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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能对我们的研究所取得的结果作个总结了。我们曾试图首先根据比较心理学的资料寻求思维和言语的发生根源。我们发现，就这一领域里的知识现状要充分地探明人类前思维和言语的发生和起源途径是不可能的。有一个基本问题至今尚是有争议的：能否毫无疑义地确定高等猿猴具有像人一样类型的智力？苛勒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但其他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不管将来如何根据新的、目前尚缺少的材料解决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一点现在就已经清楚了：在动物界，通向人类智慧的道路和通向人类言语的道路是不相一致的，思维和言语的发生根源也是不同的。

甚至那些倾向于否定苛勒的黑猩猩有智力观点的人也不能否认，这是走向智力的道路，是它的根源，也就是培养熟巧的最高级类型。甚至桑代克〔2〕，这个早在苛勒之前就研究这个问题并对之持否定态度的人也发现，从行为的类型看，猿猴在动物界占有最高地位。其余作者，像博罗夫斯基，倾向于否认动物，甚至否认人有这个建筑在熟巧之上和配得上特别名称——智力的最高的行为层次。对于这些作者，关于猿猴智力的类人现象问题应当另作他论。

我们很清楚，无论你怎么认为，黑猩猩行为的最高类型的特点是使用工具，在这方面它是人类行为的根源。苛勒的发现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突然发现。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使用和创造劳动工具，虽然是某些种类动物所特有的萌芽形式的工具，但已经是人的劳动过程的专门特点了。就这个问题普列哈诺夫也说：“无论情况如何，但动物学交给历史的人（homo）已经具备发明和使用最原始工具的能力了。”

这样，动物心理学的最高篇章是在我们亲眼目睹之下谱写的，但它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并不是特别新颖的。说来很有意思，普列哈诺夫明显地说的不是像河獭造窝一样的本能的活动，而是发明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也就是说是智力动作。〔3〕

所谓动物界蕴藏着人类智力根源的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并没有多少新鲜之处。恩格斯在阐明黑格尔区分悟性和理性的意义时写道：“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狄多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二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机灵的动作），以及作为二者的综合的实验（在有新的阻碍和不熟悉的情况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种类说来，所有这些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每一情况下的方法的发展程度上）不同而已。”〔4〕

关于动物的语言根源恩格斯也是这么坚定地声称：“但是在它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接着恩格斯提出了完全客观的这一“懂得”的标准。“如果我们把骂人的话教给鹦鹉，使它能够想象得到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们的一种主要娱乐），然后惹它发怒，那么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会像柏林沿街叫卖蔬菜的女人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的话。它在乞求好吃的东西时，情况也是这样的。”〔5〕

我们完全无意于强加给恩格斯，而且根本不想来捍卫这个思想：我们在动物身上找到了人类的，或者至少是类人的言语和思维。下面我们将努力阐明恩格斯的这些论断的规律界线和它们的真正意义。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确定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没有理由否定动物界存在言语与思维的发生根源，这些根源，像一切资料所表明的那样，对言语和思维是各不相同的，也没有理由否定动物界存在通向人类智力和言语的起源道路，这两条道路依然与我们感兴趣的两种行为形式是各不相同的。

很高的言语研究能力，比如鹦鹉的这种能力，并不与它的思维萌芽的高度发展直接相关，反之，在动物界这类萌芽的高度发展也不与言语的成就有明显的联系。言语和思维彼此都是各走各的路，各有不同的发展路线。〔6〕

无论怎么看待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关系问题，我们能够在新的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在儿童的发展中智力和言语的发生根源和道路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能在一定的时期以前观察到言语的智力前的成熟，和不依赖于这种成熟的儿童智力的言语前成熟。斯通，一位儿童言语发展的深刻观察者，肯定地认为，在一定的时期产生了发展路线的彼此交叉、相遇。言语成了理智的，思维则成了言语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斯通认为这是儿童最伟大的发现。

