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执政中后期（1970—1989）：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
到20世纪70年代初，新加坡虽已初步摆脱了对殖民地时期单一经济体系的依赖，但尚未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李光耀和吴庆瑞认为，总体偏重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布局虽对新加坡摆脱旧的经济秩序、改变英国殖民体系下的原料生产国地位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并不适合新加坡未来的发展，相关政策注定只能是过渡时期措施，今后还需着眼于长远发展提高经济效益、推进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
为此，李光耀对当时的亚洲时局和世界形势做了分析。他认为，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发展，纷纷对外敞开大门，大力吸引外投，加之劳动力充足、工资成本普遍较低，正在成为新的“热土”。与此同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香港与台湾地区等新型经济体开始崛起，西方国家经济结构也在调整，纷纷进入高速增长期。总体上看，国际市场正在形成更加激烈的竞争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对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产生新的挑战。有鉴于此，李光耀提出，“我们的裕廊工业区不能老是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水平上，要来一场科技密集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会落后。我们要逐步进入资讯网络社会，建立起软件发展中心和电脑制造中心，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未来的硅谷”。
于是，目光敏锐的李光耀在1979年7月提出了“经济重组战略”。他表示，“旧的方法已不适用，推行新经济策略势在必行。重组经济战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强调必须抓住“新的工业革命”的机遇，将目光转移到芯片制造及其他高科技产品，以便应对国际廉价劳动力的挑战，实现新的转型发展。1980年，李光耀在庆祝新加坡独立15周年大会上表示，“我们不能以过去15年的成就而自满，时代是进步的，形势不断发展，我们要谋求生存，确保成功，不能拘泥不变，我们要适应变化的经济形势。过去15年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成绩卓越，为人共视。我们的工业生产已增长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也超过东南亚各国。但是，现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需要第二次工业革命，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进入高科技工业，即实行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向高度精密工业迈进”。其具体措施包括制订和实施十年经济发展计划（1971—1980），其核心主张是：
调整外商投资政策。对以往颁发的多项法令进行修改，有针对性地取消了食品、纺织、木材等技术水平较低产业的优惠待遇，开辟工业区，引导外资将技术投向高科技的机械制造业、电子仪器、微型轴承等精密工业领域；积极发展炼油、造船业和电子、机械、纺织等工业；根据自身特点，努力发展金融、航运和旅游业，推动经济结构现代化。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修建煤气、供水、供电系统；投入资金到公共交通和公共住房等项目，鼓励建筑业发展；建立8个卫星镇，并对城市进行大规模重建，使70%以上居民都住进政府修建的组屋（廉租房）里；此外，还兴建了深水港和集装箱码头，1981年扩建后的樟宜机场投入运营并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航空站，新加坡航空公司成为区域主要航空公司；修建了新加坡地铁系统，改善了邮政通信系统。
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对劳工的技术水平要求更高，工人工资的提高也增加了产品的成本。基于这些原因，新加坡政府决定提高社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否则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将被削弱。为此，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决定与跨国公司联合设立技术培训中心，对参与培训的外国公司给予政府补贴。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本国劳工的失业问题，而且也吸引了大批外籍劳工蜂拥而至。因此，新加坡政府决定对技术水平较低的外籍劳工征收“客工税”，以鼓励高技术人才的引进。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叶，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增多，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持续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在这一时期，电子产品研发和设计、电脑附件制造成为新加坡的先导产业。第三产业也开始向专业化、系列化、高效化方向发展，并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这一时期新加坡基本实现全民就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住房、教育、交通等问题逐渐得到解决。这些政策不但使新加坡稳定下来，且在经济和教育上获得很大的发展。到80年代中期，新加坡已经成长为世界闻名的新兴经济体，与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并称为“亚洲四小龙”。
1990年，李光耀卸下总理职务，出任内阁资政，吴作栋继任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