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农民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逐渐成为举世瞩目的社会现象。这种“民工潮”逐渐实现从抑制到有序引导的战略转化，既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民众认知的转变，也体现了“城镇化”策略的制定和就业政策的适应调整。20世纪90年代，“民工潮”仍是热潮，一批外出劳动力由于多种原因暂时或永久返回故乡创业。与此同时，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也在学术界开始盛行。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农民工返乡创业潮也随之到来，引起了学术界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向的探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乡村振兴需要既对农村实际状况深入了解，又亲身体验过城镇现代化建设的返乡劳动者。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为乡村建设提供人力、财力、智力等要素方面的支持，不断增强乡村振兴内在动力。近些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普遍增加。学术界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目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模式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成效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困境与对策研究。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因素有很多，既受农民工个体认知差异的影响，又与地区的社会、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因此，本书在梳理整合相关文献时，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工返乡创业动机的影响因素这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1.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
创业意愿指的是潜在创业者对于是否参与创业活动的主观态度，是人们具有类似于创业者特质的程度以及人们对创业的态度和能力的一般描述。[11]目前，学者们围绕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农民工个体特征、家庭因素、外部环境（李海波，2020；江帆等，2023）。
（1）农民工个体特征的研究
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会因个体特征差异而不同。农民工个体特征主要包括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和非人口学特征2个方面。其中，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王亚欣等，2020；李敏等，2021；陈政等，2022）。学术界普遍认为，年龄、性别、文化水平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显著（张若瑾等，2017；孙俊芳等，2019；王辉等，2021；张思阳等，2022），而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与其婚姻状况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结论（陈政等，2020；周春霞，2022；李海涛等，2020）。多数学者认为女性农民工承担了更多家庭劳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创业时间和精力，因此，返乡的男性农民工较返乡的女性农民工有更多的创业意愿（王亚欣等，2020；陈政等，2020）；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越强（伍如昕等，2018；丁俊华等，2023）；年龄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并不单纯呈现线性增长或下降，而是呈现倒“U”型增长（汪昕宇等，2018；孔祥利等，2018；丁俊华等，2023）。个体的非人口学特征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方面。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是指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状况，包括亲朋好友的数量和质量及联系的密切度。[12]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资本也可以通过新的形式如网络互动或网络关系创造出来，这种新形式的社会资本一般被称作“虚拟社会资本”（张思阳等，2020；王亚欣等，2020）。多数学者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能够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丰富创业资源，并且农民工返乡创业者能够依赖既有社会资源获取一定人力资源（李长生等，2019；张思阳等，2020；吴溪溪等，2020；王辉等，2021；彭少峰等，2021；胡祎，2023）。心理资本主要体现在风险偏好程度上，具体包括成就欲望、感知风险的能力、政策感知度等（吴溪溪等，2020；陈国生等，2022；王轶等，2022）。多数学者研究发现风险偏好程度甚至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具有决定性作用，农民工对风险的偏好程度越高，其返乡创业的意愿就越强（施帆等，2020）；感知风险的能力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显著影响（汪昕宇等，2018；张宏如；2018；苗薇薇等，2020；王辉等，2021）。关于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存在着显著影响（匡远凤，2018；孙俊芳等，2019；董晓林等，2019；许明，2020；李敏等，2021）。人力资本主要体现在个体自身知识水平、人际交往能力、劳务经验、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匡远凤，2018；孙俊芳等，2018；王轶等，2023），能够影响创业者的主观能动性（董晓林等，2019）。张剑等（2021）通过对外出务工经历能够借助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3个渠道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
（2）农民工家庭因素的研究
农民工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口状况、家庭情感支持力度、家庭地理条件等方面（范波文等，2020；王兴周等，2022）。家庭经济状况主要由家庭月均收入来体现，多数学者认为，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汪昕宇等，2018；江帆等，2023）。部分学者认为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吕诚伦，2016）。家庭人口状况主要包括家庭人口数量、家庭外出和返乡务工人数、家庭人均文化程度等因素，这些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较小（汪昕宇等，2018；董静等，2019；李海波，2020；朱纪广，2023）。家庭地理条件主要包括了家庭到城镇的距离、家庭拥有耕地面积等方面。其中，家庭到城镇的距离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具有抑制作用，而家庭拥有耕地面积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在外出务工人员中，有家人需要照料的情况下，这种家庭责任使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汪昕宇等，2018；董静等，2019；曾瑜等，2022；王兴周等，2022）。