某些研究者，像德拉克洛瓦，倾向于否定这一点。这些作者倾向于否认儿童问题的第一年龄（这叫什么？）与第二年龄（4年后，问题是：为什么？）的区别具有的普遍意义，否认有这一现象的存在，否认斯通赋于这种现象的意义，否认表明儿童发现“每件物品都有自己的名字”的征兆具有的意义。瓦隆认为，名称对儿童来说在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特性，而不是物品的替代物。“当1岁半的儿童询问任何物品的名称时，他显示了他新发现的联系，但也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他不会发现一个物品具有另一个物品的特性。只有系统地对问题进行概括，才能证实所谈论的不是偶然的、消极被动的联系，而是寻求一切实物象征符号功能的趋向。”

考夫卡是站在两种意见中间的，这一点我们已经见到了。一方面他追随苛勒强调儿童言语的称谓功能的发明、发现与黑猩猩的发明工具之间的类同；另一方面，他又限制这个类同，认为词语虽进入物品的结构，但并不一定有符号的功能意义。词语进入物品结构，像它的其他成分一样，和它的其他成分相并列。词语对儿童来说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和其他特性相并列的一个特性。

但是物品的这个“特性”，即它的名称是和物品分开的（verschiebbar）；可以听不到物品的名称而看到物品，就好像眼睛是母亲牢固的，却是可以分开的特征一样，如果母亲背过脸去，这个特征也就见不到了。“我们，普通朴素的人们的情况也是如此，蓝色的衣服，即使在黑暗里我们看不到颜色，也仍然是蓝色的。但名称——这是一切物品的特性，儿童根据这个规律补充一切结构。”

苛勒还指出，任何新的物品对儿童来说是一道情境题目，这个题目他要根据普遍的结构图式来解答，那就是用一个词语来称谓它。如果儿童的词语不足以表达新的物品，他便要求成人提供。

我们认为这个见解最接近真理，它能完善地克服斯通和德拉克洛瓦争论所产生的困难。民族心理学特别是儿童言语心理学的资料都有利于说明，词语长时间地对儿童来说主要还是特征，而不是物品符号：儿童掌握外部结构先于内部结构。他掌握内部结构：词语就是物品，但这物品后来才成为符号结构。

我们现在也像苛勒的实验中的情况一样，重又面临科学还无法实际解决的问题。我们面临一系列的假设。我们只能挑选其中最可能的。这个最可能的就是“中间意见”。

什么有利于说明这一点。第一，我们很容易地否定了1岁半儿童能发现言语的信号功能，能完成自觉的、高度复杂的智力动作的意见，因为，总的来说，这和l岁半儿童一般智力发展水平很不相称。第二，我们的结论和其他的实验材料完全相符合，这些材料都表明符号的功能使用，即使是比词语还要简单的符号的功能使用要迟得多，而对于这种年龄的儿童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三，我们使我们的结论和儿童言语心理学中的一般论据相一致，这些论据说明：儿童还要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言语的符号意义，他只是将词语作为物品的特征之一来使用。第四，斯通（特别是苛勒）引证的对不正常儿童的观察表明，正像苛勒（他曾亲自追踪观察在教聋哑儿童说话时这种关键时刻是怎样发生的）所说的那样，这种能以秒来精确测定时刻的“发现”是不存在的，相反，是发生能导致这种发现的一系列的“分子”变化。最后，第五，这是与我们在上一章里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所制定的掌握符号的一般方法完全相符合的。我们从来也未能观察到儿童，甚至是学龄儿童有立刻导致符号功能使用的直接发现。在这之前肯定总要有个“朴素的心理”时期，就是有个掌握符号的单纯的外部结构时期，到后来，在运用符号的过程中，这个时期才能导致儿童对符号进行正确的功能使用。将词语看做物品一系列特性中的一个特性的儿童，正处在自己的言语发展的这一时期。

这一切都有利于支持斯通的原理，但毫无疑问，斯通是被儿童问题外部的，也就是表型的类同和解释迷惑了。但是，与此同时，在我们所描述的儿童思维和语言的个体发育的图式基础上作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个体发生的思维和言语在一定的时间点之前是按照不同的发展道路进行的，只是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后它们的路线才相交，但这个结论是否也随之而落空了呢？(https://www.daowen.com)

