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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词语意义及其发展的不固定、非永恒和经常变化的属性，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发现，只有这种发现才引导思维和语言学说走出死胡同。词义并非永恒的。它在儿童发展进程中改变着。它也在思维行使功能的不同方法时改变着。它是一种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形成物。只有在正确地确定词义属性后，才有可能确定词义的可变性。它的属性首先在概括中得到揭示，概括作为主要的和中心的要素存在于任何词语之中，因为任何词语已经是概括了。

但是既然词义能在其内在属性中有所改变，那也就表示思想对词语的关系也有所改变。为了能理解思想对词语的关系的变化无常和动态，似乎必须把横剖面图引进我们在主要研究中展开的意义变化的发生图式中。必须弄明白思维活动中词语意义的机能作用。

在我们工作的全部时间里我们从未有过机会去探讨整个词语思维的全过程。但是我们却收集了一切必要的材料，从而可以粗线条地设想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现在我们就来尝试设想任何真实思维过程的整个复杂的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由第一个也是最模糊的一个思想产生的时刻到这一思想能以语言表达的最终阶段的复杂过程。为此我们应该从发生方面转向功能方面，不是描述意义发展的过程以及它们的结构变化，而是描述言语思维在真实进程中意义发挥机能作用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点，我们也从而能证实，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不仅存在自己独特的词义结构，而且还存在由这一结构所决定的言语和思维间的独特关系。但是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只有当研究涉及一个活动的发达的高级形式时，只有这一活动中一切功能结构的巨大复杂性体现在被分解的、成熟的形式中时，机能问题才能最容易得到解决。因此，我们暂时将发展问题放一放，先来研究意识发展中的思想和词语的关系。

我们刚一开始这项工作，在我们面前便展现了一幅巨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和最精细的图画，这幅画就其结构的精密度而言超越了研究者最丰富的想象所能设想的一切东西。托尔斯泰的话得到了证实：“词对思想的关系以及新概念的形成是这种复杂的、神秘的和细致的心灵过程。”

在我们转而描述这个过程之前，我们能预先想到进一步叙述的结果，我们要先说说我们主要的指导思想，一切往后的研究都将作为这一指导思想的发展和解释。这一中心思想可以用一个一般的公式来表达：思想对词语的关系首先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个过程；这个关系是从思想到词语的运动，反之也是从词语到思想的运动。从心理分析观点看这个关系是一种发展中的过程，它经历着一系列的阶段和时期，经受了根据其最重要的特征能被真正地称之为发展的一切变化。这显然不是年龄的发展，而是机能的发展，但是从思想到词语的思维活动过程的运动是发展。思想并不是表达在词语中，而是实现在词语中。因此可以说思想是在词语中形成的，即思想在词语中存在和不存在的统一。任何思想都力图将某个东西和另一个东西连接起来，确定某个事物和另一事物之间的关系。任何思想都有运动、流程、展开，一句话，思想完成某个功能、某项工作、解决某个课题。这一思想过程是作为要通过一系列阶段的内部运动，作为从思想转化为词语和词语转化为思想的运动而发生的。因此，希望把思想与词语的关系作为思想向词语的运动来研究的分析，其首要任务是研究组成这一运动的各个阶段，区分体现在词语中的思想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在这里研究者所面临的是许许多多连“圣贤们也梦见不到的”东西。

首先我们的分析使我们能区别言语中的两个层次。研究表明，言语的内部语义方面和外部的形态方面虽然能形成真正的统一，但它们各有其特殊的运动规律。言语的统一是复杂的统一，而不是同质的、同类的统一。首先在言语的语义和形态方面的运动的存在，是由一系列属于儿童言语发展方面的事实所揭示的。我们仅仅指出其中两个最主要的事实。

