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先后侵袭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多国。这场金融危机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7年7月至12月）。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度尼西亚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香港特区，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中国台湾地区宣布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1月至7月）。1998年初，印度尼西亚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度尼西亚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度尼西亚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度尼西亚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印度尼西亚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度尼西亚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受此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度尼西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且平静。1997年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月至6月，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
第三阶段（1998年7月至12月）。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中国香港特区发起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将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受到严厉打击的同时，在俄罗斯也遭到重创。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的汇率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俄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元气大伤，并带动美欧国家股市、汇市剧烈波动。此时，亚洲金融危机超出区域范围，开始具有全球意义。
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它是继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也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不过也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机制提供了契机。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特别是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为本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随后的几年里，亚洲各国经过共同努力，很快克服了内外困难，使经济形势迅速得到好转并取得了新的发展成绩。新加坡也在此行列。
危机中，由于世界电子工业需求下降，加之新加坡劳动力成本过高等诸多因素，许多跨国公司关闭或转移了设在新加坡的分支机构。著名的裕廊工业园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空置的厂房。生产磁盘驱动器的巨型跨国公司希捷科技向新加坡以外迁移了2家工厂，使新加坡从原来占据世界磁盘驱动器总产量的73%跌至50%。1998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降到1.5%，部分企业亏损，失业率上升至3.2%，国家财政收入减少7.8%，外汇市场交易额下降16%，对外贸易总额下降7.5%。
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冲击，面对国际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新加坡开始思考并着手调整产业结构：减少对低端电子业的依赖，吸引和发展高端电子产业和产品；瞄准、引进和发展生命科学及环境保护等新兴产业，充分发挥新加坡洁净的空气和一流生态环境的优势，引进生命科学、环境保护产业，打破新加坡制造业只局限在电子、精密机械、炼油、石化、造船等领域的禁锢；下大力气推动水务产业，把新加坡打造成全球污水处理技术和产业中心，努力将新加坡水资源的劣势转变为优势；继续用高薪政策吸引人才，发展教育产业，建立区域教育中心，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包括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杰出人才。
2002年，新加坡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大转型，以求新、求变、实用主义的治国理念，使新加坡继续保持全球领先的竞争力：全方位检讨发展策略；引进和发展生命科学和环境保护产业；打破刻板印象，首次举办F1夜间赛事；成功申办2010年世界首届青年奥运会主办权；成功运作主权财富基金；与主要经济强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与此同时，新加坡以本国为圆心，以7小时的飞行距离为半径，制定了“7小时经济圈”的发展战略：在成功实现“总部经济”的战略之外，在该经济圈内继续巩固和打造若干区域中心，即世界贸易中心、海港转运中心、航空中心、会议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保健中心、国际医药中心和金融理财中心。7小时的飞行半径覆盖了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及澳大利亚。
新加坡率先提出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概念，获得世界贸易组织的高度赞赏和各国的积极响应。在随后的时间内，新加坡与美国、中国、日本、韩国、欧盟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超前的经济政策、灵活的应对谋略、高效的行政手段、广泛的世界联系，为新加坡继续成为全球领先的经济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新加坡和其他国家一样，猝不及防地遭遇到“非典”的严重挑战。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新加坡政府和医疗机构以严密监控国民及外来人员的体温作为重要的措施，收获了较好的效果。疫情初期，政府即通过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反复告诫人们，如出现症状，立即向医疗部门报告并尽快就医。为防病源进一步输入，新加坡政府在机场、港口等各关卡派驻了医护人员，对入境人士采取健康检查措施。对疑似“非典”病例者视情况继续观察或直接送医院治疗。新加坡政府还在樟宜机场安装了红外线体温测试仪。为保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性，新加坡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检查站，免费为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司机量体温。当年3月底，新加坡政府果断关闭了全国所有中小学校，并命令各个学校在停课期间对校舍进行全面清洗和消毒。复课时，学生都必须接受体温测试和健康检查，合格者才可以上课。在各界的努力下，新加坡的疫情得到了控制。
2004年，吴作栋卸下总理职务，出任国务资政，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继任总理。吴作栋执政的1990—2004年对于新加坡的发展而言，是不可或缺、承前启后的关键期。1993年，吴作栋积极推动“区域化政策”，善用国有企业，鼓励民营企业，投资亚洲区域，扩大新加坡经济版图。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新加坡经济遭遇严重挫折，吴作栋一度面临部分民众要求其提早下台的呼声。但他凭借坚韧和才干，通过近7年的努力，最终促成狮城经济转好，随后才卸任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