（3）农民工返乡创业外部环境的研究
创业外部环境作为一个综合因素，其包含了各种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市场环境、网络关系环境、创业机会环境等内容。创业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创业意愿与创业外部环境高度关联，在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方面极为重要，目前关于创业外部环境研究主要从创业融资渠道、创业政策支持、社会环境支持3个方面出发（粟芳等，2019；李艳华，2019；朱纪广，2023）。
创业融资环境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一般而言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大量启动资金，外部环境能够提供更多正规融资渠道的支持，更有利于返乡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提升创业融资的效率，缓解资金压力（蔺楠等，2020；彭莹莹等，2021）。
创业政策支持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良好的政策支持环境能够有序引导创业所需资金、技术和项目等流向农村地区，为农民工返乡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同时还能够降低返乡创业成本，提升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张立新等，2019；罗竖元，2020）。但政府与农民工对返乡创业相关信息的掌握存在不对称的问题，政府政策支持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李彦娅等，2019；佟光霁等，2020；方鸣等；2021）。总体而言，政府对创业政策支持力度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呈线性增长。具体来说，创业政策支持又可以概括为创业技能培训政策支持和创业资金政策支持两个维度。提供专业性、系统性的创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创业能力、动态落实优化有关财税金融政策、拓展农民工创业融资渠道是其返乡创业成功的关键（李彦娅等，2019；李艳华，2019；陈国生等，2022；胡祎，2023）。
社会环境支持可以归纳为社会创新创业环境、互联网普及应用程度、基础设施条件3个维度。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是返乡创业农民工获取创业知识和技能、创业信息和资源的重要推动力，能够培育返乡创业农民工创新思维力，继而增强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13]互联网普及应用为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创业信息，帮助返乡农民工识别新颖创业机会。基础设施条件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交通设施、农田水利设施、水电气设备等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严重抑制着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李彦娅等，2019；胡祎，2023）。
2.农民工返乡创业动机的影响因素
创业动机是指创业者自愿承担各种风险投资资金、时间和精力来实现财富自由和经济安全的激励因素。创业动机是农民工创业行为的起点和根本动力。[14]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把农民工返乡创业动机归纳为3类。第一类为生存型创业动机。由于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未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出于生计和改善生活的考虑，被迫返乡创业以谋求新的出路，这类型的创业动机具有被动创业的特点，是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根本原因（汪昕宇等，2018；朱纪广，2023；胡祎，2023）。第二类为成长型创业动机，主要是农民工为改变受雇于他人的现状，谋求更深远发展而主动选择返乡创业。这类型创业动机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其以追求事业成功为主要目标，包括获得更高声望和社会地位（汪昕宇等，2018；李彦娅等，2019）。第三类为价值型创业动机。该类型创业动机主要立足社会责任感，并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主要奋斗目标（王肖芳，2017；汪昕宇等，2018；李彦娅等，2019；范波文等，2020；朱纪广，2023）。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模式探究
1.农民工返乡创业模式类型研究
创业模式是指创业者为保障自身的创业理想与权益，而对创业的组织形式、创业的组织方式确定、创业的行业选择等进行合理搭配。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强度不断增强，并且返乡创业模式已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15]结合现有文献资料，总结以下几种创业模式类型。
从创业生产经营特点的角度出发，创业模式可分为6种。其一，发展特色农业的模式。该模式主要依托地区优势特色资源，选择特色产品生产、加工、营销，形成特有的生产经营模式。其二，依托平台载体的模式。该模式是依托地方资源禀赋实际，建立特色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其三，能人带动的模式。该模式是以推进人才回乡、资本回流为主线。其四，抱团合作的模式。该模式主要形式是结合地区资源特色，将合适的产业引入返乡地再发展，通过强化产业主体优势，“抱团”拓展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其五，借力“互联网+”的模式。该模式主要是依托“互联网+”发展态势，利用互联网直播平台建立特色电商。其六，自主创业模式。该模式表现形式为高校毕业生、科技人员、退役士兵等依托自身积累的知识、技术，回乡开展自主创业。[16]
从创业动机的角度出发，可以将返乡创业模式划分为：生存型创业、发展型创业和价值型创业3类（罗竖元，2018；王轶等，2020）。
从创业行业和内容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农民工返乡创业模式归纳为居民日常消费业、现代工业、乡村特色旅游业和新型农业4类。其中，居民日常消费业主要涉及领域为食宿、服装、家政、加工、修理、批发零售；现代工业主要包括制造、建筑；乡村特色旅游业主要是发展特色农家游；新型农业是依托气候、资源等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等（吕惠明，2016；李练军等，2021）。
