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主体社会的形成
新加坡是中国之外唯一以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新加坡开埠后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充足的劳动力。英国人明白,对于这个新兴殖民地而言,能真正依靠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非华人莫属。事实上,华人能成为今天新加坡的主要族群并非偶然。
自古以来,中国的沿海省份就有“下南洋”的传统,尤其是在清末民生凋敝的背景下,许多中国人背负着家族的希望,纷纷前往新加坡闯世界。新加坡早期的贸易和作为商业中心的发展是建立在殖民地内庞大的华人社群的成长的基础上的。
新加坡华人主要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等中国东南沿海省份说粤语、闽南语、客家话等的群体,其中约四成是闽南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以广州为中心)、客家人、海南人和福州人等。在一个混血家庭里,如果父亲是华人,其子女通常会被归类为华人。
1819年莱佛士开埠新加坡前,新加坡虽有辉煌的古代史,但当时已经大幅衰落为一个小小的渔村,人口据说只有150人,其中有30名华人。这30名华人据说是天猛公从荷属民丹岛招募来种植甘蜜、胡椒等的垦殖民。甘蜜是原生于廖内群岛的一种野生植物,含有单宁酸,常被原住民当作嚼槟榔的配料。
新加坡开埠后,周围廖内群岛、马来半岛、泰国南部甚至中国闽粤沿海的居民闻风而至,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此外,新加坡的自由开垦制度,也吸引了众多华人移民到岛上来种植甘蜜、胡椒。这些华人先辈在俗称“山仔顶”(朱烈街)、“吻基”(驳船码头)、“十八溪墘”、“十八间后”(沙球捞路)、“猪仔场”(克拉码头)、“水仙门”(谐街)、“皇家山脚”(里峇峇利路)、“大老爷宫头”(指位于菲立街的粤海清庙)以及大坡二马路的“新巴刹”(马真街)等地开设胡椒、甘蜜等土产店。于是,这些地区既成为商业活动中心,也成了早年华人聚居的地方。当时的华人通称新加坡为“石叻”。
英国人在新加坡开埠后采取了积极鼓励华人、印度人前来发展经济的政策,并从中国各省市特别是南方的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大量招工。经济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到来。到1860年,新加坡人口已经增长到80792人,其中华人占61.9%,印度人占16.1%,马来人占13.5%,其他人种(含欧洲人、阿拉伯人)占8.5%。可以说,新加坡从开埠伊始就形成了以华人为主的人口结构。以后,新加坡人口几乎每隔10—20年就跃升一个台阶。1871年,新加坡人口增长到9.7万人,1881年超过13万,1901年达到22万,1911年突破30万,1921年超过40万,1931年达到55万,1947年达到93万,20世纪50年代突破100万,70年代突破200万,90年代突破300万,2000年突破400万,2010年突破500万。按照2009年的统计,当地华人占74.1%,马来人占13.4%,印度裔占9.2%,欧亚混血人口和其他族群(含华人与马来人的混血后裔峇峇娘惹)占3.3%。可以看到,从1860年到2010年的150年间,华人始终占到2/3以上。

新加坡河是新加坡早期经济发展的动脉
1821年前后,新加坡的华人已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1 200多人。各地的商船为新加坡贸易商带来丰厚的利润,他们将中国的丝绸、锦缎和茶叶运到新加坡,销售给欧洲的私营商人,然后将来自印度、欧洲的商品带回中国。新加坡河上的驳船码头和牛车水街区(中国城)成为东南亚商船贸易活动中心及世界贸易的集散地。到1840年,这里的华人已达约17 000人,占总人口35389人的近半数,成为当地最大的族群。他们大多已经久居南洋或有南洋关系,对新加坡这样的岛屿并不陌生,移居新加坡的目的也主要是经商、垦殖和创业。
1860—2010年新加坡人口统计