决不是的。不管斯通的原理是否被推翻，或者是否由别的原理取而代之，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大家都同意，儿童智力反应的原初形式是在苛勒的实验之后由他和其他的研究者所确定的，这种形式也像黑猩猩的行动一样，不依赖于语言。随后大家也都同意，儿童言语发展的起始时期是智力前时期。

如果在儿童口齿不清的嘟嘟囔囔声中这一点很显然和毫无疑问的话，那么这一点在儿童的第一批话语里也可以认为是确定无疑的。梅伊曼认为儿童的首批词语具有完全的感情—意志性质，认为这是“愿望和感情”的符号，它们没有客观意义，像动物语言那样，只限于单纯的主观反应。梅伊曼的观点遭到许多作者的反对。斯通倾向于认为，在这些首批词语里客观东西的成分还未区分出来。德拉克洛瓦则认为首批词语和客观情境有直接联系，但两位作者终于还是同意，词语没有任何永恒的和牢固的客观意义，按照客观性质它类似学会说话的鹦鹉的骂人的话。感情和愿望本身、情绪反映本身和客观情境联系的程度，是以词语和客观情境联系为限度的，但是这丝毫也不从根本上推翻梅伊曼的一般原理。

我们能对思维和言语的个体发生的研究所提供的启示作个简单的总结。思维和言语的发生根源和发展道路在一定的时间点之前是各不相同的。任何人也不反对的两条发展道路的交叉则是新的发现。它是怎样发生的，是在一点上产生还是同时在数个点上发生的，它是一下子急剧地完成的或者是慢悠悠地、逐步地增长，最后才有所突破的；它是发现的结果还是普通的结构效应和漫长的功能改变的结果；它是将近2岁时产生的还是到学龄时才出现的——尽管这些问题目前仍然有争议，但是基本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事实就是两条发展路线的交叉。

我们还要对内部言语的研究给我们提供的启示作个总结。它也碰上一系列的假设。内部言语的发展是经由低语还是通过自我中心言语，它的发展是与外部言语的发展同时完成的还是在它的较高级的阶段上产生，可否把内部言语及与之相联系的思维看做任何有修养的行为形式的发展中的一个时期，不管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自身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是如何解决的，基本结论仍然是同样的。这个结论称：内部言语的发展是通过积累漫长的功能和结构变化，内部言语是从儿童的外部言语中分化出来的，然而言语的社会功能和自我中心功能不同。最终，儿童掌握的言语结构成了他思维的基本结构。

与此同时，发现了一个主要的，毫无疑义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思维的发展依赖于言语，依赖于思维手段和儿童的社会文化经验。内部言语的发展基本上是由外部决定的，儿童逻辑的发展，像皮亚杰所表明的那样，是他的社会化言语的直接功能。这一观点可以这样表达：儿童思维的发展取决于对思维的社会方式的掌握，也就是取决于言语。

现在我们来表达我们全文的主要观点，它对问题整个提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是从内部言语和语言思维的发展与言语和智力发展的对比中产生的，而它（这种发展）在动物界和童年早期是按照独特的路线进行的。这个对比又表明，一个发展不仅仅简单地是另一个发展的直接继续，而且也表明发展的类型本身也变了——从生物型的发展变成了社会—历史型的发展。

我们设想，上面数章充分清楚地表明了言语思维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行为形式，而是社会历史形式，因此有一系列特性和规律基本上有别于其他形式，而这一系列特性和规律又不可能在思维和言语的自然形式中被揭开。但是主要的东西还在于：随着对言语思维的历史性的承认，我们应当将历史唯物论对人类社会中一切历史现象所确定的方法论原理都扩大运用于这个行为形式。最终，我们应该预期，行为的历史发展类型本身就其基本特点而言终将直接取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但这些都使思维和言语问题超越了自然知识的方法论界线而成为人的历史心理学，也就是社会心理学的中心问题。随之，问题的方法论提法也改变了。我们无意触及这个问题的全部内容，我们感到有必要详细阐述这个问题的关键性要点，这也是方法论上最困难的，但又是在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分析人的行为时最重要的关键。

思维和言语的第二个问题本身，像被我们顺便触及的、对两个过程作功能分析和结构分析的许多局部问题一样，应当成为特别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