2.农民工返乡创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返乡农民工创业模式的影响因素可概括为主观和客观两类。主观类主要包括个体特征、人力资本，个体社会网络、创业能力、风险识别能力等，客观类主要包括地方资源禀赋实际、金融资本、融资政策等（董晓林等，2019；王亚欣等，2020；彭英等，2022）。一般而言，创业能力培训、个体创业能力、金融素养、创业经历能够显著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模式的选择（董玥玥，2022；王轶，2023）。王兴周等（2022）从家庭责任伦理的角度研究发现，家庭责任伦理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息息相关。范波文等（2020）研究发现，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返乡创业农民更倾向于机会拉动型创业模式，然而普通家庭背景的返乡创业农民倾向于需求推动型创业模式；提高返乡创业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能够有效引导需求推动型创业模式向机会拉动型创业模式转变。甘宇等（2022）认为创业者个体特征、外部环境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是动态、复杂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及资源占有度在一定时期内较稳定；可外部环境因素一直处于复杂变化之中，不可预测的外部环境因素变化往往对创业常见的模式（种植业、养殖业等）产生了较大冲击。王桂玲等（2022）将农民工群体分为农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两代。农一代多依靠家庭积蓄和勤劳创业，受自身文化水平制约，创业领域多选择农业种植、养殖或产品组装、加工类；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受过系统文化教育，能够熟悉国家扶持政策，技术、资金等因素对其创业类型的制约作用相对削弱，创业领域可拓展为品牌化种植业及养殖业、特色农家乐、电商及其他现代服务业。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成效分析
1.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测度
创业绩效是用以评价创业活动效果的重要因素。目前，学术界对创业绩效的测度成果颇为丰富，但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结论，主要从客观评价法和主观评判法两个维度对创业绩效进行测度。文革等（2023）从财务绩效、客户绩效、内部管理流程绩效和学习与成长绩效4个维度来衡量创业绩效。多数学者采用单一经营收入或销售收入测度创业绩效（王轶等，2020；胡茉等，2022）。创业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市场效益通常与主观评判指标结合，采用事业在当地的知名度较高、客户满意程度、事业的规模、目标完成度等指标来衡量返乡创业绩效（方鸣，2021；田逸飘等，2023；祝振兵等，2023）。黄绍升等（2022）采用公司销售收入、投资回报率、市场的认可度、产品质量的客户满意度以及员工工资福利水平来测度创业绩效。彭少峰等（2021）采用销售收入同行相比、投资回报率同行相比、市场份额增长额同行相比等测量的方式测度创业绩效。
2.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
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目前学界主要从两方面切入：个人内部层面和环境外部层面。
个人内部层面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口学特征和非人口学特征。人口学特征主要包括创业主体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一些创业主体最表象的特征。多数学者认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个体人口学特征对其创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创业者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健康、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创业绩效越好（王轶等，2020）。非人口学特征因素则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等。非人口特征均对农民返乡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最大的为社会资本，返乡农民创业者拥有较多的创业网络资源和非正式社会关系资源等对其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吴溪溪等，2020；彭少峰等，2021；张强强等，2022；黄绍升等，2022；文革等，2023）。学者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者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储备量、工作经历及创业经历等人力资本对其创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能够减少在创业过程中的错误，也能够对新商机的发现以及新技术的应用等机会识别拥有更多额外支持和更优越的表现（王轶等，2020；孙武军等，2021；张强强等，2022；黄绍升等，2022），并且，人力资本能够突破一定资源约束对创业经营绩效产生额外效果（田逸飘等，2023）。甘宇等（2022）认为，人力资本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体现在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能通过模仿创业榜样成功经验或接受榜样的指导提高自身的创业能力，进而显著提升其创业绩效。此外，较强的情绪管控能力、乐观积极的心态等心理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张强强等，2022）。社会资本较心理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作用更大，而心理资本更多在捕捉创业机会并采取决策的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文革等，2023）。
外部环境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金融支持、创业能力培训等方面。支持性的规章制度环境、良好的认知制度环境和积极的规范制度环境分别能够通过降低创业者资源约束来拓宽创业者资源获取渠道和提升创业者积极性， 从而提高创业者的创业绩效。[17]在客观层面政府支持能够激励返乡创业企业扩大投资，在主观层面政府支持能够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投资决策产生激励作用（何晓斌等，2021）。丁俊华等（2023）认为政策支持、支持强度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大力支持返乡农民工参与创业能力培训能够提高其政策获取能力和理解能力，促进返乡创业绩效提升（王轶等，2020；方鸣，2021）。何晓斌等（2021）认为，政府能够通过提供贴息贷款和贷款担保等方式缓解返乡创业者面临的资金压力和融资约束，从而获得扩大创业所需要的资金获取途径。