大家都知道，言语的外部方面在儿童身上先是由单词发展为两三个单词的组合，然后发展为简单句、若干简单句的联合，接着是发展成一系列复合句，最终发展为由一系列扩展句组成的连贯言语。儿童就是这样在掌握言语的形态方面由部分走向整体的。但是大家也知道，儿童的第一个词就其意义而言却是个完全句，它是单音节句。儿童在言语的意义方面的发展中是从整体，从句子开始的，只是稍后才转而掌握细小的部分的意义单位和个别单词的意义，将单词句中表达的思想切分为一系列个别的、相互联系的词义。这样，如果包括言语的意义和形态两个方面的发展中的开始和终结两个环节，那么可以轻易地确信，这一发展是在对立的方向中进行的。言语的意义方面在发展中是由整体走向部分，由句子走向单词，而言语的外部方面则是由部分走向整体，由单词走向句子。

仅仅这么一个事实就已经足以使我们确信有必要区分意义言语运动和声音言语运动。这两个方面的运动是不一致的，虽然它们能融合成一条线路，但是，正如我们在研究的事例中所表明的那样，它们可能按照对立的线路方向进行。但是这决不表示言语的两个层次之间的分裂或者任何二者之一的自主和独立性。相反，区分两个言语层次是确定两个言语层次内部统一的第一个必要的步骤。二者的统一要求两个层次各自有自己的运动，要求两个层次的运动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但是研究作为言语统一的基础的关系，只有在我们通过分析区别了这些复杂关系可能存在于其中的那些层次之后才能进行。如果言语的两个层次是同一个东西，是相互一致、融合成一条线路的话，那也就不可能谈论什么言语内部结构中的什么关系，因为物体对自己本身是不可能存在什么关系的。在我们的例子里这个在儿童发展过程中走向相反的两个层次的内部统一和相互差异都一样明显。儿童的思想最初产生时是一个模糊的、未经切分的整体，正因为如此它应该在言语部分的单个词语中找到自己的表达。儿童似乎是为自己的思想挑选适合自己尺码的言语外衣。随着儿童思想的切分和转向由单个部分形成思想的进程，儿童在言语中由部分而转向已经切分的整体。反之亦然，随着儿童在言语中从单个部分转向在句子里已经切分的整体的进展程度，他在思想中也能由已经切分的整体转向部分。这样，思想和词语原来一开始根本就不是照着一个式样裁剪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它们之间存在的与其说是矛盾，倒不如说是协同一致。言语就其结构而言并不是简单地像镜子一样反映思想结构的。因此，它不能像件成衣一样穿到思想上去。言语并不表达现成的思想。思想变成言语时有所变革和改造。思想并不是表达在词语里，而是实现在词语里。因此，言语的意义方面和声音方面发展呈现对立走向过程，正是由于这种对立的走向而形成了统一。

另一个毫不逊色的事实则是属于较晚的发展时期。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皮亚杰确定了儿童先是掌握带有“因为”、“尽管”、“由于”、“虽然”等连接词的副句的复杂结构，而后才掌握这些句法形式的相应的意义结构。语法在儿童的发展中走在它的逻辑前面。一个能完全正确和贴切地在自发言语和相应的情境里使用表示因果、时间、转折、条件和其他从属关系的连接词的儿童，在全部学龄期间并不太理解这些连接词的意义方面，也不会随意地使用这种意义。这就是说，单词的语义和外形方面的运动在掌握复杂的句法结构中在发展上并不一致。对词语的分析可以表明，儿童言语发展中语法和逻辑的这种不一致现象也像前面的事例一样，不仅不排除它们的统一，而且相反，只有它才使这个表达复杂的逻辑关系的词和义的内部统一成为可能。

较不直接地，但却更为明显地突出了在发达的思想行使功能时言语在意义和外形方面的不一致现象。为了发现这一点，我们应该从发生研究转向机能研究。但是我们应该先指出，我们从言语的发生中获得的事实使我们能在机能方面作出若干重要结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如果言语的意义和声音方面的发展在童年早期是背道而驰的话，那就十分明显，在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我们从哪一点来看待这两个语言层次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永远也不会有完全的协同一致。

