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独立后的代表性文学作品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除马来裔作家的“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作为新加坡马来文作家协会继续存在外，泰米尔作家协会、新加坡（英文）作家协会和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也相继成立。1970年8月，在连士升等作家的倡议和推动下，新加坡作家协会成立。1976年5月该协会改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选举小说家黄孟文为会长。协会创办《文学月报》（后改为《文学》半年刊），开辟文艺副刊《写作人》，出版文学丛书，鼓励会员从事文学创作，并举办文学理论讨论会、专题讲座、诗歌朗诵会等，同时组织国际文学交流活动。这一时期，新加坡文学发展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并强调地方色彩和题材多样化，涌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反映了底层社会民众的生活，如苗秀的长篇小说《残夜行》（1976年，曾获新加坡1978年度书籍奖），石剑洪的中篇小说《高楼内外》（1979年），黄孟文的《再见惠兰的时候》，李汝琳（原名李宏贲）的《新贵》（1978年）、韦西（原名黄辉）的《捉贼》（1977年）和蓉子的《画像》（1979年）等短篇小说。此外，老作家于沫我（杜又明）的《于沫我短篇小说集》也于1979年出版。

英文小说方面，有吴宝星描写新加坡青年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长梦悠悠》（1972年）和陈国盛所写的三部曲《新加坡之子》（1972年）、《马来西亚的人》（1974年）和《放眼世界》（1975年）。还有弗兰西斯·托马斯的《一个移民的回忆录》（1972年）和N.I.罗氏的《被遗弃在热带海滨的华人》（1974年）等。短篇小说方面比较著名的有嘉蒂莲·林的《怪物》（1978年）和叶裕金的《家长》（1975年）。后者被评选为1975—1977年东盟文学优秀作品之一。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批描写爱情的马来文长篇小说。如奈英姆·代比的《毁灭》（1978年）等。比较优秀的短篇小说有福阿特·沙林的以追求自由为题材的《我要把心儿带到何方》（1974年）、卡玛列亚·阿旺以试管婴儿为题材的《他不是咱们的》（1975年），以及尤诺斯·赛伊德的描写航海生活的《马玛特船长》（1976年）等。

诗歌方面，获1979年东盟文学奖的知名诗人艾温·谭布著有英文诗集《大地的肋骨》（1956年）、《第二语音》（1976年）和《上帝也会死》（1977年）等。他的诗《一个普通的人》，反映了旧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的冲突对于亚洲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穆罕默德·拉蒂夫·穆罕默德的诗《我的同胞在我出生之日》获1974年马来诗歌创作一等奖。泰米尔文诗歌有诗人伐南所写的《节日的歌》（1978年）等。华文诗歌方面，较突出的有柳北岸（原名蔡文玄）创作的长达3254行的叙事诗《无色的虹》（1977年），描写了一个普通华侨的生活史。此外，有周粲（原名周国灿）的诗集《捕萤人》（1979年）、杜红（原名郑亚本）的诗集《五月》（1955年）和王润华的诗集《内外集》（1978年）等。

剧本方面有田流（原名钟文灵）的华文剧作集《三万元奖金》（1972年）和《田流剧作集》（1979年），其中有些电视剧，如《国与家》（1971年）和《赌》（1971年）都以现实主义手法对社会的丑恶现象作了一定程度的讽刺与揭露。英文剧本有强调各民族和睦相处和作为新加坡人十分幸福自豪的作品。如吴宝星的《微笑之余》（1965年），描写异族青年男女的恋爱，反映出族群意识被逐渐削弱；杨罗柏的《新加坡，你在何方》，反映不同族群的遭遇。这些作品表明英文的使用已超越了族群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