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局。
2000—2010年新加坡人口族别统计

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局。
随着华人逐渐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华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也日益提升,有些华人开始受到殖民当局和当地苏丹、天猛公的倚重,开始涉足政坛。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中期,许多华裔成功人士获殖民地政府重用,先后成为政坛重要人物。例如,许多华人相继出任华人参事局参事,还有一些华人为太平局绅。这些职衔虽然由殖民地政府委任,但都增强了这些华裔移民在新加坡社会的政治影响力。他们普遍精明干练、富有公共服务精神,推动了新加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为了纪念这些艰苦创业的先驱,新加坡今天还有一批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地区,如有进街、成宝路、金炎路、阿佛路、炳源街、振兴街、林大头路、余东璇街、义顺路等,它们的名称都来自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华人。
1840到1941年的百年间,由于中国国内局势不稳、经济萎缩,而东南亚各地经济则亟待开发,于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一波又一波地涌入,导致新加坡华人有增无减。
19世纪新加坡开埠后,大量中国移民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各个籍贯的宗乡会馆应运而生。它们将华人移民凝聚起来,向他们提供住所,解决就业问题,给他们家的温暖和精神力量,在新加坡发展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馆主要以地缘和血缘划分。地缘性会馆又称乡亲会馆,是按照地域来划分的,包括福建属、广属、海南属及三江属等类别。其中,广属会馆较为复杂,内部又以方言区分为粤语方言、客家方言、潮州方言及广客帮方言会馆。血缘性会馆又称宗亲会馆,按照姓氏划分,除单一姓氏会馆外,还有不少联宗(姓氏)会馆。此外,还有少数业缘性会馆,按照不同行业组织来分类。
这些团体除了给同乡、同宗、同业亲朋好友以生活上的援助外,还开设学校和医院,推动慈善福利,为社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宗乡会馆还肩负着传承文化的使命,一些会馆也通过举办国际性的活动项目,促进新加坡与世界的交流和合作。如果没有早期会馆的设立,就不会有今天繁荣和谐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会馆精神是新加坡社会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新加坡宗乡总会是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的最高领导机构,由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广东会馆、南洋客属总会、海南会馆、三江会馆及福州会馆联合发起成立,主要宗旨是加强华人宗乡会馆之间的密切合作,主办或资助有关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活动,提高公众对华人语言、文化和传统的认识。
新加坡福建会馆。1839年福建籍移民先驱陈笃生、薛佛记等人在直落亚逸街兴建奉祀天后和观音的天福宫,1840年天福宫建成,1860年成立初期的福建会馆附设于天福宫内。1915年福建会馆获华民政务司署批准为豁免注册的社团,时称“天福宫福建会馆”。1929年陈嘉庚先生当选为福建会馆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馆于1947年复办前南侨师范为南侨女中,附设小学部。1937年会馆注册为非营利有限公司,定名为“新加坡福建会馆”。1953年5月会馆创立光华学校,1955年天福宫对面的福建会馆大厦落成。1956年3月由福建会馆创办的南洋大学开学。福建会馆是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主要发起会馆之一。截至2017年12月,会员超过5000名。这是后语。
其他主要宗乡会馆如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成立于1929年,由新加坡早期革命先驱人物林义顺创办,是潮州方言族群的地缘性会馆。“八邑”指旧时代曾属潮州府管辖的八县,即潮安、揭阳、澄海、潮阳、普宁、惠来、饶平和南澳。会员至今已达5 000多名,会馆致力于加强新加坡潮州籍人士之间的联系,积极推广潮州文化。
新加坡广东会馆成立于1937年,由广东省粤(广府)、潮、客及琼(海南)四大方言的社会名人发起成立,是跨方言的、祖籍广东人士的最高宗乡团体,凡祖籍广东的人士都可申请加入。会员分为团体、商号及个人三种。
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简称客总,于1929年8月23日创立,宗旨是推动客家乡亲参与新加坡社会转型和发展,以客家人的深厚文化积淀、坚韧不拔的精神,拓荒开埠、建立基业,融入新加坡的社会经济建设洪流中。客家人崇文重教,客总对文教工作也不遗余力。
新加坡海南会馆旧称琼州会馆,成立于1854年(一说1857年),是新加坡八个注册最久的社团之一。早在1826年以前,琼籍人士就由海南岛前来新加坡发展,但开始移民新加坡始自1850年。1854年韩旺彝、王志德等人倡议组建同乡会,此为琼州会馆的前身。随后在美芝律兴建馆宇,1880年、1962—1963年重建。自1933年琼联会成立,新加坡琼州会馆成为其成员,1973年脱离琼联会。1973年设立大学奖助学金,同时颁发高级中学和初级学院奖学金给琼籍子女。
新加坡三江会馆是华人地缘社团,“三江”指浙江、江西和江苏三省。三江会馆是三江人的总会,在本地具有一定影响力。1906年三江公所成立,1908年获准注册,联络九大公团,分别是宁波同乡会、温州会馆、江西会馆、上海公会、南洋湖北天门会馆、两湖会馆、南洋华北同乡会、上海西式女服同业会和星州华侨干洗公会。1927年三江公所改为三江会馆,同时会馆成员覆盖面扩大,凡长江、黄河、黑龙江三大流域诸省南来同乡均视为三江人,因此来自中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江浙的人士都可加入。
新加坡福州会馆创立于1909年。当时,南来的福州乡亲为感谢妈祖庇佑,便建起天后庙祭拜妈祖,福州会馆便在此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来。会馆曾于1925年创办三山学校,并响应福建会馆的号召共同创办南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