但是直接由对言语所作的功能分析而取得的事实更加说明问题。以心理研究为目标的当代语言学对这些事实是很熟悉的。这类事实中居于首位的是语法上和心理上的主语和谓语的不一致现象。

浮士勒说：“对于解释任何一个语言现象的内在涵义而言，几乎没有比语法解释法更为谬误的方法了。用这个方法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由对语言所作的心理和语法切分的不一致性所造成的理解错误。乌兰德给恩斯特·施瓦普斯基的诗文写的序言是这样开始的：‘一幅严酷的景象展现在您的面前’。从语法结构的观点看‘严酷的景象’是主语，‘展

现’是谓语。但是从句子的心理结构观点看，从诗人所想要说的话的观点看，‘展现’是主语，而‘严酷的景象’则是谓语。诗人用这些话是想说，您面前将要出现的是一场悲剧。在听者的意识里首先产生的观念是，他面前将要出现的是一幅景象。这也就是本句中所说的东西，这也就是心理主语。关于这个主语所说出的新的东西是关于悲剧的观念，这也就是心理谓语。”

用下面的例子就能更加清楚地说明语法和心理主谓语的不一致现象了。我们举个“表掉下来了”的句子作例子。这里“表”是主语，“掉下来了”是谓语。假设这个句子在不同的情境里说了两次，从而用同一个形式表达了两个不同的思想。我注意到了表停了，我问，这是怎么发生的。给我的回答是“表掉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意识里先出现表的观念，这时“表”是心理主语，是所要说的东西。第二个产生的观念是它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在这一情况下是心理谓语，是说明有关主语的东西。在这个例子中句子的语法和心理切分是一致的，但它也可能是不一致的。

我坐在桌子旁工作，听到一物品掉下来的声音，我就问，什么掉下来了。回答我的是同一句话“表掉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意识里先出现掉下来了的观念。“掉下来了”是句中要说的事，也就是心理主语。关于这个主语所说的事，是在意识里产生的第二个观念，即“表”，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观念也就是心理谓语。实际上这个思想可以这样表达：掉下来的东西是表。在这种情况下心理的和语法的谓语就一致了，但在我们的例子里它们是不一致的。分析表明，在复杂句里句子的任何成分有可能成为心理谓语。在这种情况下它带有逻辑重音，这个逻辑重音的语义功能恰恰就是突出心理谓语。格尔曼·保罗说：“语法范畴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范畴的僵化，因此它需要以显示其语义结构的逻辑重音来使它获取新生气。”保罗表明了在同一个语法结构的后面可能隐藏着非常多种多样的内心意见。言语的语法结构和心理结构相一致现象可能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多见。它更可能仅仅是我们的假设而已，事实上极少，甚至永远不会见到。在语音里、词法里、词汇学里、语义学里，甚至在韵律学、诗韵学里，在语法或者形式范畴的后面到处都隐藏着心理范畴。如果在一种情况下它们似乎相互覆盖，那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却又各分东西了。不仅可以说形成的心理成分和意义，说心理主语和谓语，同样地也可以说心理数、性、格、代名词、成分、最高级、将来时，等等。与主语、谓语和性的语法和形式概念存在的同时不得不允许也存在它们的心理等同体或者心理原型。从语言角度看是错误的东西，如果这东西来自于自然本性，就可能具有艺术价值。

我不爱没有语法错误的

俄罗斯语言，(https://www.daowen.com)

就像不爱没有微笑的

绯红的口唇一样。

这是普希金的诗文，它具有比人们一般所想象的更深刻的意义。完全消除有利于一般的，无疑也是正确的表达的不一致现象，只能在语言和它的熟巧之外，也就是只能在数学里达到。第一位在数学里发现产生于言语思维却又克服了它的人似乎是笛卡儿。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们通常说的语言由于其语法性质和心理性质所固有的动摇不定和不一致，处于数学的和虚构的和谐协调的理想之间的灵活多变的平衡状态之中，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这种运动我们称之为进化。

