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独立后的族群政策：多元族群和谐共存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族群国家，其国内虽然存在复杂的族群关系，但是各个族群在该国政府行之有效的管理之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幅共存共荣的和睦景象。这要归功于新加坡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族群和谐政策。
新加坡是一个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十分多样的社会。新加坡人几乎都是外来的移民及其后裔，其中以三个族群为主，分别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在历史的进程中，新加坡各族群各代移民都曾为这一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并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同时，这些族群都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民族语言，族群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再加上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于是各族群之间的相互磨合就成为新加坡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
华人是新加坡最大的族群，占总人口的76%。
历史上，中国沿海省份，有大量人口迁移到新加坡。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包括闽南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海南人以及来自中国其他省份的先民，此外还有土生华人（又称海峡华人或峇峇娘惹），主要介绍如下：
2000年和2010年新加坡华人族群构成
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局。
闽南人。在新加坡，闽南人一般被统称为“新加坡福建人”，约占新加坡华人的四成，是新加坡华人社区中最大的群体。新加坡福建人多源自中国福建省南部，主要是厦门、泉州、漳州及其他闽南语区乡镇，含同安、南安、安溪、惠安、永春、龙海、晋江等。他们所讲的方言是闽南话，在新加坡则被称为“福建话”，偏泉州音。在语言沟通方面，闽南话跟潮州话能够达到50.4%的互通，但却很难跟海南话（琼语）沟通。在1979年推行讲华语（即普通话）前，新加坡福建话曾是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言，也是其他族群如马来人、印度人与华人沟通的语言。早期的闽南先民抵达新加坡后大多落脚于厦门街和直落亚逸街，后逐渐形成了环绕天福宫（Thian Hock Keng Temple）的区块。他们建有福建会馆，并将区块延伸至福建街和中国街一带。闽南人中“陈”姓是大姓。
天福宫是闽南人在新加坡所建的最古老寺庙
新加坡福建人在新加坡河一带的早期贸易活动中最活跃。由于他们来自中国南方沿海且多从事海上贸易，因此大多信奉妈祖。此外，他们也信奉九王爷、玉皇大帝等中国民间的神明。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人所说的“福建人”，其实指的是“闽南人”，而不包括居住在福建省境内的其他籍贯人士，如福州人、福清人、莆田人、仙游人、宁德人以及闽西的客家人。新加坡的福州人和莆田人后裔通常都会明确地说明自己是“福州人”和“兴化人”，而不会自称“福建人”，因为新加坡的“福建人”这个称谓实际上意味着祖先来自闽南。
潮州人。潮州人约占新加坡华人的21%，是新加坡华人的第二大群体。新加坡潮州人多数源于广东省潮汕地区，包括潮州、汕头、揭阳、丰顺等地。潮州人的祖先可追溯到闽南，但他们通常仍会彼此区分开来。19世纪，潮州人曾是新加坡最大的方言群体，然而随着闽南人的大量涌入，导致闽南人在人口上最终超越了潮州人。柔佛海峡岸边曾是潮州人的主要居住地，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实施搬迁计划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19世纪及20世纪初，大多数潮州人都居住在牛车水或新加坡河畔。早期的潮州人多从事工商业、渔业。传统的牛车水商行以及沙球劳路、桥南路一带的商店主要由潮州人经营。后来得到柔佛苏丹的批准，潮州人也开设胡椒种植园。随着更多潮州人加入种植业，“江厝”逐渐形成。在潮汕方言中，“江”意为河流，“厝”原意指房子，在这里，“厝”是指种植园首个负责人姓氏的名称。“江厝”后来演变成今日新加坡的许多地名，如蔡厝港、林厝港、杨厝港等。这些地名在市区重建之前都曾是种植园。
粤海清庙