3.农民工返乡创业经济社会效应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引领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能（刘赛特等，2023）；还能够显著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生活富足、生态宜居、生产集约高效、有效治理（朱纪广，2023）。其具体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其一，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需要雇佣大量劳动力，为乡村部分居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沙德春等，2020；王轶，2023），以增加就业的方式实现农民增收（杜威漩，2019）。其二，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通过对乡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影响，改善当地创业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秩序（朱纪广，2023）。其三，从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倾向于从事非农业行业，这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贺小丹等，2021）。其四，返乡农民工将在外务工所积累的较新颖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带回家乡，能够促进调整、改良生产模式，推动农村新兴产业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异（杜坤，2019；刘赛特等，2023）。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困境与对策研究
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潮在逐渐地扩大，但是从实践效果来看仍存在诸多的问题。
1.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困境研究
第一，创业资金不足。这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最大的制约因素。由于自有资金有限，农村金融制度体系的不健全和金融改革的滞后性等因素，使得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渠道不畅通，贷款困难，导致返乡创业农民工创业启动资金不足和后续发展资金链不完整，无法便捷地完成创业融资，创业成功的难度变大、可能性变小。此外，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信心和热情与现实中的资金困难形成极大的反差（甘宇等，2022；胡冠华等，2023）。
第二，创业能力不足。农民工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对创业风险感知易受到知识结构、沟通能力等因素高估自身创业能力，低估市场风险，进而影响决策行为。返乡农民工在外务工并没有足够知识理论的储备和参与创业社会实践的机会，普遍缺乏创业经验和必要的创业技能（蔡炉明，2023）。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农民工群体创业往往处于劣势。返乡创业农民工由于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往往导致所创事业的产品同质化严重。此外，农民工创业教育培训存在资金筹措机制不健全、管理工作薄弱、培训时间较短、培训内容与实践存在差异、培训师资力量不足以及缺少后期跟踪服务等问题。总的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技能培训质量有待提高（沙德春等，2020；刘赛特等，2023）。
第三，外部环境不佳。首先，农民工返乡创业宣传力度不足，政府与返乡创业农民工之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导致相关支持政策信息并不能及时传达给返乡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由于自身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以及对社会资源了解的匮乏，使其缺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能力，故在返乡创业过程中难以积极主动获悉相关支持政策（刘赛特等，2023；胡冠华等，2023）。其次，融资支持、税收优惠、土地优惠、创业补贴等相关支持政策落实并不到位；支持政策存在制定不具体、不具有针对性的问题，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本无形中增加（江帆等，2023）。最后，缺乏市场规范制度，导致市场中存在强买强卖、垄断经营等扰乱经济秩序的竞争行为，且相关部门存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边界不清晰以及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的情况，营商环境有待改善（郑馨等，2019；张卫东等，2020）。
2.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对策研究
针对上述总结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学者们提出了颇丰的对策。
第一，提升创业者创业能力和政府创业服务能力。首先，做好返乡创业农民工需求对接工作，深入基层调研，统计有意向参与创业能力培训的人数，并按需制定创业能力培训方案。其次，合理利用现有教育培训资源，依托榜样企业打造创业能力培训平台，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实践机会，拓展其商业思维。最后，针对不同农民工返乡创业模式开发不同类型创业课程，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高创业能力培训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创业技能素养、风险防范意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彭英等，2022；甘宇等，2022；刘赛特等，2023；王轶，2023）。
第二，优化农民工返乡创业外部环境。这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其一，政府应将相关返乡创业支持政策落到实处，为返乡创业者提供融资支持、税收优惠、土地优惠、创业补贴等相关扶持政策的细致解读服务，加大支持政策宣传力度和落实力度，缓解政府与农民工之间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提升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利用效能（彭英等，2022；朱纪广，2023）。其二，加强市场公平监管，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体系，提高服务效能，为创业打造良好市场环境（贺小丹等，2021）；着力破除市场中存在的各种隐性壁垒，消除影响公平竞争和妨碍创业的制度束缚，确保竞争公平，最大程度上保障返乡创业农民工能够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提高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罗竖元，2020；刘赛特等，2023；朱纪广，2023）。其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以保障产品流通效率；完善农村供水、供电、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建设，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营造健全的软硬件条件；以农村光纤和通信网络全覆盖为建设目标，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提高网络利用效能，积极推进“互联网+”与所创事业的产业链融合（彭英等，2022；刘赛特等，2023；江帆等，2023）。其四，搭建返乡农民工创业服务平台，主动协调解决创业过程中实际需求，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营造更加宽松、优惠的环境，吸引更多农民返乡创业就业（甘宇等，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