如果我们举出的这些例子是为了表明言语的形式和意义的不一致性，那同时这些例子也能表明，词语的这种不一致性不但不排除二者的统一，而且，相反地必须具备这种统一。因为这种不一致性不但不妨碍思想在词语中的实现，而且是实现思想向词语的运动的必要条件。为了阐明这两个言语层次之间的内部依从关系，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形式结构和语法结构的变化，如何导致言语的全部意义发生最深刻的变化。寓言家克雷洛夫在寓言《蜻蜓和蚂蚁》里用蜻蜓代替了拉封丹的蜗蜗。而且给了它一个不恰当的修饰语“好跳跃的人”。法语的蜗蜗是阴性词，因此完全适合于体现女性的轻浮和无忧无虑的心态。但是在“蜗蜗与蚂蚁”这一俄语译文里，反映轻佻的意义色彩必然消失。因此克雷洛夫的语法性别就占了现实主义的上风，——蜗蜗变成了蜻蜓，从而保留了蜗蜗的一切特征（唱唱、跳跳），虽然蜻蜓既不会跳，也不会唱。真实地转达全部意义必然要求保留寓言女主角的阴性语法范畴。

海涅诗《松树与棕榈》的译文中却产生了相反的情景。德语里松树为阳性名词，因此全部故事便获得了象征男性对女性爱情的意义。为了保持德文这个意义色彩，狄切夫用雪松代替松树——雪松孤独地挺立。

莱蒙托夫作了精确的翻译，使诗文失去了原来的这一意义色彩，从而给诗文带来了实质上不同的意义——更为抽象和概括的意义。由此可见，一个似乎是语法细节的变化在相应的条件下能导致语言的全部意义方面的改变。

如果试图对我们从两个言语层次分析研究中获悉的东西作个总结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层次的不一致性，词语背后存在第二个，也就是内部言语层次的事实，词语意义的句法、思想语法的独立性使我们能在最简单的话语中看到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成不变的和永恒的言语的音和义之间的关系，而是从意义语法到词语句法的运动和转变，是思想语法向词语语法的转变，也是意义结构体现在其词语中时的变态。

如果言语的形态和意义层次不相符合，那么很明显，言语表达也不能立即充分发生，因为语意句法和词语句法并不是同时地和共同地产生的，而是设想为由一者转向另一者的转变和运动。但是这个由意义转变到声音的复杂过程是发展的、形成完善言语思维的主要线路之一。将言语切分为语义和语言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一开始就完成的，而是在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儿童应该区别言语的两个层次，理解它们的差异，理解它们中每一个的本质，在理解语言的真实过程中使所设想的逐步下降的运动成为可能。最初我们发现的是儿童对词语形式和意义不理解，也不能区分二者。儿童感受词语及其语音结构是作为一个物体的部分，或者作为这个物体的一个与其他特性不可分开的特性。看来，这是任何原始的语言意识所固有的现象。

洪堡引用了一则笑话：一个普通人听了两位天文学大学生谈论星辰时问道：“我懂得人们借助种种仪器能测量出地球与最遥远的星辰之间的距离，确定星辰位置和运行。但是我想知道，人们是怎么知道这些星辰的名称的？”他设想，星辰的名称只能从它们自己那里获得。对儿童进行的简单实验表明，儿童早在学龄前就使用物体的特性来解释物体的名称：“奶牛称为‘奶牛’是因为它有角，牛犊称为‘牛犊’是因为它的角还小，‘马’是因为没有角，‘狗’也是因为没有角，而且它很小，‘汽车’是它根本就不是动物。”