新加坡的潮州人后裔所讲的潮州话因为长期受到新加坡主要方言闽南语的影响，已经与中国广东潮汕地区的潮汕方言有一定差别，主要差别在于带有较浓重的闽南口音，掺杂了很多厦门话词汇。与此同时，新加坡闽南人所操的“福建话”也有被潮州话影响的痕迹，形成了略带潮州味的闽南话。潮州人在新加坡修建了粤海清庙，它始建于1826年，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妈祖庙及玄天上帝庙，人们相信它会保佑航海者及其家人的安全。粤海清庙也维系着新加坡潮州人的同乡关系。
广府人。一般称为“广东人”，即以广州为中心的先民的后裔。他们大多源自广东省南部地区，如广州、肇庆、顺德、台山、鹤山等地，约占新加坡华人的15%，所讲方言为汉语粤方言，即广府话。宗教信仰跟闽南人、潮州人一样，为中国民间神明或道教、佛教等。直至20世纪前半叶，新加坡广府人的主要职业为医生、政治家、文言文老师，也从事其他行业如金饰业、裁缝业、餐饮业等。他们的商铺主要坐落在庙街、宝塔街、回教堂街等地。来自广东三水县的广东女工被称为“红头巾”，她们曾于20世纪前半叶在新加坡的建筑工地上大量劳作，为新加坡早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客家人。客家人约占新加坡华人的8%。他们源自广东省东北客语区，如梅州市梅县区、梅江区、兴宁、大埔等。新加坡共和国的国父李光耀就是客家人，祖籍为广东大埔。20世纪前半叶在新加坡工地上劳作的许多客家女头上所戴的头巾是黑色的，她们也为新加坡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应和会馆是新加坡第一个客家宗乡会馆
海南人。海南人约占新加坡华人的6.5%，源自海南东北部地区，如文昌、海口、琼海等。他们所讲的方言是海南话（琼语）。最早海南人将新加坡称为“星洲”。海南人移民到新加坡始于19世纪末期，比其他华人团体来到新加坡要晚，多数从事餐饮业，这也使海南人在饮食方面创造了自己的品牌“海南鸡饭”，如今它已成为新加坡乃至全世界华人的著名美食。新加坡海南人也以善于烹饪西餐著名，许多海南人早期曾是欧洲海船上的厨师。
闽东和闽北人。新加坡的闽东人分成两大人群，即福州人和福清人。他们源自福建省东部沿海的福州市和福州市下辖的福清。他们所操的语言是闽东语的两大次方言福州话和福清话。两者口音上有一定差异，但可互通。另外，莆仙人（俗称兴化人）虽在方言分类上不属于闽东人，但因人数较少也经常被划为闽东人，他们源自福建闽南和闽东之间的莆田市，操莆仙话，介于闽南语与闽东语之间，但跟两者沟通都有一定困难。新加坡的闽北人多数源自福建北部的南平市、建瓯市及浙江南部，在新加坡的人数极少，少部分在家中还保留闽北语的建瓯话，但大多数已改用闽南话。
土生华人。又称海峡华人、峇峇娘惹。他们是早期来到马六甲和槟城的华人与当地马来人的混血后裔。由于早年间海上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位于华南尤其是闽南一带的中国先民来到马来半岛时，当地的马来人将其中的男性称呼为“阿爸”（a ba），将女性称为“阿娘”（a nya），久而久之便也把这些人中的男性称作“峇峇”（ba ba），而女性则称为“娘惹”（nyonya）。在殖民时期，由于他们能够讲福建方言、英语和峇峇马来话，能够同时接触华人、马来人和英国人，因而多在英国殖民政府中从事公务员工作，或担任各商业和社团组织的中介。由于长期和英国人交往，很多土生华人受到殖民政府重用，被称为“King's Chinese”（国王的华人）且皈依了基督教，成为海峡殖民地有影响力的团体，因此生活上较富裕。新加坡土生华人早期多居住在芽笼士乃、加东一带。新加坡人有时把后期到来的华人劳工称为“新客”，以示与土生华人的区别。
1941年一对峇峇娘惹夫妻的婚礼
其他祖籍地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其他各省市。21世纪前，新加坡仅有少量来自北京、山东、四川、湖北、上海、江浙等地的中国移民。进入21世纪，新加坡经历了中国移民浪潮，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大多能讲标准普通话，也能讲自己的家乡方言，在中国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英文流利，常常在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大学、文化团体等从事中高收入工作，部分在中小学担任华文教师，还有一些从事公交车、地铁运营行业，通常被称为“新移民”。
虽然华人在新加坡人口中占绝对多数，但在地理位置上，新加坡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望，西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为邻，位于东南亚马来人世界的中心。这种地缘环境决定了新加坡国内的族群关系状况必然会受到周边邻国的影响，同时反过来又对周边邻国族群关系产生影响。由于华人在新加坡人口中占多数，国内的其他族群和许多邻国都担心新加坡成为“海外中国”。存在这样担忧的主要是新加坡国内的第二大族群马来人。马来人相对其他族群更接近为新加坡的“原住民”，但从现在的人口构成来看，他们只占总人口的约14%。新加坡的马来人主要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收入水平低，生活困难。经济水平的差距就容易引发族群矛盾。
