陈楚楠再度联合张永福合股创办《南洋总汇报》，但由于招股时审查不严，致使报社股东内部产生矛盾。在拆股时，陈楚楠失去继承权，《南洋总汇报》沦为保皇党的机关报。1907年7月12日，陈楚楠与张永福、林义顺等人重新筹办《中兴日报》，由田桐、王斧任编辑。不久，与保皇党控制的《南洋总汇报》展开革命与君主立宪大论战。1908年3月后，《中兴日报》发行量猛增4000多份，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在华侨中广泛传播。
1907—1908年，同盟会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多次发动武装起义，陈楚楠均积极筹款相助。黄冈起义首领余既成败退香港九龙后，被清吏诬告入狱。陈楚楠等筹集诉讼费几百元，在新加坡聘请大律师兜安氏前往辩护，后获胜出狱。河口起义失败后，义军将士韦公卿等900多人被越南政府遣送出境，新加坡政府不准他们登岸，后由陈楚楠等出面担保，才得以入境。陈楚楠还在新加坡开设“中兴石山”（采石场）予以安置革命志士，另有不少人被介绍到槟榔屿、吉隆坡等地的工厂、农场和矿山就业。1910年，陈楚楠联合同盟会会员创立同德书报社，宣传革命思想。次年辛亥革命成功后，陈楚楠以新加坡同盟会老会长身份，与福建会馆共同召开大会，成立以陈嘉庚为会长的福建保安会，在1个月内募得新加坡币20多万元，汇回家乡福建，帮助安定局势。
1912年3月，上海成立华侨联合会，副会长吴世荣欲赴南洋组织华侨公会，遂推举陈楚楠为代理副会长，主持日常工作。陈楚楠上任后，开设华侨公寓，代办华侨事务，并在《国民新闻》辟专栏报道海外华侨动态，增进国内民众对海外侨胞的了解。
陈楚楠一直不忘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女子教育一事，1917年同张永福、庄希泉等人发起创办“新加坡公立南洋女子中学”，即今天的“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校”，并担任第一任董事会主席，同年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受聘为军政府参议。
1921年起陈楚楠在福建任职，除担任省政府委员外，一度兼任实业厅长，计划创办银行，开发矿产和水产资源。但因当时日本法西斯将福建划为势力范围，处处加以阻挠，加之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无法施展抱负，遂于1933年返回新加坡，不再参与政治活动。1971年9月21日，陈楚楠在新加坡逝世。
张永福（1872—1957），字祝华，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饶平，南洋华侨。起先支持戊戌变法，后支持孙中山革命，先后出任新加坡同盟会副会长、会长，在南洋创办《图南日报》《中兴日报》宣扬革命，曾提供名下的晚晴园作为同盟会在东南亚的基地。辛亥革命后，曾任中华革命党支部长、大元帅大本营咨议、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行长等职。不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出任汪伪政权的伪职，战后被追责，1948年获释回到新加坡，不久移居香港，1957年在香港去世。
林义顺（1879—1936），字蔚和，又名峇顺、其华、发初，祖籍广东澄海县歧山镇马西村（今汕头市郊）。林义顺是新加坡的橡胶大亨和黄梨大王，是张永福的外甥。4岁丧母，8岁丧父，由峇峇娘惹外祖母张太夫人（陈宝娘）抚养长大，因此有个颇具峇峇娘惹色彩的名字“峇顺”，今天新加坡的峇顺芭路（Bah Soon Pah Rd.）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904年，林义顺出资5万元与陈楚南、张永福创办《图南日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时，陈楚南任会长，林义顺等都是理事。1907年秋，新加坡同盟会分会创办《中兴日报》，林义顺任经理。1928年9月9日，林义顺创立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林义顺还与陈嘉庚创办了新加坡第一所华文中学华侨中学。1936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