如果你问孩子们，能否将一个物体的名称用来称谓另一个物体，比如说将奶牛叫做墨水，或将墨水叫做奶牛，他们会回答你，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墨水是用来写字的，而奶牛是产牛奶的。名称的转换似乎也意味着将一个物体的特性转移到另一个物体身上，可见物体的名称和它的属性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和牢固。从实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儿童将一个物体的名称转移到另一个物体身上是多么困难，在这些实验中根据指令用非真实名字确定假定名称。在实验中作“奶牛—狗”和“窗—墨水”的名称替代。实验者问儿童：“如果狗有角，狗能产奶吗？”——“能。”“奶牛有角吗？”——“有。”“奶牛是狗，而狗有角吗？”——“当然，既然狗是奶牛，既然这样称为奶牛，那么一定应该有角。既然称为奶牛，那就一定应该有角。称为奶牛的狗，一定应当有短小的角。”

我们从这一例子中看到将物体的名称和它的特性相分离，对儿童来说是多么困难，物体的特性在名称改变时会像财物跟随主人一样跟随它们的名称。有关门窗和墨水的问题在名称改变时我们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开始时很难作出正确的回答，但当问到墨水是否透明的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是“不透明”。“但墨水是窗，窗是墨水”，“意思就是说，墨水必竟是墨水，是不透明的。”

我们只是用这个例子说明一个原理：词的声音和听觉方面对儿童来说是直接统一的，是无差别和不被认识的，儿童言语发展的主要路线之一恰恰就是这个统一开始分化和被认识。这样，在发展的开始阶段产生了两个言语层次的融合和它们的逐渐分离，因此它们的距离是随着年龄而增长的，在词语意义及其可认识性的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却相应地有自己的言语的语义和形式层次的特有的关系和由义到音的特有的转变道路。两个言语层次区分不够明确的现象，是与儿童在幼年时表达和理解思想的潜力方面的局限性相联系的。如果我们注意到在我们研究的开始阶段有关意义的交际功能所说的话，那将很清楚，儿童借助言语进行的交往是与言语中词语意义的分化和理解直接相关联的。

为了弄清楚这一思想我们应该对词义结构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说几句话，其实我们在分析我们的研究结果时就已经提到了这个特点。我们曾在词的语义结构中区分了它的指物性和它的意义，并曾努力说明二者是不一致的。从机能方面这使我们能区分词语的指示功能、称名功能和意义功能。如果我们将这些发展的开始、中间和终结阶段的结构和功能关系进行对比，那么我们能确证存在以下发生规律。在发展初期词的结构中只存在词的指物性，功能中只有指示和称名功能。不依赖于指物性的意义，不依赖于物体的指示和称名的意义，只有在稍后才产生和发展，它们的发展途径我们在上面就试图研究和描述。

然而词语的这一结构和功能特性的产生，在儿童身上一开始就与成年人不同，偏向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方面，词语的指物性在儿童身上表现得比成年人更为明显和强烈：对儿童来说词代表物品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性，它比成年人的词与物品的联系要紧密许多倍。所以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儿童词语中指物性的比重要大得多。从另一方面看，也正是由于儿童的词语与物品的联系比我们的词语要紧密，而且是代表物品的一个部分，它就比成年人的词语更易于和物品脱离关系，在思想里代替物品，独立地存在。这样，词语的指物性和意义二者的区分不够充分的现象导致了儿童词语比成年人的词语同时既更接近于现实实际，又更远离现实实际。因此儿童最初是不区分词语的意义和物品的，也不区分词语的意义和语音形式。在发展的进程中这一区分是随着概括的发展程度而产生的，在发展终结时，在我们遇到真正的概念的地方，才会产生我们上面所谈到的那些复杂的、言语切分后的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

这种随着年龄而增长的两个言语层次的区分是与另一条道路的发展相伴发生的。这条道路就是由思想在从意义结构变成词语结构时经历的。思想给句子中的一个词盖上逻辑重音的印记，以此突出了心理谓语，而没有这个心理谓语任何句子便难以理解。说话要求从内部层次转向外部层次，而理解则要求相反的运动：从言语的外部层次到内部层次。