新加坡人自1965年建国后就孜孜不倦地追求三大目标：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的稳定和族群关系的和谐。新加坡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能够适应新加坡特点的族群政策必然需要具备融合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这就要求新加坡的族群政策既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模式，也不能完全沿袭东方文化传统，而需要采取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以促进各族群和睦相处。于是，多元族群政策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一方面，政府要确保各族群享有平等的权利。华人虽然占新加坡人口的绝对多数，但政府并未将中文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而是将三个主要族群所使用的中文、马来语、泰米尔语及英语明确定为四大官方语言。每一个族群所使用的语言都获得政府公平合理的对待。这种族群平等不仅仅体现在语言政策上，还体现在新加坡的议会政治中。在政治上，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坚持党组织成员族群构成的多元化。在政府中，不同族群的公务员占与其人口数量相当的比例。在1988年新加坡大选中，考虑到马来人议员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和马来候选人素质问题，政府采用“集选区制度”以保证议员中有一定数量的马来人。1988年大选后组成的新国会，也特别注意推选一名马来人当副议长。在内阁中保证有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政治代表，以确保在代表国民意愿的议会中各个族群都能够充分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更是新加坡自治、独立以来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族群政策除了具备一般多元族群政策的基本含义之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给予马来人一定的优待。而对华人则无此优待，甚至在某些方面，华人利益要为马来人和其他少数族群的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以此保证国内各个族群之间享有相对平等的权利。
另一方面，注重培养“新加坡人”（Singaporean）意识。鉴于各个族群内部的凝聚力越强，越有可能对族群间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新加坡政府号召每一个新加坡人都要超越个人的族群归属意识，培养“新加坡人”的观念。培养“新加坡人”观念是新加坡政府在推进族群融合方面采取的又一项重要举措。1965年8月新加坡宣布独立时，李光耀就曾明确指出：“新加坡既不是一个马来人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华人的国家，更不是一个印度人的国家，而是一个综合民族国家，也是一个民主独立的主权国家。”为凝聚国民认同，新加坡政府采取塑造国家意识的“新加坡化政策”，其对象包括占少数的马来人、印度人，也包括占多数的华人，它包括国内所有族群，呼吁各族群成员首先要作为新加坡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强调国家利益高于族群利益，用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把各个族群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国民中竭力塑造国家意识，强化国民的政治认同，希望借此消除族群对立，促使它们融合为一个“新加坡民族”，建立国家统一的基础。
独立以来，新加坡的多元族群政策取得了成效，国民身份认同意识较强，国内族群关系相对和谐，社会总体稳定有序。通过实行多元化的族群政策，新加坡成功地避免了其他国家容易发生的强势族群与弱势族群之间的激烈对抗，将原先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改造成了不以族群划分彼此的新加坡国民，使国家意识能为各族群所接受，形成一个健康、和谐、有序的新兴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